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众寡、先后、强弱、主客、攻守和劳逸，古时兵法教你把握诸多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抢占先机。
在兵法中，“形”与“势”是对立统一的两个范畴。“形”，本指外形、形态，引申为外在的表象，是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的外部形态。“势”，本指势力、趋势，引申为内在的力量，支撑着形、驱动着形、制约着形，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在理据、特质和支配动因。对举言之，“形”与“势”分别指代战术的表层和深层、外形与本质两个侧面。合而言之，形、势两个要素互为条件，互为根基，不仅能够互动，而且可以相互转化。
一、兵形：虚实、众寡、先后与强弱
《孙子兵法》设有《军形》一篇，用了大段的篇幅讲“形”的重要性，但并未具体分析什么是“形”。书中是这么说的：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孙武从辩证的角度对“兵胜贵形”进行了描述，认为善战的军队，绝不是只会用蛮力去夺、去抢、去攻城略地，而是在开战之前，便对军队所能展现出来的基本情形，有了清晰的预判和细致的估算，不必施加拙力，却能妙算取胜，指哪打哪。那些战败的军队，大多是仓促应战，将帅在没有规划、没有想法时就上阵，一边打、一边再观望，打哪指哪。结果要么被敌方打个措手不及，要么就是勉强维持个平手，最多也是惨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而，高明的作战指挥者会因情措法，随地变化，战胜于无形，这就是兵形的奥妙。
何为兵形？
李荃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是一本内容丰富、带有综合性质的兵书。其卷二也有《兵形篇》，对“兵形”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在他看来：
夫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
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兵法里叫作“形”与“势”，在哲学里叫作“形”与“神”，“神”与“势”都是站在“形”的相对面，体现的是事物的本质，决定“形”的基本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内在力量。兵形由势驱动，可以灵活变通；形由神左右，方可千变万化。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门道就是势，热闹就是形。这就像阅兵式，一般的人看的是军装漂亮、武器繁多；行家看的则是军队内蕴的精气神，以及武器更新换代的程度。或者说，物资供应，如锣鼓、旗帜、武器、铠甲、行列、阵法等，都是外在展现出来的形，看得见、摸得着。而潜藏于“形”之内的，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力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变化和转换，这才是“神”，如将帅权谋、作战预案、组织模式、变化方式等。
表面上看，千军万马的战场杀伐，是夺取作战胜利的主要原因；从深层次看，出奇设伏、运筹帷幄，才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关键要素。前者是“形”，后者是“神”。形简略而神精细，形主外而神主内，形是神的表现形式，神是形的决定要素。有神无形，纵有万千韬略也无法实践；有形无神，纵有千军万马也没有战斗力。所以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在精而不在多。兵多，说的是形，兵精，说的是神。军队数量再多，若是乌合之众，也只是张空头支票，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常讲：“十年陆军，百年海军。”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军，需要有良好的传统，方能够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不是单靠勇气就能作战，也不是单靠多少舰船就能取胜，更不是单凭技术就能无敌天下。这是因为舰船、武器、技术都是“形”，而作战需要合理组织这些“形”，灵活运用这些“形”，巧妙发挥“形”的功能，将其组合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达到效能最大化。组织、运用、发挥“形”，就需要对“形”有充分了解，完全掌握，熟练运用，这些支配“形”的内在力量即是“神”。
“神”决定“形”，但“神”也不能离开“形”。“形”没有“神”作为支撑和驱动，只是一个恒定的数量，无法展现其功能。而“神”没有“形”作为凭据，就无法实现其变量，只能是个空想。因而，作战时攻城略地所使用的武器系统和作战人员是“形”的展现；而如何攻城略地，如何组织武器系统，如何调配人员编制，则是“神”的使用。
“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作战时，己方御敌，能让敌方看到的，只能是“形”；为何要变，如何在变，这些蕴含在“形”中的动量和变量，是支配“形”的内在要素，是“神”。用兵最高明的境界，是“形兵之极，至于无形”，看似有形，实则无形，不形而有形，有形而不形。有形，是展露给敌方的有意安排；无形，是潜藏于表层之下的灵活变动。不形，就是让敌方根本看不出下一步出什么招，更无法琢磨出己方最终意图之所在，达到“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的境地，方是上策。《孙子兵法·军形》中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藏和动都是“形”的变化，作战既要能示形，又要能隐形，还要能遁形，这全赖“神”的支配。
“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形”的变动，全赖于“神”；而“神”的变动，全出于敌。“神”，对己方来说，是对“形”的支配；对敌方来说，是对敌情的深入了解，对敌形做出准确判断，能够预判敌方的战略意图、战役布置和战术安排，随机应变，综合调配己方的部队配置、武器系统、作战方向，见招拆招，化敌于变化之间，战胜于预谋之中。
虚实“形”是部队显露出来的状态，这些状态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实的状态，即原形；另一种是虚假的状态，为故意暴露出来的假象，做样子给对手看，意在“形人而我无形”，误导、迷惑、诱骗对手。因此，我们观察兵形，随时要考虑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对方现在处于什么状态？第二，对方的状态是真还是假？
这就涉及到兵形中一组基本的概念：虚实。《孙子兵法》专门列《虚实》一篇，讨论虚实，他说虚实的意义在于：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能藏得起，出得奇，动得开，收得住。这就需要隐藏自己的作战意图，隐蔽自己的作战方向，迷惑对手，或者给对手造成假象。
一是虚则实之。以虚为实，一般理解为虚张声势，实际是通过假象掩盖自己的薄弱环节，或者想办法充实自己的空虚之处。这主要用于防守，意在使敌不知所攻。
善于防守的军队，会让敌方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进攻。冷兵器时代，一方守城，一方攻城，守城者兵力较弱，必然依靠高大深广的城池；而攻城者往往兵力较强，依靠的是密集火力。城池哪里是薄弱处，哪里是突破口，双方事先都要相互揣测。对守城一方，要利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重点防守。一般来说，攻城是“十则围之”，守城者兵力往往处于劣势，全线防守是不现实的，那就只能制造假象来迷惑对方，把兵力最虚弱的地方巧妙地隐藏起来，让攻城者看着四周的形势都差不多，即使是围困得水泄不通，也无从下手。只要能够坚持住，对峙一段时间，等待后援兵团来到，守城一方就胜利了。
中国历史上的“秘不发丧”，即是虚则实之的策略。秦始皇巡行途中病死，李斯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辒凉车中，并与秦始皇生前的近臣骖乘。所到之处，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则从车中向其奏事。而真相，只有胡亥、赵高等近臣五六人知道。国君已死，然仍要给外人以健在的假象，为的是防止外力乘虚而起，危及天下。
二是实则虚之。即以实为虚，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言“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这里所说的实，不单纯是指实力，而是指精锐部队的出击方向。这一般多用于进攻作战。
善于进攻的部队，会使敌方不知道何方为主攻方向，从而不知要在哪里防守。正是因为进攻准备得有真、有假，敌方要么全面防守，若没有防守重点，便分散了优势兵力，备东则西不足，备南则北不足，疲于应付。楚汉战争时的十面埋伏便是如此。敌方只能推测己方的主攻方向，强化防守方向。这时，己方的战术佯动很容易迷惑对手，择其薄弱处下手，一举突破之。
秘不发丧是虚则实之，而主帅诈死，则是实则虚之，引诱对手出动，好找准机会下手。三国时曹操、孙策、周瑜都会用这一招。
曹操攻打濮阳，身陷重围，幸亏典韦救护，才冲出大火。回到营中，曹操让士兵传言自己已被烧死，军中也挂孝发丧。吕布果然上了当，率军袭击曹营，结果中埋伏大败。
孙策攻打秣陵，被冷箭所伤，中箭落马。回营后让军中传言：孙策中箭身死。并举哀拔营佯退。守城的薜礼本欲坚壁不出，听说孙策已亡，又见举丧拔寨，信以为真，倾城而出。结果被四面伏兵包围，薜礼当场被杀，秣陵城破。
周瑜进攻南郡，攻城时身中毒箭而退。曹兵每天叫骂，周瑜就带病来到阵前，曹仁一见，让众将接着大骂。周瑜动怒，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坠鞍落马。曹仁觉得周瑜凶多吉少，不久便听说周瑜归寨即死，军中发丧。曹仁认为可乘虚而入，立即连夜劫营，发现吴营空无一人，吴兵却从四面掩杀过来，曹仁大败。原来周瑜也是诈死。
诈死，就是给对手造成假象，结果中了埋伏。看来战争真是高智商者的游戏，恨不能把假象进行到底。
三是实则实之。就是以实为实，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是双方进行战略决战，二是势均力敌地进行遭遇战。战略决战决定生死存亡，是不留家底地硬碰硬。遭遇战往往缺少预案，没有机会示形，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两种仗只有一种打法：针尖对麦芒，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习惯上也称为绞杀战。
实则实之，是凭实力说话。关羽打仗，靠万夫不当之勇，从来都是严兵备实。水淹七军便是经典的例子。
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安排，刘备夺了益州，关羽准备从荆州北伐。
他的战术意图，一是夺取荆州北部曹魏占据的襄阳、樊城，作为北上宛、洛的战术支点。二是围歼襄、樊守军，削弱曹魏在南屯的主力。战术布置是：第一，邀请汉水上游的刘封、孟达，派兵西北面进军，夹击樊城。第二，安排小股部队北上，佯攻许昌。第三，设置四道防线，防备东吴突袭。第四，选择秋雨时节北伐，可利用蜀军水师直抵樊城、襄阳。这是完全占据优势的备战。
双方交战，关羽亲率大军围樊城，曹操派满宠、于禁援救。不料，八月暴雨倾盆，汉水上涨，庞德的军队被水淹没，关羽乘船攻击，于禁战败投降，庞德被杀。关羽消灭援军，猛攻樊城，围困襄阳。
与此同时，关羽所派游军北攻郏县，直逼曹魏都城许昌。曹操急派徐晃援助樊城。关羽又派军屯偃城，阻击援军。曹操则派徐商、吕建支援徐晃，也不能抵挡关羽之势。曹操只好亲自逼近郏县，保护许都。他又派殷署、朱盖等十二军助阵，并命令张辽、裴潜、吕贡等率各路大军援助曹仁。有一段时间，曹操眼看抵抗不住，本欲迁都，后听从了司马懿的建议，联络孙权，让其背后夹攻关羽，才逼得关羽退军罢手。
这场大战，曹操先后派数十员大将直接参战，关羽与其对抗，靠的正是实力。实战双方的主力、战法和武器都没有秘密可言时，那就进行战略决战。此时的虚实转化空间最小，拼的是勇气、士气和战争的持续能力。二战时欧洲的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北非的阿拉曼战役、突尼斯战役；亚洲的中日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均是战略决战，双方投入精兵强将，多方向、多层次地展开彻底较量。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中，虚的空间有限，只能是实对实。
四是虚则虚之。虚则实之，是虚张声势，本来没有，偏偏伪装成有，如两军交战，多树旗帜，造成战将如云、兵强马壮的假象。虚则虚之，则是我明摆着虚，还给对手看，但对手摸不清虚实，反倒心生疑窦，不敢轻易进攻。
诸葛亮当年驻军阳平道，魏延和其他将领向东进军，诸葛亮仅留一万余人随自己驻守城池。不料，魏军主帅司马懿率领二十万军队，没有与魏延率领的蜀国大军遭遇，反而直进阳平道。
哨兵报告司马懿，城中兵少力弱，是攻城的好机会。诸葛亮一看，魏军即将兵临城下，魏延率军解围已经来不及。城中皆是文官、老弱，自然难以抵御司马懿大军。诸葛亮便命令城中军士偃旗息鼓，不得妄动，大开城门。司马懿赶到城下，看到的是出奇的安宁，一片祥和之象。要是许褚、于禁，早就攻进去了。司马懿生性多疑，素知诸葛亮谨慎，眼前的示之以弱，必定是城中设有伏兵，万一中了埋伏，岂不全军覆没？于是下令撤军。等司马懿得知诸葛亮用的是空城计，刚要回兵，魏延大军已经与诸葛亮合兵一处，错失良机。
虚战，一是要想办法迷惑对手，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为自己赢得时间，获得战术休整。二是正视自己的力量不足，集中有限的力量寻机作战，机动灵活地找到对方的薄弱环节，打蛇打七寸；或者使用一支分队进行佯动或者佯攻，虚晃一枪，试探敌方实力，分散敌军兵力，有意避开敌方锋芒，杀个回马枪。如此反反复复、虚虚实实试探几次，就会让敌军露出马脚，掌握了敌军作战规律，待时机一到，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相机作战，一举取胜。
虚则虚之，实则实之，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是虚实关系的灵活运用。其中的变化，正是要“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隐真示假，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让敌方应接不暇，使看似简单的两个要素，应形于无穷。
众寡
“众”为人多，“寡”为人少，“众寡”这个概念，表面看是兵力多少的问题，深层看是兵力分配的问题。
从战备上来讲，总的兵力多少是相对的，参战兵力的多少是绝对的；从作战上来讲，兵力多少只是条件，能否在作战方向上形成绝对的优势则是根本。所以说，众寡不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兵力使用的概念，即《孙子兵法》说的“我专而敌分”，在于“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己方在特定时段聚拢兵力，形成瞬间优势，或突破，或围歼，给予敌方打击。所以，兵法中常把众寡、分合放在一起讨论。
那么，是不是兵多就必然取胜呢？不一定。寡有寡的战法，众有众的战法。寡战法主要是游击作战或突袭作战。古代兵书《握奇经·八阵总述》这样描写游击战术：
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羸挠盛，结阵趋地，断绕四径。后贤审之，势无常定。
游击战的优势在于灵活机动，易于隐蔽，指挥靠前，便于调动。船小好掉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游击战的战术原则。
敌众我寡，要想取得胜利，一是要在暗处，藏得住，方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二是要能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等外部条件。如抗日战争时，台儿庄战役孙桐萱部夜袭大汶口日军机场，八路军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机场。三是要善于组织精兵强将，进退有据，来去自如。唐裴度平淮西的战役，全仗李愬雪夜入蔡州，擒获吴元济之功。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军已连续四年对淮西军用兵，不见成效，李愬抵达唐州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将。他一方面抚慰将士，以稳定军心，安置百姓；另一方面向屡败唐军的淮西军示弱，使其麻痹大意，掉以轻心，不加防范。又用降将招降敌兵，丁士良、陈光洽、吴秀琳、李佑等先后归降，使得李愬对蔡州军情极为熟悉，由此拔除了蔡州外围的全部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