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之以礼，厉之以信”，是遵守军队礼仪规则，按照礼仪规范来对待士卒，这样才能上下和睦、各得其所，尤其是要赏罚必信，赏罚做到既不克扣也不枉给。“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是说若为将者把士卒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去关爱他们，属下就无不爱戴拥护。“先之以身，后之以人”，是说为将者要身先士卒，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样才会激发士卒的勇气与忠心。“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即赏不避微。“微”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身份地位卑微，即使团队中身份再低微的人，有了功劳也要去赏赐他；另一方面指的是功劳微小，即使是很微不足道的功劳也要给予鼓励和嘉奖，这样才会充分激发士卒的争功意识，使得整个团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军队管理如此，管理企业也是一样，做人要乐于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员工，如果自己有能力，更要去提拔那些年轻有为、德才兼备的属下，如此便会从者如流。
既然是考核，就有赏有罚。《尚书》记载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时，在誓词里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可见赏罚不仅是激励士气的一种措施，而且也是衡量将士功过的重要方式。《六韬·将威》就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这里列出了将领树立威严的几个关键法则：一是赏小罚大，提倡“以诛大为威”，要敢于惩罚那些权贵，“以赏小为明”，要奖赏到那些地位低下的士卒，即所谓“刑上极”、“赏下通”。赏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成令行禁止的手段，是为了鼓舞将士的斗志，因而要抓住关键人物、事件进行赏罚。
二是不徇私情，要求赏罚不私亲近，亦不避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而对罪责深重者，必严加惩处，不能文过饰非，不能避重就轻，否则会紊乱军纪，涣散军心。作为将领，对部属不能有所偏爱偏私，而应该一视同仁，视每一个兵士皆同手足，便可有亲、有属、有威、有信。
三是信赏明罚，要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如《韩非子·内储说上》所言，“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在此基础上奖勤罚懒，赏功惩过，鼓舞部属，使之能够为我所用，前赴后继。
四是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让部属随时随地看到功罪的利害。《司马法》提出了“罚不迁列”，“迁列”就是移动行列，实施惩罚要就地执行，不但要严明，而且要果断、及时。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惩一儆百、及时教育部众的作用，从而达到整肃军纪、提高战斗力的目的。奖赏恰逢其时，能重奖、敢严惩，方可法令如山。奖罚如果滞后，就会令士卒懈怠；奖罚如果过滥，就会削弱威信。
抚士，是指能够安抚部属，使之能够安心工作、努力工作。这就需要建立一个适合部属成长、发展的内部小环境，建设充满亲情、充满友情的军营文化，使军队既有凝聚力，又充满活力，使将士以军人为荣，以责任为荣。
三、练士：名将戚继光招兵的妙招
《吴子》说“教戒为先”，《司马法》也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这里的“教戒”，就是练士，即训练士卒。训练不仅是培养将士所应具备的作战技巧和能力，也包括培养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心理素质与人格修为。通过引导将士内外兼修，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的作战素质、军人素养，提高部队的业务水平和作战能力。
戚继光无意目睹义乌、永康两地数万矿工打群架的阵势，顿时惊呼：“如有此一旅，可抵三军。”他先后亲自招募矿工和农民一万多人，招募原则居然是：一不要城里人，二不要在官府里任过职的，三不要四十岁以上的和长得白净的，四不要胆子特别小和胆子特别大的。胆小怕死，临阵畏缩；胆大不怕死，临阵轻躁，难以驾驭。
勤勉，是要求将士们勤于操练，勤于内务，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曾胡治兵语录·勤劳》中讲：“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小到身体锻炼，中到企业管理，大到治国平天下，勤勉力行都是一切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证。一个人勤于工作，就会身体强健，而安逸就会生病。一个家族勤于生计，就会蒸蒸日上，而懒惰就会衰败。一个国家如果勤于治理，就会安定有序，而怠慢则会动乱。同样，一支军队勤操练，就能胜券在握，而懒惰就会失败。
如果没有勤劳训练，再精锐的部队也会走向没落。曾以十万铁骑横扫天下的八旗兵，入关之后逐渐养尊处优，其子弟多是提笼架鸟、游手好闲之徒，营务废弛，操练荒废，早年的春操、秋狩、冬围等演习，也流于形式，以致作战能力江河日下，在内外交困的政局中不堪重用。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勤”，在于他认为：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
（《曾胡治兵语录·勤劳》）
兴兵打仗的胜负，取决于平时训练的严格与否。只有平时严格训练士卒，使将士掌握战术战法，熟悉作战号令，才能做到进退有据。这是曾国藩的经验之谈，早在湘军初建时，他曾抽调未经严格训练的湘勇1000人，仓促赶赴江西参战，结果一战而溃，损兵折将。他从中总结教训，意识到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问操练下手，士卒必须经过勤训精练方能参战。
中国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与中原王朝争夺天下，甚至入主中原，一方面由于士卒自幼练习骑射，本身具备较高的个人作战素养；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寓兵于猎、兵猎合一的组织模式和行动习惯，也为团队作战提供了良好基础。《汉书·匈奴传》就描述说：匈奴逐水草而徙，年幼的儿童能骑羊，拉弓射鸟和鼠；少年能射狐狸和兔子，用来食用。健壮的大力士，便都为战士。长期猎杀禽兽，使得匈奴人性格暴躁，英勇好战。远距离作战用弓矢，近距离作战用刀剑，见利而进，无利而退，重利轻义。他们习俗以健壮为尊贵，以老弱为卑小。这种生活方式，养成了他们锻炼体魄、强化作战技能的习惯，因而对汉朝形成了长时间的威胁。
中原地区很早就进入到农业社会，虽然军事训练往往只能在农闲时进行，但也有按时训练的传统，称之为春、夏苗、秋狝、冬狩，实际即是借助打猎来训练士卒。《周礼·大司马》中记载：
中春，教阵旅，司马以旗至民，平列陈，如战之阵。……中夏，教茇舍，如阵旅之陈。……中秋，教治兵，如阵旅之陈。……
中冬，教大阅。……
一年四季，要对军队开展不同科目的训练，以检阅其作战能力。名将率军，都是从勤于操练开始的。戚继光组建的戚家军，正是通过勤于训练而锻造。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在同倭寇作战中，他发现明军将骄兵惰、纪律松弛，作战不力，原因在于疏于训练，便提出练兵建议，但上司一样懒得理会。四年后，戚继光无意目睹义乌、永康两地数万矿工打群架的阵势，顿时惊呼：“如有此一旅，可抵三军。”他先后亲自招募矿工和农民一万多人，按年龄和身材配发兵器，进行编组。他的招募原则居然是：
一不要城里人，因为城里人生活舒适，不能吃苦。二不要在官府里任过职的，因为他们要么官气太足，要么熟悉官僚体制，极会溜须拍马，善于钻营。三不要四十岁以上的和长得白净的。四十岁以上有家有业，作战就不能全力以赴，更何况体力也开始走下坡路。长得白净，一般为不从事体力劳动者，更不堪战阵之用。
四不要胆子特别小和胆子特别大的。胆小怕死，临阵畏缩；胆大不怕死，临阵轻躁，难以驾驭。
选士之后要严格训练，通过严节制、明恩威、正名分，明确军事纪律，在士卒中开展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等项目，明确行军队形、行军规则、野营布置、宿营规则、作战纪律。并要设立固定的考选日期，武艺精通者予以奖赏，武艺生疏者予以处分。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训练成了阵容整肃、军纪严明、作战精悍的戚家军。
勤勉，一是勤，勤于训练、勤于演习；二是勉，勉力向上，勉力协同。勤，需要以身作则；勉，需要严加督促。这就要求将帅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身体力行，日常督促，随时检查，从严治军，从实战练兵。
最初子路性格粗野，喜欢逞强斗力，性格刚猛爽直，头上插着公鸡的羽毛，身上佩挂着野猪的牙齿。孔子告诫他说，君子好勇而没有义，那么就会一起动乱，小人喜好勇而不好义，则会成为强盗。经过孔子的教诲，子路由一介武夫变成了做事果断、信守诺言的名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