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女训》由长沙忠襄公祠刊行于1908年。全书共计三册，分为《女范》《妇职》《母教》《家政》四个门类，凡十章，一百二十四课。是书属刘鉴长期主持曾国荃家族家政、督教儿孙在实践中逐渐积累的结果，也是对曾国藩兄弟家训理论和方法加以继承发展的结果。关于是书编写目的问题，刘鉴在《曾氏女训·总论》中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古圣先贤们对于女子德行修养材料的整理编撰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徵引嘉言，师法懿行”，实在可以引导激励女子修炼言行、磨炼气节。可惜的是，后来的人们对于女子教育的着述作为一纸空文对待。尽管有《女诫》《论语》之类的教育读本流传至今，但此类读本不是内容和文字过于深奥，就是过于通俗肤浅。人们在讲授有关女子教育问题的过程中，“讲实固多忽略，领会亦勘微”，从而很难收到实用效果，很难产生长远影响。处此中外交往日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不断输入之际，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大谈特谈扩充民智、张扬女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他们往往很难处理好“知新”与“温故”，“趋时”与“述古”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徒使女界前途如蒙昏雾，不求自治之精神，不讲自养之能力”的局面，产生了诸如作为儿媳妇的人不敬重公公婆婆和丈夫，作为女儿的人对父母兄弟斤斤计较，缺少理解和谅解之心的现象。家庭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女子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又很重要，只有首先解决好女子教育的问题，才能安定社会和国家，从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如何解决好女子素养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重视女子教育，给予女子以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学业充，则遇事敢为，当仁不让，男女抱负均矣”。《曾氏女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实用性强。作为清末民初的女性，由于她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与自给自足的传统中国社会已经大相差异，时代环境要求她们必须具有新知识、新素质和新概念，是书在这个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如《母教·始基》讲的是胎教、胎养、培植、嬉戏、歌舞、衣服、饮食等内容，“给初为人母的妇女传授的都是讲求实用的基本知识”。《母教·智育》讲的是天复、地载、雷电、岁时、动物、植物、善诱、博物等内容，“传授给女性的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常识”。《曾氏女训》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赋予了时代性的新内涵，如《母教》篇设置德、智、体共同发展的课程，把德育教育摆到重要的地位。刘鉴在《德育·急公义》一课中指出：“先哲有言，凡人立身，断不可做自了汉。”一个人从小就应当具有远大的志向，要有为家庭、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的打算，长大以后才有所作为。她举范仲淹为例，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范在做秀才的时候“便以天下为己任，便有宰相的度量”。而以天下为己任，必须从小事做起，从立志修身做起，从家庭内部做起，从乡里乡亲做起。她明确指出，“盖人生根本之地，以桑梓为重。乡里之缓急，固应极力周旋。”桑梓就是乡里，乡里就是家乡，对生我养我的乡里，对生我养我的家乡，要去热爱它，建设它。只有这样，才能热爱国家，建设国家。处此国家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同时并至的时代，有关“外患之防御，路矿之筹办，学校之创建，灾浸之赈恤，或收利权于他族，或表同情于社会，在在皆公，义所当尽。不宜起营私之事，存推诿之心。见所苟及，为所仅能。无论一省之事，一分之事，或赞助、或督理，均当同寅协恭，实事求是，以期必济。”这就是立身，这就是处世，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刘鉴有关德育教育教学的理论，做到了知新又温故，趋时又述古，做到了平淡中见高雅，通俗中见专深，平实无华，亲切有味，便于受教者理解掌握。与此同时，我们从《曾氏女训·家政篇》中可知，刘鉴将家政之兴与国家之兴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传统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基本特征。在《赞公益》一课中，刘鉴指出：现今时代“百度维新”，不仅“家庭之政”已逐渐发生了变化，应当引起注意，“即属社会之事，亦不妨留意”。作为新时代的家庭主妇，再也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墨守成法，俯首深闺，至老死而名不称者”，应当在处理家务事务的同时，努力使自己走向社会，造就自己的才能，尽力为社会作贡献。“为主妇者，苟事有余闻，资有余积，利国利民之公益，不可不维持赞助，以尽热心”。这就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倡导新的女性在新时代应当将自己的思想言行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将家庭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统一起来。刘鉴的这一观点，不仅对于曾氏家族子孙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至今仍具借鉴启发意义。
总之，刘鉴既是曾国藩家训的实践者、继承者，又是曾国藩家训的传递者、创新者。无论是在家训内容上还是在家训方法上，刘鉴都加以了发展创新，为曾国藩家训理论和方法代代相传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
1885年任命他为出使英俄等国大臣，1887年改充出使英、法、比、意诸国钦差大臣。在出使西方五年期间，刘瑞芬在了解西方诸国国富兵强实情的同时，较多地了解到西方国家外交手段的多样性，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极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民族的权利。针对沙皇俄国觊觎黑龙江漠河金矿的企图，刘瑞芬及时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议先自开办”淤，又致电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议章程，“速行举办，不能自失财利以启敌人之谋”。又如，针对英国占据缅甸为跳板欲图侵吞中国边疆之利的阴谋，刘瑞芬按照传统的中缅关系据理力争，坚持仍由缅甸照常向中国纳贡才允许设关通商。再如，针对英国以其属地印度为据点派兵入侵西藏之举措，刘瑞芬多次与英国外交部交涉，要求英国撤回入藏印军，停止侵藏行为。此外，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刘瑞芬洞察秋毫，富有远见卓识，认为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是西方列强从中怂恿鼓动的结果，目的就是为了借朝鲜为跳板窥伺中国东北利权。他曾上书清中央朝廷，陈述朝鲜得失存弃与中国关系甚重，建议采用上下两策处理朝鲜的问题。上策是中国应当将朝鲜划归为一个正规的行省，便于辖管；下策是联络英、美等国“共议保护，庶免强邻独占，存藩属以固边陲”。尽管刘瑞芬的这一建议未得到清政府的采纳，但他的先见之明在后来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得到了证实。总之，诸多事例说明，刘瑞芬称得上是一位才识超群、富有爱国精神的外交家。
1889年春，刘瑞芬出使期满被授任为广东巡抚，但接印视事约一年就因旧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892年春去世。鉴于刘瑞芬的学识和才华，尤其是超群的外交才能及外交贡献，光绪皇帝亲自为之赐写祭文，并赐以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功名，给予其极为少见的殊荣。
刘瑞芬有儿子七人，其中的一个儿子刘世珩，字聚卿，又字葱石，举人出身，累官至道员，曾任职江南商务官报、学务工程、湖北造币等事，“旋擢度支部参议，加三品卿。条议币制，中外称其精确，未及行而辛亥变起，遂归寓上海”。刘世珩1926年去世，着有《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稿》《玉海棠宋元椠木丛书》《曲谱》《曲品》等书。刘瑞芬还有多个女儿，分别嫁予官宦之后。
也许是由于刘瑞芬、刘含芳兄弟均系曾国藩幕僚，与曾氏兄弟关系密切的缘故，刘瑞芬的第四个女儿与曾国华的孙子曾广钦结为了夫妻，延续着曾、刘二家的深厚友情。曾广钦是曾国华次子曾纪寿的第四个儿子。曾纪寿，字岳松，曾任职湖北大通正阳关、湖北榷运局、江苏支应局等，夫人李氏系湘军儒将李续宾的女儿。
文武兼才的曾广钧和他的夫人陈氏曾广钧是一位风流才子，诗作颇佳；同时他又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新派人物。
曾广钧(1866-1929年)，字重伯，号环远、约思，又名汲安，湖南湘乡县荷塘乡(今属双峰县)人，系曾纪鸿长子，曾国藩长孙，进士出身。他生长在官宦世家，自幼过着养尊处优的贵公子生活，深得祖父曾国藩的喜爱。与此同时，他在祖父和父辈的严格督教之下学习中国文化典籍，逐渐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由于他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优裕，又很聪明伶俐，所以在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认得许多匾额楹联方面的字句。十五岁时，他的父亲曾纪鸿因病去世，他就能处理各类酬应之事，且能与老辈吟诗唱和。他的母亲郭氏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且善做诗，自丈夫去世之后，就对儿子严格训导，要其着意科举之业，雪洗他父亲未能中进士的耻辱。曾广钧非常理解母亲的一片苦心，从此闭门苦读，一意于举业。经过八年寒窗苦读，他终于在1889年中进士，点翰林，时年只二十三岁，是翰林院中最年轻的。曾广钧虽然挤身封建科考的最高阶梯，后来也做了官，但他的最大兴趣却在于做诗。这可能与家学渊源有关，如他的祖父曾国藩、母亲郭氏，他们所作的诗在近代中国诗学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曾广钧本人生性浪漫，见闻广博，交游颇众，为他做诗提供了有利的素材条件。他所作的诗，除了讲究声调铿锵、对仗绮丽之外，更重有感而发，不做无病呻吟之作。他在1900年所写悼念光绪帝妃子的《庚子落叶词》十二首，极受当时文人称赞。由于他在诗界很有名声，当时许多着名诗人如陈三立等都同他有过密切往来，相互唱和诗文，切磋诗艺。戊戌维新期间，他同不少维新志士往来，一些诗作内容反映出他寻求国家民族变法自强道路的心境，从而被梁启超当做诗界八贤之一。对于他的诗作和人品，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显赫的家庭政治地位，优裕的经济生活状况，以及诗人的特有气质，给曾广钧成为风流才子提供了基本条件，使他成为晚清湖南四公子之一。他的生活放荡不拘小节，性格豪爽不转弯抹角。不管是名胜古迹，还是花街柳巷，他要去哪就去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理会世俗的眼光。他一生娶了五位夫人，可以说妻妾成群，是一位典型的花花公子。曾广钧的思想很开明，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给予儿女们有关个人兴趣爱好、婚姻等诸多方面的自由，从不加以干涉。据曾宝荪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极其维新的人。……他对我的一生有三次大帮助。第一件事是不许缠足；第二件事是不为女儿定幼时婚姻；第三件事是允许女儿加入基督教及出洋留学。”关于儿女婚姻的问题，曾宝荪以她本人的事例说明曾广钧的开明。在曾宝荪年幼的时候，她的一位同族伯祖父对曾广钧说院“你的女儿都快九岁了，怎么还不给她订婆家呢？将来大了就只能给人家当姨太太了。”曾广钧回答说院“我要征得她的同意才能定亲。”那位同族伯祖父问：“她个年幼的小女孩，有什么知识，能够同意由她自己选择婆家吗？”曾广钧笑着答道：“等到她有了知识的时候，能够自己选择婆家和丈夫了，就让她自己去选择，我同意就是了。”关于允准曾宝荪入基督教及出洋留学的经历曾宝荪就她父亲的开明态度做了详细的叙述。
作为出生在笃信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曾宝荪却要信奉基督教并且到外国去留学这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无疑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曾宝荪当时在杭州念书她把自己为何要加入基督教和加入基督教与儒教不仅不会冲突而且于振兴社会风气有益的理由写信给父亲和祖母做了详细阐述请求得到他们支持。祖母郭氏当然不同意但父亲曾广钧却出乎意料地给她回了一封长信原则上同意她入教。曾广钧在信中提到明末徐光启拥抱西学所做出的贡献但嘱咐曾宝荪首先要看看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着《天演论》、斯宾塞着《群学肄言》以及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亚当·史密斯的《原富》等书认为“西洋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宗教固然是重要但社会科学也不可忽略”。就这样曾宝荪终于加入基督教并于1912年到英国留学。因此曾宝荪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曾广钧对她的人生信仰和前途选择的尊重。
曾广钧自1900年退出政界之后专心于学问对有关书法、诗词、算学以及声光化电等近代西方科技知识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政治立场上曾广钧尽管出身于旧式科举而且是朝廷命官但他并不守旧“戊戌维新他老人家也加入新党时常和维新派人物相往来”。这可能与他较多地了解西方科技和社会政治学说有一定的关系最终又是他的思想开明所促成的。
曾广钧不仅是一位有才识的文人而且还当过官带过兵。自1889年中进士、点翰林后他先后担任过国史馆协修、湘鄂四十九营总翼长、刚武军统领及广西等地知府的官职。1894年中曰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李鸿章的淮军纷纷战败，湖南巡抚吴大澂曾电请带湘军赴朝作战，清政府遂启用湘军旧将魏光焘、陈缇、李光久等募兵北上，并号召湘军宿将及其后裔子弟从军出战。曾广钧被任命为刚武军统领，率所部五千人出援朝鲜，虽未接触过大仗就因中日讲和而撤归，但也反映了他关心国事、维护民族利权的心迹。曾广钧还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吏，不善于迎奉上司；同时，他眼见国事日非，政治腐败，逐渐厌恶官场。1899年，曾广钧被分发广西任知府。当他去见广西巡抚时长揖不拜，按规矩属员见上司是要行跪拜礼的，可见其已经无意于在官场混饭吃了。这可能与戊戌政变期间曾家被视为新党一派，堂弟曾广河因参与维新被逼自杀有关。曾广钧对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专权失去信心，羞与贪官污吏、庸人贼子为伍，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淡薄。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太后等预先仓皇西逃，弄得京都不保。曾家先后又有两人病死于北京，堂弟曾广銮家被洋人抢劫一空，看守房屋的曾家仆人都遭到惨杀，曾广钧至此更加对政治失去了兴趣，“便绝迹仕途，只想略为振兴些农、矿实业来富国裕民，而不问政事”淤。
曾广钧的第四夫人陈氏是梁鼎芬的义妹，是一位温柔敦厚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