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初七又到了。
小时候，每到这一天，老祖母都要拄着拐杖到外面仰望云空，察看喜鹊、燕子的踪迹。当上上下下确实见不到它们的影子时，便喃喃地自言自语：“去了，都去了！”如果谁若是问上一句：“去哪里了？”她会惊讶地看上你半晌，意思是：连给牛郎织女银河会架桥的事都不知道，也太不懂事了。
这一天，最好是阴雨天，因为这证明了牛女双星已经在鹊桥上洒泪相见。于是，老祖母和母亲也都出现黯然神伤的样子。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牛郎织女的传说，大概是最牵动人心，最具有群众性的了。据我所知，汉族祖先构思的星象神话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是其中之一，所以，弥足珍贵。
正是由于老祖母的启蒙，后来，入私塾读到《诗经·大东》篇中“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时候，感到分外亲切，对这位独处天庭的女郎因终日相思而无心织布的情怀，似乎也理解了许多。记得我在吟诵《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诗句时，还曾洒下过一掏同情之泪。
后来，读书渐多，发现有的诗人力辟牛女传说之妄。比如，杜甫就曾写过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久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逢！”
诗意是说，从古以来，人们只见到牛女双星各据银河一畔，有谁见到他们曾经聚合到一起？就算是架桥相会的说法能够存在，作为天上的星宿，神通无限广大，精灵飒然即合，又何必偏偏等到七夕才能相见！诘问得可说是凿凿有据，蛮有道理。只是，由于美丽的传说已经先入为主，就人们的意愿来讲还是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这样一来，倒觉得这位杜陵叟有些“刻舟求剑”，大煞风景了。
事实上，中国历代诗人、词客总是出自美好的愿望，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力，为牛女双星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诗章。有祝愿他们长相聚、不分离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柳永《二郎神》词)“唯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高则诚《琵琶记》句)也有为他们鸣不平的，欧阳修在《渔家傲》词中说一别终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认为牛女终年长别，只有七夕才能会面，而且良宵苦短，应该让他们尽兴欢娱，而不要银箭频催，过早地惊破他们的甜梦。
当一切美好的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归于破灭，“乍见还别”的处境无法改变的时候，诗人们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抒写情怀，歌颂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万古长新，不像人世间爱海波澜，翻云覆雨。苏轼在《菩萨蛮》一词中这样写道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这真是绝妙的立意，而且，未曾经人道语。诗人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富有哲理性的课题：怎样看待爱情与幸福？什么样的爱情才算幸福？
在这方面，写得最出色的，要算“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那首《鹊桥仙》词了：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人从七夕仰望星空的角度，次第地写出了所见、所感。全词可分四层理解。第一层，写词人眼中的七夕银河畔的美丽：纤薄、绵邈的秋云在不断地变换着繁巧的花样；牛女双星不停地闪烁，似乎四目含情，蕴蓄着无限的离愁别恨。看，他们渐渐地踏上鹊桥，渡过银河，开始一年一度的会合了。
第二层，即景抒情，歌颂他们爱情的坚贞不渝。“金风玉露”点出相会的季节；“便胜却人间无数”，寄寓了关于爱情与幸福的深刻哲理，体现了少与多、暂与久的辩证关系。“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卓文君《白头吟》玉颜盛有时，秀色随年衰，常恐新间旧，变故兴细微”(傅玄《明月篇》）。这类诗歌在古诗中屡见不鲜，反映出人世间无数薄情郎爱情不专，反复多变，色衰爱弛，见异思迁的实际情况。对比之下，牛女双星虽然一别经年，离多会少，但爱情专一，坚贞不渝，万古长新，永恒不变，确实是令人艳羡不已的。早在唐代，就曾有人吟咏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莫嫌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
第三层，词人想象双星鹊桥相会的情态。他们满怀深情，无限依恋，情切切，意绵绵，倾诉着长别的衷曲，相互间都不忍心看那只身归去的离别之路。一幅“儿女恋情图”跃然纸上。
最后一层，补足第二层的哲理思考，并以此相互劝慰，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与幸福的结论性意见：理想的伴侣应是两情久长，坚如金石，而不在乎朝夕厮守的枕席之爱。俄国着名诗人普希金与冈察罗娃，法国着名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与亚尔玛特，都曾是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爱侣，充满了甜情蜜意，有时竟达到狂热的程度。然而，曾几何时，由于相互间在志趣、追求、道德修养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导致忌恨、猜疑，同床异梦，造成终身的痛苦，甚至葬送掉宝贵的生命。可见，“朝朝暮暮”厮守不离，并不即等于爱情的幸福。
当然，爱情幸福中应该包含长相聚、不分离的内容。古往今来，人们也一向把这作为爱情追求的良好愿望。《长恨歌》中就做过这样的倾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过，这在实际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多情自古伤离别”，这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千秋隽句，恰好给人世间饱谙离别之苦的夫妻、情侣，带来了无边的慰藉和有力的支持。
除了牛郎织女《天河配》，在我国古代汉族的爱情神话中，还有巫山神女的故事也久为人们传诵。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宋玉的《高唐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车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
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对于出自古代文人笔下的这个“巫山云雨”的故事，唐代以来许多诗人都曾提出过质疑。像刘禹锡在《巫山神女庙》诗中就直接地进行诘问：“巫峰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也有对楚襄王加以讥讽的，李商隐在《过楚王宫》一诗中写道：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诗中说，地位卑微的下民都懂得留恋人间的男欢女爱，只有愚不可及的楚襄王才迷恋梦境里的虚无缥缈的神女。王安石更喜欢作翻案文字，他在《巫峡》诗中指出：
神女音容讵可求？青山回抱楚宫楼。
朝朝暮暮空云雨，不尽襄王万古愁。
“空云雨”、“万古愁”，这里讲得更直截了当了。
如果说，牛郎织女的神话揭示了爱情与幸福的“久与暂”的辩证关系；那么，巫山神女的传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爱情的“虚与实”问题。
在男女恋情问题上，西方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质以后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理念之爱。这种爱情排斥一切肉体上的欲望恋人只停留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在纯精神享受的云空中畅游，嘴唇永久不能接触，双臂只能拥抱理想的空间云雾。这种“精神恋爱说”虽然有别于通俗禁欲主义，而且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因是一种有节制的带有绅士气味的苦行主义，所以，本质上是桕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与这种超脱尘世的幻想相区别，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学者所持的则是现实主义的恋爱观。十九世纪德国着名诗人海里说得十分直白：男人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为妻，女人也不会嫁给普拉克希特利的赫尔麦斯雕像。人应该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把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中国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和晚清学者黄遵宪也都在爱情方面发出过现实主义的呼喊：“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当代年轻女诗人舒婷对流传了几千年的神女峰的虚无缥渺的爱情神话，写下了与传统决裂的热情、勇敢的诗章：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另一位诗人则借此题目，提出了幸福、实在的爱情要靠自己去争取的见解：
情也绵绵，恨也绵绵，
爱化作了一块冰冷的石头，
我们读了百年、千年。
幸福怎能靠默默地坐等？
不如去学精卫吧，
用行动表达你的信念！
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两种爱的追求。
我们说，爱情不是来去无踪的神秘天使，也不是随手可拾的寻常草棍，而是发生于两性之间的符合人伦道德的爱慕之情。它是感情与理性、自发与自觉、本能冲动与道德文明、直观与愿望、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
爱情永远是动人的回忆和美好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