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宣传效果之后，姜尚开始在周施行“修德”之举。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其根本体现在土地之争上。土地之争，大到国家疆界，小到田间地头。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那时刚刚包产到户，按人口分了田地。有的人家想多争田地，又不能明着来，就在春耕前在坡坎处往深里挖。春雨一下，土质注水松软，坡上的泥土就垮下来了，而坎下使手脚的人的地自然就拓宽了。村里干部来调解，也没办法，归结为“自然垮塌”，坡上的人家只能自认倒霉，坎下的人家暗自窃喜。
这是农民的算盘。寸土必争。
商周时期的农民亦是如此。争田边地角本来就是无师自通的。
姜尚在基层混了几十年，对这些自然了如指掌，深知仅是劝说是无效的，就制定了新的法纪，用税赋的手段来调节这一矛盾。具体的做法是：凡是有争议的田地，谁主动退让，谁就可以减少租赋，政府还有精神嘉奖。争几尺土地不过是多种几株庄稼，退让还能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双丰收，谁都愿意干。于是西伯治下，民间皆谦让，无田土争端案件发生。
姜尚动用宣传攻势，把这一成果宣扬成，人民尊礼崇德是贤能的西伯教化的结果。
这件事看似微小，实际上是普遍现象，各诸侯国之间的争斗也主要因为土地。当时有两个小诸侯国——虞和芮，因争夺田地经常聚众械斗，国与国斗，族与族争，血流成河，两国国君不能制止。听说周境内一片祥和，就相约前来观摩取经。到了周地界实地考察，果见百姓相互谦让，譬如两户人家盖房子，居然相互让出数尺，成了一条道路。虞、芮两国首领经数日查访，深感惭愧，回去后互相推让所争之地。
诸侯们听说了这件事，更加敬慕周文王，认为只有遵循天道的君子才能施行这样的仁德，都纷纷派人前来参观学习。几年之间，先后有四十多个小诸侯国前来归附。周文王成了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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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具有了今非昔比的凝聚力，姜尚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选拔和任用人才。选人是古往今来最麻烦的事，因为用人不当导致崩盘的事儿实在太多了。考评、鉴定人才，后世出了两位杰出的人物，一是三国时期的刘邵，著有《人物志》一书；一是晚清时期的曾国藩，继承和发扬了刘邵的学说，著有《冰鉴》一书。但是，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时就提出了用人的六条标准，成为后世识人、用人的法则，今天仍不过时。
在文王问及如何用人时，姜尚以“仁、义、忠、信、勇、谋”六字进行了概括。他认为，一个人有钱有势而不作恶犯法，即是仁；给他社会地位而不骄傲横蛮，即是义；委他以重任如能坚定不移地完成，即是忠；让他出任在外如不欺上瞒下，即是信；观察他身临险境而不惧怕，即是勇；看他处理复杂的问题而能随机应变，即是谋。
姜尚提出的“六守”，是通过实际的行动去考察人才的操守和能力，而不是仅凭长相去判断，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任用人才，要通过客观的考察而非主观的印象。
姜尚还提出了奠定国家基础的“三宝”，即农、工、商，并认为三者并重方可使国家富强。后世重农而轻工、商，致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而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工业、商业，才融入世界潮流，可见姜尚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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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姜太公的韬略。他认为，战胜敌人最下等的办法是兵戎相见，上等策略是“文伐”，具体有十二条：
第一条，了解敌人的喜好，顺着敌人的意愿，使他骄傲自满，怠惰迟疑。
第二条，亲近敌人的亲信，分化敌人的权威，使他众叛亲离，因为叛离易生变乱。
第三条，收买敌人的手下，取得一线有用情报，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第四条，向敌人提供珠玉美女，使其深陷淫乐而不能自拔，丧失斗志，无视危险。
第五条，对敌人手下的忠臣，要设法使他们激怒主上而被撤换，使其国多奸人而少贤人。
第六条，离间敌人的盟国，创造机会让敌人与盟国发动战争，消耗敌人的力量。
第七条，找到敌人内部的小人，使他们加速挥霍敌国财富，导致国库空虚。
第八条，为敌人谋划一些很快就可以见利的事，使他对我言听计从，任我摆布。
第九条，不断给敌人戴高帽，培养敌方的马屁高手，使其妄自尊大而疏远贤能的人。
第十条，以小恩小惠取得敌人的信任，将我方视为兄弟，再伺机夺其权柄。
第十一条，暗中招揽豪杰，推荐给敌人，使敌人的周围充塞着我方的党徒。
第十二条，加剧声、色、犬、马的迷惑，挖走敌人身边贤良杰出的人才，使其无所依托。
应该说，这些策略的基本点就是从人性出发，投其所好。历代以来，往往小人容易上位，君子不是靠边站就是身遭横祸，主要是一个人一旦有了权柄，就喜欢听好听的，喜欢美女金钱，好逸恶劳，而又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这十二条策略，既是针对强大的商朝，也适用于其他诸侯国，果然收到了奇效。到周文王去世前，西周已从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大国，东至嵩山，南及江汉，北临太原，西到巴蜀。周文王临终前说：这些增加的疆土，是太公之功啊！
文王创业未半去世，太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尊姜尚为“师尚父”，意思是像尊重恩师和父亲一样敬重姜尚。周武王继位后急切地想树立自己的形象，拟出了几条策略：减轻刑罚，让民众感受到新君恩惠；减少赏赐，让国库少一些开支；少施政令，让民众休养生息。
武王在这些年受姜尚教化，这些简单易行的政策——“以人为本”，向来是姜尚倡导的。然而当他兴致勃勃地给老师讲这个主意时，姜尚却没有赞同。他首先肯定了武王的出发点，但也指出，制定政策要看实际功效，不能因循守旧。他说：如果杀一人能使一千人害怕而不犯罪，杀两人能使一万人畏惧而不犯罪，杀三人能使三军军威大振，那么就把他们杀了；如果赏赐一人能使一千人高兴，赏赐两人能让一万人兴奋，赏赐三人能让三军上下都得到激励，那么就赏赐他们。同理，如果通过法令约束一人而使千人遵照执行，约束两人能让万人规范行为，约束三人而使三军上下都受到教育，那么就应严厉推行法纪。君王必须恩威并济，让法纪根植人心，才能令行禁止、国泰民安。
姜尚的论断，是从大局出发，是看整体的效果而非局部的改观。一位老板，不可能让所有的员工都说你好；一位领导，不可能令所有的属下都满意。然而政策和命令不能因为顾及部分人的利益而纠结停滞。这就是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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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按照姜尚的筹划，励精图治将近十年，国力空前强盛。周武王认为可以出兵讨伐商朝了，但姜尚认为诸侯们虽然表示愿意团结在以武王为核心的周围，不过仍需要经过实际检验才能确信。于是就策划了史上著名的“孟津之会”。孟津之会实质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盟会和实战演练，姜尚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观察核实诸侯们是否真的愿意效死征伐商朝，与伊尹起兵试探“九夷之师”异曲同工。因为在传统文化中，往往是说得比唱得好，一见真章很多人就缩头了。
此次会盟由姜尚任总指挥，天下有八百多诸侯响应，共有十几万兵马。周武王有些得意忘形，想借机进攻商朝。姜尚及时提醒女婿：这只是表象，实质上这些小诸侯们想来看看你是否有统驭天下的能力，不然怎么才十几万人？再说，就算这十几万人都去拼命，但比之商朝的数十万大军仍然没有胜算。
周武王醒悟。他按照姜尚的精心安排，展示了作为盟主的威仪、作为“中央军”的雄壮、作为贤能之王的气度。姜尚作为总指挥，客观分析了商朝虽朽，但仍是庞然大物，须待天时方可进伐。这次会盟真正奠定了周武王在诸侯中的领袖地位，为两年后决战牧野打牢了基础。在牧野之战前夕，周武王按照传统，命太史卜卦。卦辞显示出师不利，紧接着风雨大作。周武王和一班文武大臣都吓坏了，顿生罢兵之心。姜尚陡然站起，一挥衣袖，把龟壳、蓍草尽拂于地，慨然说道：仅凭朽骨枯草判定凶吉，是愚笨之举！风雨是天道之常，不必惊骇。兴兵伐商是替天行道，现在诸侯都在等待我们的命令，若再不兴兵必挫诸侯锐气，先战胜商朝再说！
姜尚在当时能不顾占卜结果而兴兵，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古人十分相信卦象，周文王又创立了后天八卦。但姜尚是举国上下都敬仰的人物，只有他的话才能起作用。后世的李世民在与大哥李建成争位准备发动玄武门之变时，也曾求卦问吉凶，家臣张公谨一把扔了龟壳，认为人事不必问天，要坚信自己能胜，结果李世民登上了帝位。可见，事在人为才是至理，算卦问天乃是妄谈。
果然，牧野一战，商朝灭亡。周王朝正式建立，接下来就是各种忙。这些都是改朝换代的常态，不必说了。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对姜尚言听计从的周朝“中央政治局”几乎是一边倒地不支持姜尚的一个提议。
这个提议是要把纣王的儿子武庚杀掉，以绝后患。“中央政治局”认为要“以商治商”，对商朝的遗民也是一个交代。会议开了几次，姜尚顿生隐退之心，请求回到齐地的故乡养老。周武王就把齐地分封给他。因此，姜尚也是齐国的始祖。齐国在他的治理下，是诸侯中最强盛的国家，一直绵延了几百年。
姜尚的担心并非多余。虽然，周武王派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也称三叔）监督武庚，但武庚仍然深怀仇恨。在周武王病逝、长子周成王继位后，周公姬旦认为侄子缺乏治国经验，就自代周成王摄政，结果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武庚趁机利用“三叔”对周公的不满，唆使“三叔”起兵“勤王”，结果天下大乱，叛国无数。周公深悔当初不听太公之言，现在只能求助于他。
姜尚深感情势危急，当机立断支持周公，发兵与周公呼应。经过三年的艰苦征战，扫平五十叛国，真正使周朝统一全国，战争规模远大于“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辅周公平定天下后，姜太公不顾年迈，继续治理齐国、辅佐周室，子孙荣昌，活到一百三十九岁，安然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