从魏齐王芳嘉平（249年始）年间到晋武帝太康年间，是司马氏的强权时代。魏末，司马氏在排除异己、倾移大政的同时，也致力于清除异端思想和异端人格，试图恢复礼教一统的局面。司马氏表面崇儒，实质上却运用权谋术数，刘勰评曰“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文心雕龙·时序》）。司马氏驭政的法宝是道家的克柔之术和法家的“硬”、“狠”手段，自然真儒教并没有恢复。外儒内道，或者外儒内法为这一时期的主导人格模式。就道而言，也只取其柔克、机变的“内家功”；就“法”而言，不是取其法制整齐，而是取其权术。要立于那个时代，被司马氏认可，就得穿了礼教的外衣，包藏道、法的机心，魏晋之际的名臣大抵如此。
魏晋之际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的通力作用，铸造了西晋文人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西晋王朝建立后，司马氏集团和曹魏集团的矛盾不复存在，党同伐异的斗争也基本结束。但司马氏政权对士人思想和社会意识的控制确实增强了。通过加官晋爵、兴礼制乐、兴学校、崇教化等措施，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开始全面地向士人群体渗透，思想和学术也由多元趋向单一。西晋前期，统治集团比较重视寒素儒学之士，后者也希望能依靠司马氏政权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他们最能思想一致。儒学和出身清素，是朝廷选拔任用寒素文士的主要依据，寒素文士也以此自别于玄学名士和士族士人。
魏晋之际，豪门子弟多以玄虚相尚、浮华交游，生活上更趋贪婪奢侈。晋初统治者有意整顿浮华，提倡清廉。例如，傅玄在晋武即位初上疏，说“天下无复清议”是浮靡流行、风气日下的原因，因而应“举清远有礼之臣”。(《晋书·傅玄传》)晋武帝同意傅玄的主张，所下诏书，也常从儒行、清素、博学、思心通远这几方面评价臣下。“思心通远”是晋人提倡的研精探微，对天道、人事能作深入的乃至形而上的思考，是受“易”“老”思想影响的结果。可见，统治者推崇的这种人格模式是结合了儒玄两方面的因素的。《晋书》各传对西晋人物的评议也大致与此类似，能够反映西晋初所崇尚的人格模式。如评郑袤“性清正”(《晋书·郑袤传》)；华表家世以清著誉，表父华歆“清德高行”，表“清贞履静”，表子廙“栖迟家巷垂十载，教诲子孙，讲诵经典”，廙子混“清贞简正”，第三子恒“博学以清素著称”。（《晋书·华表传》）华氏以“清”传家，似乎成了他们区别于其他世家大族的一种资本。
又如，郑冲“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和百家之言。有资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晋书·郑冲传》），可以明显看到儒与玄、礼教与自然的结合。这些都是将儒道的因素调和在一起的人格，迎合了统治者对人才的要求。这种形式的“虚伪”由整个社会和政治的情势决定，并不一定是个人人格的低劣所致，对西晋文学带来了普遍影响。和统治阶层的贪婪、奢侈、道德堕落、行为放荡相比，这种儒玄结合的人格还是较为正面的。当然，一般流于表面，身体力行的不多。这种人格模式，反映君权和道统的意识，强调教化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性与创造力，以及批判精神。在此种人格主导下，西晋诗文重新趋向雅致，因袭前人，柔弱少力。
跟嵇康、阮籍是同辈人的傅玄，是晋诗的开创者，他比同时代的儒者要渊博得多，对音乐和文学的渊源流变及风格体制研究较深，诗歌成就也超过侪辈，体现出正统儒者的人格。但即使是儒者傅氏，也受到了玄风影响。《傅子》中云：“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傅氏认为，“拘”、“放”都不是儒与道之本，儒与道另有真义。傅氏的看法与实行目标，好像是遵儒而不拘、循道而不放，正是儒玄结合的意图。《傅子》佚文云：“经之以道德，纬之以仁义，织之以礼法。既成而后用之。”“仁义”是儒家的本旨，重在后天养成、教化所得，仁义而出于天性，则近于道德。原始儒家只讲“仁义”，不大讲“道德”，至少不以道德为仁义之首。只有老子才强调道德，傅玄的这种排列方式应是受道家影响，而道家否定仁义、礼法，傅玄则肯定它们，本质上还是儒家。
张华则儒玄兼综，他以儒立身，可常耽玩玄理。他是功名之士又位极人臣，处世方面似乎常以道家之言为诫，年轻时作《鹪鹩赋》，以渺小的鹪鹩比喻自己：鹪鹩虽小，无荣耀之采，却能远害全身。“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张华的诗常常表现出道家静退的思想。如《赠挚仲洽诗》曰：“君子有逸志，栖迟于一丘。仰荫高林茂，俯临渌水流。恬淡养玄虚，沉精研圣猷。”“玄虚”是道家之义，“圣猷”是儒家的经典奥义，集两者为一体，可以看出西晋文人的企慕风尚。张华还有诗句云：“乘马佚于野，泽雉苦于樊。役心以婴物，岂云我自然。”“役心以婴物”正是张华等人的行为和处境，但他们却要此外去追求“自然”，那么此种“自然”想必应是文采风流的雅尚，这是西晋文人柔顺文明的人格表现。
儒玄结合的人格模式在玄学方面，主要以“易”“老”思想为主，尤其以谦、柔、损等义为核心。魏晋之际，政治多变，要想终生无患地立于不败之地，实在很难。体会到祸福无门、荣辱无常的文士，为寻求心灵慰藉，纷纷从事《易》《老》研究，试图寻找盛衰变化和立身处世的奥秘，《易》《老》思想就此渗透入普遍的社会心理中。就是司马懿这样的权臣，也常以道家的谦损之义教育子弟。《晋书》卷一《宣帝纪》就记载：“帝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以太常常林乡邑旧齿，见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又例如，钟会在《母夫人张氏传》中也说母夫人张氏常以《易经》谦损之义教导自己：“特好《易》《老子》。每读《易》孔子说‘鸣鹤在阴’、‘劳谦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户庭’之义，每使会反复读之。曰：‘《易》三百余爻，仲尼特说此者，以谦恭慎密，枢机之发，行已至要，荣身所由故也。顺斯术以往，足为君子矣。’正始八年，会为尚书郎，夫人执会手而诲之曰：‘汝弱冠见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则损在其中矣。勉思其戒！’”
魏晋时期盛行易老学，正始玄学是其中一种，正始玄学家们常说谦柔损益之义，虽然这些并非正始玄学的基本内涵，但西晋政学人物对易老的认识却主要在这方面，因此养成柔顺的人格。
虽说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以西晋文士最著，但其端倪在邺下文人群中就露出来了。邺下文士与曹魏政权之间有矛盾，但主要还是一种依附关系。邺下文士或是汉末的名士，或是汉末名士的传人，他们在人格行为上多摧刚为柔，由激烈走向温婉，采取了与执政者主动合作的态度。邺下诸子多是文学侍从，以学业优博和善于诗赋文章显扬于世，获知于曹氏，这自然刺激了他们好尚文藻的心理，甚至耽玩文藻以及行为风流雅尚以逃避某些现实矛盾的被动意识。邺下文士中徐干、王粲都具有柔顺文明儒玄结合的特点，只是不及晋人那样突出。王粲儒雅博文，立身处世却受到道家的影响。王粲有鉴于汉末儒生以道自高，甚至刚毅狷介，好指讦时弊的问题，一再提出要慎言慎行。徐干《中论》也提倡谦柔虚心的人格，批评汉末清议之风。
这些思想多少反映出易老哲学的作用。当然，邺下文人中，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表现并不突出，曹植和阮籍、嵇康在思想和文学的最高发展期，完全突破了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完成了君子之儒的人格建构，其精神是庄骚的继承发展，而非易老。魏晋时代，庄骚与易老分途。尽管当时将《庄子》《易经》《老子》并称“三玄”，但三家之义差别甚大，对人格行为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不同。易，本来就属于儒家的范围，与魏晋时期的正统观念和统治意识没有矛盾，相反成为当时统治意识和政治秩序赖以维持的思想基础之一。《易经》思想正是柔顺文明人格的思想渊源。这种思想引发出来的文学，是一种古典主义的文学，而老子思想则可融入易学之中，不会有大的违碍。庄骚引发出的开放性人格，产生浪漫主义的文学。
西晋文士主要受易老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追求高华，追求超脱于现实，但寒素文士的身份决定他们不能不考虑现实利害，尤其是在政治那样多变的时代。他们常常研究谦损柔顺等易老人生哲学以及天道变化、阴阳盛衰的范畴，希望由天道的四时推移来观照人生的盛衰之变，以得到指导人生行为的参考。晋诗晋赋中多天道运行、四时推移、草木盛衰、阴阳变化的内容，就是这个原因。《老子》和《周易》，常以玄远的方式分析种种利害关系，向人们提供处世任事的参照，能引发起人们研精探微的兴趣。西晋诗人常表述这种研精探微的活动，如张华有“大猷玄漠，将抽厥绪”，“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励志诗》），“恬淡养玄虚，沉精研圣猷”（《赠挚仲洽诗》），陆机有“太素卜令宅，希微起奥基”，“物情竞纷纭，至理宜自贯。达观傥不融，居然见真赝”，张载“虑该道机，思穷妙神”(《赠司隶傅咸》)，陆云“玄猷渊默。沉机响骇，幽神广觌”（《赠顾骠骑》）等等。西晋诗人说的“精微”就是天道与人事的“奥理”，可见“玄远之思”包含有很多对现实利害的考虑。
王弼注《老子》多阐发无为之旨，其玄学在西晋很流行，他注《周易》则多阐发柔顺谦损之义，对西晋文人影响很大。《易传》的主要倾向是强调柔顺文明，偶尔才说到刚健文明之义。王弼注《易》，更强调柔顺文明，遇有此义的地方总是尽量发挥，对表述刚健、刚强之义的地方常常置之不顾。《易经》的传文及王弼注文中柔顺文明二者并提之处颇多。传文如明夷卦的《彖》云“内文明而外柔顺”。王注如未济卦六五爻“君子之光”这一爻辞注云：“夫以柔顺文明之质，居于尊位，付与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刚以柔，斯诚君子之光。”未济卦的卦体，为坎下离上，坎为水，离为火。离又象征着“文”，凡是由“离”出现卦体，都有可能发挥出文和文明的概念。未济六五是阴爻，其体又属“离”，所以说有“柔顺文明”之质。“六五”爻最能反映未济卦的基本精神，它在卦体中处于尊位，有柔顺文明之质，有可以使用的才能，但不居于有用的地位，而是以无为自居，即所谓“使武以文”，“御刚以柔”。其表现虽为消极，但内在精神却是积极的，这也就是玄学家以无为济有为的原则，是未济卦的真精神。造成这种效果，这一卦所具有的柔顺文明特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易传》和王弼易注的柔顺文明思想，反映了传注者的人格理想和审美情趣，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西晋文人熟谙易学，很容易从《易经》中吸取上述思想，影响自己的人格行为和审美情趣。傅咸《周易诗》云“卑以自牧，谦而有光。进德修业，既有典常。晖光日新，照于四方”，其中反映出对《周易》基本精神的理解，在西晋文士中很有代表性。西晋文士或依附于司马氏朝廷，或依附于权贵和藩王，总体上缺乏贞刚坚毅、自由豪迈的人格。作为依附者的文人，主要是向一小部分乃至个别人表现自己，主要任务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所以，他们非但不能用文学来表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尖锐的社会矛盾，就是表现内心强烈的感情和意志也是很难得的。即使要表现某些个人性的东西，也要折中、温婉。这样的文学，势必趋向于形式化，外表典雅、高华，内里却缺乏激情和力量，成为古典主义式的一种自我表现。
西晋文士在人格行为和文学创作上的上述倾向，正是他们接受《易经》柔顺文明思想的内在依据。有了一种在《易经》和《老子》思想启发下建立起来的人格模式，那种因现实的利害关系的作用而产生的柔顺文明的倾向，就能超越具体的现实关系和场景，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特征。这样，即使没有依附经历的文人也要受它的制约。同时，这种人格模式也取得文化的价值、美学的价值，反映了一代文士对文化的诚意和对美的追求。
晋人追求的文，除了文藻之外，还包括一个人的容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