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无）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
［他有理有据地坚持了自己的战略主张，最终赢得了这艰难的辩论！战略由此转换。］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懈）弛，望见大军，弃车重（辎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他是个追求歼灭但审慎和深思熟虑的司令官。］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掳）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兵至地，令军毋燔聚落（烧毁聚落）刍（chú，割草）牧田中（在田中割草放牧）。［再次表明，他是一位很有政治意识和政治头脑的武士。］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使人来言：“愿得还复故地。”充国以闻，未报。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
护军以下皆争之，曰：“此反虏，不可擅遣。”充国曰：“诸君但欲便文自营（意谓只想符合法统，自图安全），非为公家忠计也。”语未卒，玺书报，令靡忘以赎论（以立功赎罪论处）。后竟不烦兵而下。
军事胜利之后的战略：他的重大主张，旨在加强边疆防务，削弱剩余敌人，并且通过文帝和武帝开启的“生产性驻防”（屯田）减低防御成本；有如先前，他有悖君主的初始意愿而提出这主张。
其秋，充国病，上赐书曰：“制诏后将军：闻苦脚胫（小腿酸痛）、寒泄（下痢），将军年老加疾，一朝之变（谓死）不可讳，朕甚忧之。今诏破羌将军诣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即（倘若）疾剧，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虽是力求歼灭的部队统帅，但仍争取节省。
在这个意义上，屯田是一种节省战略。］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昂）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指绣衣直指使者，汉武帝时始置，特派至各地执行天子旨意）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耿寿昌，当时任大司农中丞，曾在边郡创建”常平仓“），籴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册通策；二策：一指行羌者问题，竟遣义渠安国，激起羌变；一指籴谷问题，来谷甚少，使得转输烦费），羌人故敢为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意谓可忧者不独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
“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
［他的重大政策建议总是非常具体细致，非常讲究可操作性，同时富有创见和想象力。］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茭：干草。藁：禾秆）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策）。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
“计度（估计）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驿站）多坏败者。……愿罢骑兵，留弛刑（解除刑具之徒［罪人］）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自愿到边地从军立功的官民），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水运）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春天人出种田），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马什二（［cuì］：副也。什二：十分之二。谓每千骑给副马二百匹），就草，为田者游兵（保卫屯田的骑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令）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田处簿）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
之计上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宣帝的问题：所提议的”生产性驻防“与作为主要军事目的的”歼灭“或决胜之间是什么关系？他必须回答且也能够回答好。］孰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他能够按照眼前的形势和需要应用孙子兵法，恰如他能在其他情势下采纳克劳塞维茨式路径。］“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创造敌不可胜我的条件，然后我可胜敌）’，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子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叛）志，而明主般（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一整月；一整年）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接受赵充国劝导而还谕羌族人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为说服君主，他建议的屯田战略的多条好处被一一列出，并侧重于”自动歼灭“和征服代价的最小化。］步兵九校，更士万人，留顿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使其贫而破之），以成羌虏相畔（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检阅）甲士卒，循河湟漕（水运）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谓御敌）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遭受）霜露疾疫瘃堕（瘃［zhú］堕：因严寒瘃冻而断指）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无）惊动河南（指今兰州市以西黄河之南）大（jiān）、小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此句言桥成则行军安全方便，如从枕席上经过），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策），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上复赐报曰：［宣帝贤明伟大，很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倾听和考虑反对意见。
但是，作为一位心怀忧虑和在军事上不耐心的领导，他只能被一次又一次地说服。他和他的伟大的老将都在如此重要的国务上认真仔细地思考详密。］“皇帝问后将军，言十二便，闻之。虏虽未伏诛，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将要）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又大、小前言曰：‘我告汉军先零所在，兵不往击，久留，得亡（无）效（类似）五年时不分别人（不加区别对待）而并击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无）变生，与先零为一？将军孰计复奏。”充国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他依凭详细的信息、具体的分析和清晰的预言去进行说服：他的旨在克服君主忧虑的论辩关键在于，所余的敌人很弱，因而无可怀疑能够通过很低成本的屯田战略去实现”歼灭“或征服。］先零羌精兵今余下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莫须又颇暴略其赢弱畜产，畔（叛）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燧，烽火亭）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
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谯，qiáo，即谯楼，望台），校联不绝（言营垒相次），便兵弩，饬（chì，整备）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擒）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谓妻子）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策）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猝）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但）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谓俱不能止小寇盗）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瞻）一隅，臣愚以为不便。……愚臣伏计孰（熟）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策），其言常是，臣任（担保）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军强食，慎兵事，自爱！”上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又用（因为）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宣帝本人由此结合了两类相反的战略。］诏两将军与中郎将（昂）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歼灭最终实现，既经过直接进攻，也经过他的“间接”消耗战略。］
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按实数计算）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自己口头保证）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所善浩星赐（姓浩星，名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将军即见（言即见天子），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猝）死，谁当复言之者？”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其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
地理状况和地缘文化及其传统缔造效能至为重要，中国“尚武精神”有其显著的历史性边疆源所。
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着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犹曰）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