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军队只有肃穆庄严，才能气势如虹。治军，与其治其外，不如治其内，内庄重则外凛然；与其治其兵，不如治其将，将庄重而兵容肃。如果将帅吃喝玩乐，即便部属旗帜鲜明、衣甲光鲜，也不能形成真刀实枪的战斗力，只能是锦绣满身的仪仗队。
军事活动取得胜利的关键，究竟在哪里？有人会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辎重是作战较量的关键。物质条件如果无法保障，军事活动就无法进行。有人会认为，军事活动是政治外交的延续。因为很多军事活动，本身就是政治外交的最终解决方式，既辅助了政治外交，也需要政治外交的辅助。可以说，政治外交上的努力，不仅会对军事活动起到促进或延缓作用，甚至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也有人会认为，作战较量的是将帅的战术和士兵的气力，披坚执锐、驰骋疆场、排兵布阵、奋勇杀敌，这些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其实，军事活动的最终胜利，表面上看取决于战场上的角逐，实际上，完全是一军一国综合实力的较量。即某方在战略层面不断累积优势，技高一筹，不用动手，便可威慑对方，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最终控制局面。
这种根本上的较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兵书《尉缭子》称之为“兵胜于朝廷”：
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尉缭子·兵谈》）通过综合国力的提高，消解对方进攻意图，不用战场较量，而获得最终的和平。
这种不用战争而抑制战争的高明做法，《孙子兵法》中称之为“庙算”。其《始计》就讲：在战争开始前，将帅要对敌我双方的优劣利弊进行比较分析，来预计此战能否取胜。如果己方能够取胜的条件多，就可以与对方交战。相反，如果战争还没开始，就已经预计到战争不能取胜，则不与对方交战。能够取胜的条件多，就会胜利；能取胜的条件少，就会失败，所以说，我们坚决不打无准备之仗。
在战前对敌我双方力量作综合分析，以此决定作战与否，并制定总体的作战策略，我们今天称为“战略管理”。战略上获得主动，是军事活动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也是国家备战的关键。
一、国之强，决胜千里之外
《尉缭子·兵谈》强调国家富庶而国力强盛，人民众多并能自觉遵守法令，以此作为威慑天下、抵御外患的基础，国家就会安定。这种将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作为备战的前提，我们可以称为“固国为本”。即努力发展、壮大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国家长远发展、抵御外辱的基础，也是国家战略上的取胜之道，要比依靠将领、军阵杀敌取胜高明得多，稳固得多，长远得多。
恤民为德。几乎所有朝代都逃脱不了一个怪圈：立国之初行“无为”之政，发展生产；强盛之后逞“有为”之能，穷兵黩武；衰落时期不得不“强为”，横征暴敛；败亡之时则“乱为”，拆东墙补西墙，最终土崩瓦解。这是中国历史的死角。
“恤”的本义是同情、怜悯、救济。“恤民”就是爱护一方百姓，忧虑民众疾苦。国家尊重人民，政府保护百姓，百姓方能为生活在这个国家而自豪，以为国家工作、奋斗为光荣。国之富强，民能享受其富足；民之富强，国能护佑其发展。家国一体，荣辱与共，和平时能社会和谐，临战时能同仇敌忾。
这是中国治道里被顶礼膜拜的固国秘诀，即获得百姓的拥护，就获得强大的资本。如何获得百姓的拥护？那就是“顺民心”。
《史记·管晏列传》记载齐国在管仲治理下，走向繁荣富强。齐国土地狭小，不能丰足；远在海边，交通不便。管仲因地制宜，一改其他国家重农轻商的习惯，大力发展工商业，通过货物流通获得资金；又借助资金储存物资，由此国库充足。财税充盈，政府便富足；经济发展，百姓便富庶；有经费有人头，招兵买马自然不愁。国富与民强相辅相成，齐国很快摆脱了积弱积贫的局面，不仅能够自立，还能够左右天下局势。
为了获得百姓的拥护，管仲修订了齐国的法令条文，采用了“因俗为制”的做法，尽量满足百姓的需求，并做到法律简便易行，不扰民、不严苛。凡是百姓所需求的，就给予帮助；凡是百姓不愿意接受的，就暂不实行。
凡是“顺民心”的改革，自然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政策便容易推广。凡是“逆民心”的改革，无论行政措施如何严苛峻急，常常是有始无终，或者是决策出不了皇宫，或者是下级阳奉阴违，总之会不了了之。此时若行政强悍，来自民间的阻力会变成推翻政府的反动力，秦国的急剧覆亡，新莽的急转直下，皆是政府不顾民心向背，严刑峻法，强力推行，不知顺民心、承民意。若政府软弱无能，效率低下，其推行的政策逐级递减，最终消解，改革就只是形式上的调整，最多成为官吏谋私的新手段，如唐朝的两税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的一条鞭法，虽意图改革弊政，最终却在官场杯葛中无疾而终。
顺民心，是恤民为德的前提。具体的做法，几乎都接近于儒家所谓的“仁政”。孔子提出政府行政应该把握的一个准则：“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政府的首要责任，是通过各种合适的政策去生养百姓，使他们能够活得滋润，能够分享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其次，要保护百姓的基本权利，政策制定得合情合理，不至于劳民伤财。政府只有平日关爱百姓，取得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一旦政府遇到困难，国家遭遇不幸，百姓才会全力以赴。
孔子的说法不是凭空设想，而是继承了“周政”的基本观念。“周政”是由周文王、周武王等一脉相承的周代治国秘籍，其基本内涵保存在《周易》、《尚书》等典籍中。战国时期的《六韬》中以周文王、周武王向姜太公请教的口气，讨论了如何治国用兵。虽然不一定是文王、武王和太公的真实记录，但书中的确反映的是周代以来，治国安邦的心得体会。其中，卷一《文韬》分析了如何从国家制度、行政策略等方面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获得天下诸侯的支持，蓄积实力，待到力量足够强大时，轻轻一推，便使看似强大的殷商土崩瓦解。
《六韬·文韬·国务》记载文王咨询太公：“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意思是让太公讲讲定国安邦的秘诀：要想使君主尊贵，民众安定，应该怎么做呢？太公回答说：
我们要使百姓获得真正的利益，不去轻易伤害他们；我们要能够成就百姓，不要总让他们失望；我们要使百姓能够生存，不能总是折腾他们；我们要给百姓带去越来越多的实惠，不要总想掠夺他们；我们要使百姓生活快乐，不要烦扰他们。我们要使百姓真心喜欢政府，就不要引起他们的愤怒。
道理看似很简单，而且也说了几千年。但很多朝代在立国初期，君主兢兢业业，不敢玩忽职守，可一旦承平日久，就把开国之君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不仅不再保护百姓，而且视百姓为仇寇，想尽办法横征暴敛，最终把百姓逼到反抗的死角。
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死角，几乎所有的朝代都逃脱不了一个怪圈：立国之初行“无为”之政，发展生产；强盛之后逞“有为”之能，穷兵黩武；衰落时期不得不“强为”，横征暴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败亡之时则“乱为”，拆东墙补西墙，有私无公，有家无国，最终土崩瓦解。
看似循环的历史，恰恰揭示了历代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利益博弈。即政府只要给予百姓足够多的生存空间，彼此相安无事，国家便能得以稳定。《六韬·文韬·国务》里姜太公谆谆告诫文王，详细阐释爱民之道：
要让百姓不失本务，就是给予他们真正的好处。不违农时，就是让百姓有了收获；减轻刑罚，保障守法者的利益，就是让百姓生存；轻徭薄赋，就是给百姓财富；少建楼台馆阁，就会让百姓生活安乐；官吏清廉，不行苛政，不骚扰百姓，就会让百姓欢喜。
反之，百姓无法劳作，就是随意损害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时，就是减少百姓收入；没有罪过却处罚百姓，就是在残害他们；加重赋税，就是掠夺他们；多建楼台宫室，就会使百姓疲惫，这是在磨难他们；官吏腐败又严苛，就会激怒百姓。
善于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人，会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呵护幼弟那样，看到百姓饥饿寒冷，为他们忧心发愁；看到他们劳累痛苦，内心为他们悲伤；赏罚百姓就像是赏罚自己一样；征收百姓的赋税，就像是索取自己的财物一样。
这就是儒家望眼欲穿的“仁政”，可惜历史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机会，使其得到实践。这也是兵法津津乐道的固国之本、强国之法，可惜很少有政府勇于坚持、敢于坚持、长于坚持。就连那些梦想称霸的国君，也极不情愿去做。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询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只有统一，天下才能安定。梁惠王继续问道：谁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只有不好杀戮的国君，方能统一天下。拥有地方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但是，国君只有对百姓施仁政，减省刑罚、薄敛赋税，才能够使百姓提着木棒，齐心协力，与他同仇敌忾，去抵御秦楚的坚甲利兵。
君臣一心、上下同志果真能以弱敌强、以小敌大、以寡敌众吗？孟子便分析秦国和楚国的情形：秦国和楚国无时无刻不在征兵募丁，剥夺百姓的农时劳动，使得他们不能够耕种田地，无法赡养父母。百姓的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和妻子儿女四处逃难，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苦不堪言。如果梁惠王以仁义之师，带领军队前去讨伐他们，百姓自然响应，谁能抵抗得住这仁义之师呢？这就是“仁者无敌”！
仁者无敌，不是说仁厚的人没有敌人，而是说行仁政的国家没有谁能抵挡得了。因为仁政之国，以恤民为德；推行王道，以强国为本。
在这方面，“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勾践是个极好的例子。越王勾践，是一个很阴鸷的人。阴鸷者，心思缜密且深藏不露。在越国为吴国所灭之后，勾践沦为阶下之囚。勾践要兴复越国，靠武力吧，已被打败；用霸道吧，却没有兵，这条途径已被证明不行了。那该怎么办呢？
勾践卧薪尝胆，提醒自己不忘旧仇。亡国之民，亡国之君，自然不能有福同享，那就有难同当吧。勾践在走投无路中，找到的是复兴之路，即儒家所推崇的“王道”。
勾践学会了与百姓一起分享，凡是杯中的酒，碗中的肉，篮中的饭，没有不与身边的臣民兵士一起分享的。凡是生病的百姓，勾践一定亲自慰问；凡是有丧事的人家，勾践一定协助安葬。他深入阡陌街巷，敬重老人，疼爱幼童，抚养孤儿成长，询问百姓疾苦。用忠信恩惠帮助百姓，用淳朴宽厚对待百姓。凡是富人，能让他们安心；凡是穷人，能让他们生存。制定政策，也努力做到补充不足，调节有余。贫能安乐，富能好礼，越国之内阶层相安，百姓相合，君臣相得。
没有想不到的，只有做不到的。输光了资本的勾践，只剩下自己的雄心和一群跟着自己的百姓，于是勾践就体恤他们，抚慰他们，同甘共苦。国可亡，民犹在，终能复兴；君可败，政不败，终能重振。
经过了数年的励精图治，越国国力大增，趁着夫差参加黄池会盟之机，起兵攻吴。越国百姓互相激励，父亲勉励儿子，兄长鼓励弟弟，妻子激励丈夫。百姓都说：我们有这样的国君，为他去死又有何畏惧呢？正应了那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久，勾践率领臣民一举灭吴，复国雪耻。
以齐国之弱，越国之亡，能转危为安，败中取胜，靠的正是体恤百姓，仁政爱民。小国、危国、亡国皆能因百姓支持而强大，更何况那些大国、强国和存国呢？所以说，国家之所以危亡，在于上下不能同仇敌忾；政府之所以衰败，在于官民关系分崩离析；百姓之所以瓦解，在于社会共识四分五裂。
中国兵法的战略观念，以民心向背作为一个衡量指标，理论上是这样表述的：
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
（《元兄·燕铁木儿传》）说的是国家用兵，君主举事，一定要考察民心。如果民心厌恶，万万不可强行，勉强为之必然大失民心，非但不能成功，反而会直接危及社会稳定，成为国家兴衰转化的枢机。一旦败局已定，只能追悔莫及。
这种例子太多了，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闯王”李自成了。崇祯初年，陕西发生饥荒，多数百姓为了生存，沦为盗贼强盗。李继贞上书朝廷，请求拨款救灾，崇祯心有余力不足，低估了百姓的爆发力，也高估了政权的稳定性和官吏的能力。而此时最有实力的闹事队伍，首领是李自成，他听取谋士李岩的建议：要想夺得天下，就一定要顺民心，不要轻易涂炭百姓，要想办法赢得天下百姓拥护。他们打击土豪乡绅，救助饥民。民间便流传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百姓儿童交口传唱，追随李自成的饥民越来越多。
李自成把这些饥民组织起来，编成起义军，制定了严明的军纪：军中将士不能私藏金银，不允许扰民害民、骚扰妇女。对马匹闯入市集扰乱百姓，或者军士践踏稻田等恶意破坏的行为，严加管束，重者还可能予以处斩。李自成以身作则，带兵作战，不近酒色，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由此，义军深得百姓拥护，最终抓住了战机，攻入北京城内，逼得崇祯煤山自缢。
然此一时，彼一时，李自成在建立大顺政权后，斗志皆无，忘记了信守此前爱民、护民、恤民的宗旨。他先是对明朝旧官吏敲诈勒索，要求缴纳金银财宝，还列出具体的数目，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起义军真是造反出身，不懂会计，也不想想晚明官吏有这么多家产吗？
拿不出来，是态度问题。不愿献纳，更是态度问题。大将刘宗敏专门负责此事，直接上刑拷打百官，半个月不到，致死者一千六百多人。上梁不正下梁歪，李自成手下士兵也是“杀人无虚日”，掠抢民财，让北京的百姓彻底遭了殃。
一场屠戮抢夺，就让李自成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明朝旧吏面对不讲理的杀戮和没有理由的拷打，看清了新政权的本质。投降的开始后悔，不投降的便坚决不投降。吴三桂更是下了死心与李自成为敌，外地的明朝残余力量也不再观望，更不指望李自成来收编，干脆拥护建立了晚明政权。当李自成败退离开北京后，再也没有当年攻打北京时的一呼百应，而是将帅离心离德，最终军心涣散，走投无路，一败涂地。
孟子所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道”即是正道。坚守正道需要付出代价，虽艰辛，但总能走向光明。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若能一如既往地体恤百姓，如历代开国之君那样警惕戒惧，则不至于那么快重蹈覆辙。民间常用“打了十八年天下，坐了十八天皇帝”来形容李闯王不识时务，白忙活一场。李自成因恤民而成功，又因虐民而失败，成也如此，败也如此，着实让豪杰扼腕而警惕，让史家嘲讽而叹息。
积储为富。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根本差别，不在于钱财所处之地，而在于由此造成的民心变化。有国而无民，最终必然打破国与家、官与民的平衡点，导致人心思变，期待革故鼎新。
积储为富，说的是要积蓄财货充实国力，保证国家的稳定，为即将发生的战争和灾患，提供物质保障。俗话说：炮弹一响，黄金万两。战争双方消耗财力、人力、物力，为的就是要对手说个“服”字，这道理兵家清楚得很。《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算了一笔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