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2年下半年，随着更多有关伊朗在纳坦兹建设生产离心机的工厂以及其他一些核原料循环处理设施情况被披露出来，以及伊朗公开承认其秘密从事并不一定是非法的核研究已经有18年之久，俄罗斯开始重新对伊朗的核开发做出评估。2003年，一份由退役中将、俄罗斯原战略火箭军副参谋长瓦西里·拉塔等人提交的报告认为，伊朗在生产高浓缩铀和制造、分离、储藏武器级钚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一旦伊朗储存了足够数量的武器级核材料，伊朗将有能力在数月内制造出一件核武器。
随后，俄罗斯与伊朗的核合作开始有了调整。一个微妙的迹象是俄罗斯承建的布什尔核电站的工期因“技术原因”而推迟。2003年6月份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发表了一份声明，向伊朗发出了有力而明确的信号，要求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并履行附加议定书（additionalprotocol），俄罗斯引人注目地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2003年10月，俄罗斯军方的一份报告将伊朗与朝鲜一起列为在核武器项目方面“状态不明”的国家；同月，当普京总统被问及俄与伊朗之间在核领域上的合作时，普京强调的是“不扩散”而非“合作”：“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在2004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俄罗斯签署了另外一份旨在终止同那些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义务的国家所进行的在核原料循环处理领域的合作。尽管这份声明没有特意提到伊朗属于违反了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在核不扩散条约上做出的承诺的国家，但俄罗斯也并未排除一旦伊朗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持不合作的态度，即有被列入此类国家的可能。
事实证明，所有关于俄罗斯在暗中支持伊朗实现其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的计划的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即便是伊朗在上述方面的努力的确取得很大进展，其所获得的帮助并非来自俄罗斯，而是来自巴基斯坦。俄罗斯与伊朗的核合作主要是履行布什尔核电站的合同，它没有也不能够加快伊朗的核武器项目的进展。既然俄罗斯并非伊朗核问题的一部分，那么，它在新形势下对伊朗核问题抱何种态度？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发挥作用呢？
四、俄罗斯与伊朗核问题的未来
虑到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地位、俄罗斯与伊朗一直保持着的密切关系、俄伊在核领域的合作以及俄伊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如果伊朗核问题最终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甚至走向战争，这种结局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场严重的外交灾难。
对于俄罗斯而言，发展与伊朗的关系代表着一个机遇。作为地区强国，伊朗的影响之所及不仅涵盖中东，而且延伸到俄罗斯西面和西南面的广大区域。因此，伊朗既是俄进入中东的重要通道与桥梁，又是俄抵御外部势力侵蚀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底线和前沿。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不仅影响到俄在中东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涉及到俄在其西部和西南部近邻外国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安全利益。因此，尽管在1992年，激进的亲西方政策居支配地位阶段，俄罗斯一度将注意力集中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同时寻求避免与其南部的“穆斯林世界”纠缠在一起，但从1993年以后，同伊朗的双边关系就一直成为俄总体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俄罗斯方面来讲：（1）首先在于俄对伊朗在中亚和高加索保持节制、不挑战俄罗斯利益的政策十分欣赏。（2）尽管两国目前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发展与伊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关系被俄视为对未来俄伊关系的一种战略投资。（3）发展对伊关系被视为与西方打交道时的一张王牌。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俄伊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两国在终止塔吉克斯坦内战中进行了合作、两国在高加索和中亚一系列问题上也采取了共同的立场、两国都反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4）除了在核领域的合作之外，伊朗还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购买者，1992—2000年，俄罗斯向伊朗出售了超过40亿美元的武器，伊朗在俄罗斯武器出口对象国中排在第三位。90年代俄罗斯出售给伊朗的武器包括三艘基洛级攻击潜艇、八架米格29战斗轰炸机、10架苏24战斗轰炸机、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普京执政后，俄伊之间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提升，2000年12月，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访问德黑兰，他是自1979年之后首位访问德黑兰的俄罗斯国防部长，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谢尔盖耶夫与伊朗方面讨论了一项为期10年、价值30多亿美元的武器和军事技术项目，包括在俄罗斯军事院校对伊朗军官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而一旦伊朗核问题白热化，俄罗斯多年来所有苦心经营的战略资产就有丧失殆尽的危险。因此，对俄罗斯而言，最符合其利益的选项无疑是争取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
从另一角度而言，伊朗拥有核武器显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2006年2月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交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乔夫在访谈中被问及一旦伊朗被证实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或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义务时，他明确表示俄罗斯会同意对伊朗实行制裁，“我们决不愿伊朗发展成一个核大国。这给俄罗斯带来的危险要比美国或欧洲带来的要大得多。因为我们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伊朗”。俄罗斯总统外交顾问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也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是该地区其他国家和一些超级大国所无法接受的，特别是俄罗斯，因为它与伊朗最为接近，一旦伊朗拥有了核武器，俄罗斯便处于射程之内”。
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大概只有在这一事件的参与各方——美国、欧洲“三驾马车”、俄罗斯和中国——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的前提下才存在。这其中，俄罗斯对伊朗无疑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力。一直以来，伊朗对俄罗斯的政策主要是从它在战略上的虚弱地位来考虑的：（1）美国的遏制政策，美国以伊朗涉嫌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和参与颠覆美国所支持的政权为由，对伊朗进行严厉的制裁；（2）大多数邻国对伊朗的疏远；（3）伊朗经济上的困难和技术上的落后。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能使伊朗摆脱四面楚歌的处境，并提升其国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拒绝俄罗斯的斡旋，将彻底使自己置于四面树敌的孤立境地；再加上可能的制裁对伊朗经济的拖累，以及不得不持久性地防备对其核设施的预防性轰炸，这些考虑或许将促使伊朗核危机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
直到目前，俄罗斯对伊朗问题的政策是与美国和欧盟“三驾马车”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要求伊朗完全终止在纳塔尔的铀浓缩活动，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这些核设施的监控，并且批准伊朗在1997年签署的附加协议，在调查伊朗过去所涉嫌的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方面给予充分的合作。然而，莫斯科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与欧美还是有着微妙的区别。俄罗斯坚持：伊朗核危机的解决必须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内加以解决，而不是以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来解决。莫斯科坚持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通过谈判的方式而不是使用武力，俄罗斯已经声称将对安理会可能施与伊朗的制裁行使否决权，即便拟议中的决议根本就未曾谈到使用武力。
毫无疑问，无论是出于安全上或是政治上的原因，俄罗斯并不希望伊朗获得核武器；无论是出于安全上还是商业上的考虑，尤其不支持伊朗发展核燃料循环技术。除此之外，在克里姆林宫的决策程序中，还必须考虑对伊朗在核燃料循环问题上施压方面哪些措施是可以容忍的。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在伊朗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伊朗既是俄罗斯民用核技术和军火的重要主顾，也被视为在南北高加索和中亚抵御土耳其、美国和伊斯兰瓦哈比运动不断扩展的影响力的重要的地缘政治制衡因素；伊朗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分别排名世界第四和第二），也被视为未来俄罗斯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
因此，几乎100%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和权力阶层（包括联邦行政和立法机构）将反对使用经济制裁、或军事行动阻止伊朗在严格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并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发展一种实验性的铀浓缩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使得伊朗至少要花10年时间才能生产核武器。尽管俄罗斯精c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布什政府和以色列的立场相去甚远，但它看起来还是非常接近于欧盟“三驾马车”、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反对派的观点，更不用说中国和印度。而且，即便是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和核不扩散条约框架内获得了一种据估计使其能够在数年甚至数月就具备生产核武器能力的浓缩技术，绝大多数的俄罗斯精英仍然反对对伊朗实施制裁或军事行动。许多俄罗斯人将援引日本、德国、荷兰、巴西、阿根廷为例，它们都属于具有这种能力、却不拥有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但并没有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或许就因为它们要么是美国的盟友，要么是美国忠诚的伙伴。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伙伴呢？即便是它的一些伙伴并不被当今的美国领导人所喜爱。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伊朗确实有获取核武器的企图，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精英的意见将出现分歧，大多数人仍将做出宁可接受一个核伊朗也不要战争的选择。他们的依据就是以色列，尤其是巴基斯坦，尽管有A·Q.卡汗的“黑市”丑闻，但仍得到美国的支持。还有，尽管多年来美国一直反对俄印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进行的合作，但最近美国对印度的开放政策表明，前者对地缘政治和经济政策的考虑已经超越了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需要。
非常有趣的是，在俄罗斯赞成美国不惜以武力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那一小部分政界人士和专家，并非都是自由派人士。自由派的立场往往考虑到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关系，以及对伊斯兰极端势力获得核武器的恐惧，但他们将发现很难对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选项持赞成态度，因为即便是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方案中，也不存在武力解决的选项，而以任何标准来衡量，朝鲜都是一个更缺乏民主、更富侵略性的政权。对于美国以武力改变伊朗现政权的打算，甚至几乎所有的自由派（除了如盖达尔科济列夫之类的“亲美基本教义派”）——更遑论其他政治派别——都将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因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基于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基础，来确定那些须改变其政权的候选国家？谁有权做出使用武力的决定？除非伊朗涉嫌发动侵略，受害国可以进行自卫，经安理会授权国际社会可对伊朗行使武力。而在伊朗并未犯下反人类罪（大屠杀、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的情形下，安理会将基于国际法的哪一条原则来做出使用武力的决定呢？换言之，如果这个世界可以由美国来作出诸如此类的判断，为什么中国、俄罗斯、印度就不能依样画葫芦，采取武力或其他干涉手段，改变几个它们所不喜欢的政权呢？尤其是，很多国家在国内政治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被列入美国的朋友或敌人名单却变化不定（仅列举最近的几个事例：如印度曾经因为与苏联的密切关系而获罪于美国，而现在美国和印度却亦步亦趋；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在两伊战争中大力支持伊拉克，90年代以后却又对伊大打出手；80年代与苏军作战的阿富汗游击队被美国称作“自由战士”，“9·11”后却变成了恐怖主义分子；2003年利比亚放弃核计划，随即美国对利比亚的态度就有了180度的转变）。在莫斯科，许多人针对美国副总统切尼不久前在维尔纽斯对俄罗斯提出的批评，开始担心俄罗斯有朝一日或许也将成为改变政权的候选国，如果听任俄罗斯的国防衰弱下去的话。
最后，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改变其政权的经历可以被看做是不赞成再采取类似行动的最主要的理由。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许并不困难，但依据一套全然相异的、从外部引进的原则去重建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大多数俄罗斯人会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不可能用军事手段一蹴而就。无论是否喜欢某个政权，必须基于其所作所为和国际法来同它打交道，这正是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之道。
莫斯科对伊朗核问题的态度是由上述一系列考虑和利益判断所决定的。
俄罗斯首先基于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为了表明其与美国（广义上整个西方）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合作态度，要求伊朗立即终止其铀浓缩活动；与此同时，莫斯科又通过与伊朗的合作来获取利益，并反对联合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以避免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损害。
伊朗核问题的解决需要就各种不同的利益和相互矛盾的目标达成复杂的妥协，俄罗斯的解决方案只能说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变小了，至少可以说战争被推迟了，但并不能说战争的可能性已经消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