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惠施“腹载五车”，边韶“腹便便，五经笥”的佳话。《明史·文苑传》记载：周玄“尝挟书千卷，止高様家，读十年，辞去，尽弃其书，曰：“在吾腹笥矣。’”
腹笥繁富，自是令人艳羡，但其人终属奇才异秉，而平凡如吾辈者流，大概是无法企及的。因此，自幼便渴望有个专门藏书的书橱。
这个愿望，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初终于实现了。书橱样式，即在当时也谈不上新颖，但十分宽大、坚固。抬将过来，居然有二三同道称羡不已。他们帮我把二十年来积聚起来的书籍一一细心地存放进去。其中，解放后出版的新书居多，也有我在童蒙时期读过的“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唐诗合解》、《昭明文选》等旧书数十种。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它们原来挤压在几个木箱里，随我出故里、入县城、进都市，历尽流离转徙之苦。于今，看到这些“故人”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中颇觉畅然，甚至有一种“向平愿了”之感。
当时书价低廉，但薪俸也少，去掉必要的开支，已经所余无几。每当走进书店，总是贪馋地望着琳琅满架的新书，不想移步，无奈阮囊羞涩，只能咽下唾涎，空饱一番眼福，无异于“过屠门而大嚼”。尽管如此，几年过去，书橱里竟也座无虚席。工余归来，即使再累再乏，只要启开橱门，浏览一番书卷，顿觉神怡目爽，倦意全消。
不料胜景不常，“文革”浩劫到了，“破四旧”的狂飚席卷全城。自忖橱中书籍十之八九当在横扫之列。为了安全度过劫波，只好将它们再度塞回木箱，放置楼顶天花板上。尽管有些过意不去，但形势所逼，也只好屈尊了。转眼间三年过去，我从劳动锻炼的工厂归来，进门第一件事，便是从楼顶上搬下木箱，拂去蛛网尘灰，将书籍重新摆上书橱。“故友”重逢，恍如梦寐，相对唏嘘久之。
七十年代后期，大批新书上市，许多旧版书也陆续重印。冷落已久的书店，又是熙熙攘攘，门庭若市了。我呢，由于十年间物资匮乏，开销不大，手头略有些许积蓄。这样，几乎每次从书店出来，都要带回几本新书。加之，在“海、北、天、南”等大都市工作的朋友，知我嗜书如命，也都纷纷为我代购。一时间，床头、桌下，卷帙山积，竟然“书满为患”。于是，我又添置了两个新的书橱，是为第二代。
八十年代中期，散文集《柳荫絮语》出版后，我开始了随笔集《人才诗话》的创作。当时，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购置与借阅上百种历代诗词别、总群集，从中选出三百余首与人才问题有关的诗词；二是搜集、研读各种人才学论着，以及古今中外关于人才问题的故实、轶闻、佳话。在此基础上，兼顾“人才诗”（这是我杜撰的一个名词）的内容与人才现象、人才思想、选才制度、成才规律等各方面课题，拟定近百个题目，边准备、边构思、边创作，以文学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情与理、诗与史熔于一炉，每月可得五六篇。其中有些篇章，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中刊载过。
通过这部书的写作，使我有机会研究了大量诗文典籍，也积聚了相当数量的书籍。为此，我又新置了两个书橱，是为第三代。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新书出得更多，但书价之高昂，令人瞠目咋舌。这个期间，虽然我又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一本旧体诗词，但稿费无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因工作之便，可以定期收到省内各出版社的样书。日积月累，数量也颇为可观。我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美学与清前史的研究，相应地置备一些有关学术着作。适应这些方面的需要，我添置两个高与梁齐、装上有机玻璃拉门与铝材滑道的现代化书橱。后来居上，这第四代可称是“佼佼者”了。
多年来，书籍随进随放，见缝插针，有些杂乱无章。最近，我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它们进行一次综合治理，实行分级管理，分类陈放。藏书中，以散文与诗词为多我让它们进驻第四代书橱；史书与理论、学术着作，由第三代书橱安置；第二代书橱中，一个用于存放诗词、散文以外的文学着作，一个用于存放各类社会科学杂着，三教九流，百家诸子。
与上述三代书橱相比，制作于六十年代的第一代书橱，未免有些寒酸、陈旧，有的朋友劝我改作它用，另置新橱，我却敝帚自珍，割舍不得。算来，它已经与我同甘共苦三十年了，伴我由青春年少到绿鬓消磨，渐入老境，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贫贱之交不可忘”，我为它派下了特殊用场，专门陈放各地文友签名、惠赠的书籍，现在已经达到几百种了。
四代书橱，比肩而立，占去了我的卧室与客厅的半壁江山，使原本就不宽敞的居室显得更为褊窄。但环堵琳琅，确也蔚为壮观。纵然谈不上桂馥兰馨，书香盈室，但“四壁图书中有我”，毕竟不失雅人深致。尽可以志得意满，顾盼自雄，说上一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清夜无眠，念及众多古圣先贤、硕学鸿儒、骚人墨客，各以其佳篇名着，竞技闲庭，顿觉蓬荜生辉，萧斋增色。陶彭泽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今却伫立橱中，静候主人光顾；而开创了中国大写意派，“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的徐文长，也居然俯首降心，屈己以待。
惭愧的是，橱中只有部分书籍我曾匆匆过眼，余则连点头之识也谈不到。我当在有生之年，焚膏继晷，夕惕朝乾，加倍地黾勉向学，以不负诸贤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