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正其赏罚；欲谋取远，先谋不失其迩。
“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想要用兵时，先要思考国内的百姓是否安定，是否能同仇敌忾。殷纣王去平淮夷，没想到周武王在孟津就起兵了。隋炀帝在扬州，督练水师去伐高丽，结果李渊在太原起兵了。只有当百姓与政府同心同德时，军队对外作战，百姓会源源不断供给人力、财力，才能赢得战争胜利。因此，安民与否是预知胜负的第一个判断依据。
“欲谋攻敌，先谋通粮”，凡是采用攻击态势，先要想自己的后方是否有隐患。这里的粮草，指代的是后勤补给。进攻，战线就会拉得很长，后勤供应必须顺畅而安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无论是朝军南下还是志愿军南攻，胜败的关键都在于后勤补给线。后勤补给供应不上，冷兵器时代将士就无体力再行攻击，何况现代战争的弹药、油料供应，以及情报保障和技术支持，若是一旦供给断开，更将寸步难行。
“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想要建立一个防御体系或者说进攻体系，必须先思考地利的问题，有没有地利的优势可资凭借。古代的天险，常常成为战略要地；今日的边界，多依山脉、江河划界，正是习惯上对于地利的重视使然。
“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想要打败敌人，要先清楚自己有没有最高决策层的强力支持，有无同僚的全力配合，有无百姓拥护。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是两个不同的打法，国内战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国际战争是七分军事，三分外交。
“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想要守住城池的时候，要先衡量自己有多少军事储备。古代指的是钱粮、武器装备等，现在指的是战略储备和作战物资保障。就战术来说，储备不仅包括物资供应，还包括军事训练的水平和人员配属的合理性。
“欲谋强兵，先谋正其赏罚”，作战部队必须要有正气，正气固然要靠政治宣传，更重要是奖罚分明。要意识到“奖对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罚错一个人，挫伤一大片”，如果任免干部、表彰优秀，能做到勇者上，弱者下，兵士就能在履行使命时做到英勇善战。
“欲谋取远，先谋不失其迩”，要谋取战略之胜，先要重视战术；想获得未来发展，先要重视眼前。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意识到一个人需从小事做起，从眼前做起，才能不断成就自己。对军队作战而言，一要为将者脚踏实地，谨慎入微地将日常训练做好，万不可纸上谈兵；二要意识到战略的达成，是需要一个一个战术行动来完成的，过程没有瑕疵，结果自然触手可及；三是要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真实情形，不要顾此失彼，也不要好高骛远。补己不足，长己有余，把当下的战术准备好，再去谈战略的达成。
知己知彼的第二点是要预知生死。对个人而言，战争关系到生死伤残。一将功成万骨枯，无论战争胜败，都是无数个体的血肉和生命堆砌起来的，这是士卒之生死；对国家而言，战争关系到胜败存亡，也决定了国家的生死。
《吴子·论将》通过论将的生死，来讨论了军队的胜败问题：如果敌军的将领愚蠢又轻易相信于人，可以用诡诈的计谋诱使他上当；如果敌军的将领贪婪而忽略声名节操，可以用财物来贿赂他；如果敌军的将领冲动而没有谋略，就可以使敌军在我军的袭击骚扰下，疲劳困顿；
如果敌军上层过着富裕骄奢的生活，下层民众生活贫困而心生怨恨，就可以采用离间计来分化他们；
如果敌军将领进退多疑，他的部下无所适从，就可以发挥我军的威势，打草惊蛇，使他们震恐逃窜；
如果敌军的士卒不信任他们的将领，思归厌战，就可以堵住平坦的大道，而让开险阻的道路，诱使他们前来；
如果敌军前行的道路易行，而后退的道路难行，就可以诱使他们前来；如果敌军前进的道路难行，而后退的道路易行，就可以逼近敌军发动猛击；
如果敌军驻扎在低洼的地方，附近没有沟渠通水处，又遇上连绵的阴雨，就可以水淹敌军，使之陷于灭顶之祸中；
如果敌军驻扎在荒芜的沼泽之地，杂草灌木丛生，又时有狂风，就可以用火攻来消灭敌军；
如果敌军长时间驻扎在一地，将士斗志懈怠，军队疏于戒备，就可以实行潜伏偷袭。
要能根据将领的心性和行军布阵情形，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找到最易于打击的环节发动袭击。打仗，虽是军事问题，实则也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社会、一个组织、一个将帅的整体检验。这就决定了，作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强悍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一支部队能否百战百胜的问题，而是由无数细节、无数环节组成的复杂问题。项羽有万夫不当之勇，最后兵败乌江，因其不能用谋；吕布勇冠三军，一生无立足之地，因其贪利好色；刘琨一生东拼西杀，死无葬身之地，因其劳师远征、孤军作战；岳家军骁勇无比，主将死于风波亭，因其有权臣掣肘。
在古代，作战的成败系于将帅的个人素养；在当代，战争的风险更大，作战区域可能跨越千里，作战时间以秒计算，作战目标能精确打击，作战动员要百无一疏。这就要求战术谋划、战术执行要慎之又慎。慎之又慎，一方面要求谋略谨慎，强调的是思考的过程；一方面要求作战谨小慎微，强调的是作战的过程。谨慎用兵的典型是蜀汉的诸葛亮。诸葛亮本人就在给后主刘禅上的《前出师表》中说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明代李贽自题联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因为孔明用兵极少弄险，多疑的司马懿才会认为空城之内必有伏兵，倘若诸葛亮常常冒险，司马懿也就不会撤军。
想要知己知彼必须要做到的第三点是要预知得失。胜负生死是战争结果的直接判断，预知得失是对作战过程的效能分析，作战，固然有成有败，但成也有失，败也有得，要能够预测作战得到了些什么，失去了些什么。现代战争，并非要打个你死我活，有时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如二战时期的德、日等国；有时是为了发展经济，如十九世纪许多强国为了贸易、为了商品输出而抢夺殖民地。
在作战术预案时，必须要清楚，作战的目的是什么？是出于利益，还是道义？这场战争，会得到什么好处？又将失去哪些利益？得失之间，孰重孰轻？
西汉中期，为了彻底消除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决定派卫青、霍去病统兵远袭漠北匈奴残余，为此朝廷内部意见不一。反对的理由是，此时西汉已经取得了反击匈奴的数次胜利，漠北匈奴不能对汉朝造成直接威胁，加之距离遥远，若发动远途奔袭，成本巨大，国内经济受到牵制，得不偿失。但汉武帝却力排众议，毅然决定进军。经过近两年的准备后，向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势力发动进攻。经过这次决战，危害百余年的匈奴不再振作，终西汉一朝，再无力南犯。
预知得失，要尽量多谋，要能够考虑到不同的情况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制定出多套预案。既要有打胜仗的预案，也要有打平手的预案，更要有打败仗的预案。
唐武后初年，徐敬业在江都起兵，以匡扶皇家为号召，向魏思温询问如何夺取天下。魏思温认为，既然志向在匡复李唐，就要兵贵神速，立刻渡过淮北，直逼洛阳。天下知道我军在恢复李唐，一定会以死相助。徐敬业本想要执行魏思温的计谋，薛璋却说：金陵自古有王气，应早早建立王号，以长江作为屏障，先要自固。还是先攻常州和润州，建立霸业，再率兵北上，有了后退的根据地，进军就无往而不利。徐敬业便听从了薛璋的建议，亲自率兵四千，攻打润州。
魏思温私下里对杜求仁说，兵势不可分割。今不举全兵渡过淮江，却率领李唐士族攻取润州，一定不会成事；自行称王，非为天下，实出于自己的野心，李唐旧吏和百姓皆不响应，自然失败。
预测胜负，都不会孤立地执行一计，一定会系统谋划，多角度做出预案，进行反向逆推，并在执行中能够做出偏差修正，维护战术行动朝着预想的方向进行。
三才辩证
古代兵法的“三才”指的是“天、地、人”。《孟子·公孙丑下》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古人看来，只有能处理好“三才”的关系，才能保证作战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
天时，大而言之，指的是战略环境、战略机遇、战略背景；小而言之，指的是战场上风云际会、时令气候的变化。地利，大而言之，指的是地缘政治、国际形势；小而言之，指的是战场上的地理环境。人和，大而言之，指的是民心向背；小而言之，是指三军用命，同心同德。
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否适用于任何作战条件呢？不一定。这句话只适用于天下大乱时，也就是说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诸侯混战，列国争霸，天下交相为利时，这句话最实用。天下大乱时，小城邑，小诸侯，占了天时的敌人围攻而不能够取胜，小国寡民凭借地利取胜。有雄兵利甲，高沟深垒，若国内、城内百姓不支持，最终也会内部混乱。这种情形，人和远胜于地利，地利远胜于天时。
从靖定天下的角度来说，百姓拥护是最重要的战略要素和战术支撑。孟子说，限制人民不能依靠边疆的界限，稳固国家不必以山川溪流为险要，威慑天下不一定需要兵器铠甲。只要合乎道义，天下就会响应，得到了最坚强的支撑，天下自然能够统一。
那么，安定的天下为何会突然大乱呢？一是瘟疫，二是灾荒。瘟疫会因其区域性的惊恐，流言随即四起，百姓出于自保，求神问卜，民间巫术便会滋生，久而久之力量坐大，会被有野心的人利用。灾荒会造成流民，流民散而为盗，聚而为寇，若有强者加以组织，解决他们的衣食冷暖，给他们以生存的希望，便会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历朝历代起义者、造反者不绝如缕，朝代盛时，皆未能成气候，一在于朝廷控制力强，流民不易动摇根本；二在于朝廷能够赈济，百姓不至于无助。而朝代末期，一声号呼，天下相应，内因是朝廷的腐朽无能，官员的巧取豪夺，但深层的原因，往往在于饥荒灾害。
汉、元毁于灾瘟，唐、明毁于流民。由乱转治时，百姓渴望安定，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下由治转乱，贤者在野，庸者在位，有志气者欲拯救国难危政，有野心者唯恐天下不乱，此时能乱人和者，唯有天时。一旦灾荒连绵，庸官不能赈救，贪官乘机发财，则天下动荡，政权必然风雨飘摇。
中国农民起义所倡导的口号，恰恰是对治世未能实现的理想社会的期盼。如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喊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提出的“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起义，也是“闯王来了不纳粮”；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国家稳定时期，小国要备战，大国要备荒。小国易被欺凌，内修精兵为其实，外睦邻国用其智，则大国敬重，小国礼让。大国乱自内作，或乱于内政，如西汉七王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皇权之争，乱乎上而已，不足以动摇根本；或乱于灾荒，这时田禾不收，政府要赈济，自然财政亏空，入不敷出。若政府不加救助，则百姓流离，社会动荡，乱的是国家根本。因而天下大定时，大国政权首要的任务是备荒、备灾，也就是备天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