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火上的人
刘茂胜/文
美国有位叫提尔纳奇的人，当年，“9·11”灾难事件发生时，作为纽约市的一名消防队员，他就置身于现场，亲眼目睹了纽约世贸大楼的倒塌，在那场刻骨铭心的劫难中，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他的几名亲密战友，却葬身火海，永远地长眠于地下了。为此，提尔纳奇整整痛苦了5年。5年后，他走进了一家文身所，花费了5000美元，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让一位著名的文身专家，在自己的背上文了身。这个文身图案是：倒塌的世贸大楼以及5位死去兄弟的名字，还有两个长着翅膀的天使。不用说，提尔纳奇背上的这个文身图案，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在那场大灾难中，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在文身所里，他又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女友，彼此相爱，步入了美满的婚姻殿堂，随后又有了一个漂亮的孩子。怎么说呢？我们该怎样看待提尔纳奇这个举动呢？有了这个背上的文身图案，或者说有了家庭的温馨快乐，就能够缓解内心的痛苦吗？就能够忘记那些可怕的记忆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也很难轻易地做出某种断言。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无论他是醒着或者是躺下来，他的背一直在着火，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有可能要躺在火上了。
如果说提尔纳奇躺在火上，还有个令人信服的充足理由，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现代都市人呢？其实，也像是躺在火上，不是用火焰这个形象来讴歌生命，某种程度上说，倒像是过着一种飞蛾扑火般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周围的人群中，总能发现那些面对现实状况焦虑不安，躺在各种各样的火上的人。就拿我本人来说吧！去年夏天，我接下有家外地人开的小食品店，门口摆着两个卖冷饮的大冰柜，小店里的电线横七竖八，两个小孩整天在那里玩耍，我总担心哪天失火了怎么办？为这事，有时晚上躺在床上，我就如同躺在火上一般。最近，我一位邻居又想跳槽了，原因是他待的那家公司天天加班。晚上11点下班，他经常半夜三四点钟回家。他跟公司里的大部分职员一样，怕被老板炒鱿鱼，下班不敢回家，而那个公司老板呢？什么话也不说，你愿意坐着就坐着去。于是，他感觉每天就像坐在火上。最离奇的是，我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在去机场的路上，偶然看到路边一所房子失火，心中忽然升起了个怪念头：天呀，家里的电源插头都没拔，家里没人，要是那些电器引起火灾怎么办？结果，他半路折回，误了那趟航班。
在当今这个时代，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心急火燎，或者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人们躺在火上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更多的是为一点点小事，觉睡不好，饭吃不香。有的人，甚至要是不躺在某种火上，倒反而睡不着了。而那些能够呼呼大睡的人呢？通常会被认为是个白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许这真是一种新的“社会火焰学”现象，值得今天的人们深刻反思，反思自己，反思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重新梳理自己的心绪，以便带着一种正常心态生活。而不是像自然界中那些可怜的蛾子，一次次扑向火里，直到把自己烧焦为止。
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价值创新
余敏/文
去年，我和两位朋友去西安。一出机场，就有一大群出租车司机朝我们蜂拥而来，其中一人大声喊着：“你们住在哪个宾馆？你们从哪儿来？我免费送你们！”免费？作为一名营销学教授，我得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从荷兰来。”我回答道。
“荷兰？我拉过荷兰的客人。等等！在这儿！你看看！”他翻开意见簿，然后径直把它放到我的面前——那页纸上是手写的荷兰文。这是一对荷兰夫妇对其服务的热情推介。
“你们要待几天？让我来招呼你们，每天只收500块。”他说道。他知道，一旦外国游客看了这本意见簿，这笔交易就算搞定了。他的竞争对手们也都熟悉这一点，于是纷纷撤离。
有了这位出色的司机，我们在西安的三天过得很棒。每当外国游客的票价高于中国游客的票价时，我们都能买到价格较低的中国游客门票。我们在农家院里和农民们一起喝茶。我们从来不用看旅游指南。他这三天也过得很好，不必到处兜揽生意，也不必无休止地在机场候客。我们给了他200欧元的小费，而且，我敢肯定他还从我们去的商店和餐馆那里得到一些回扣。后来，当我们再次见到这位司机时，他已经有了私家车，而且准备开一家餐馆。
这位司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满足了顾客的各种需求：他既不是机场拉客者，也不是出租车司机，更不是旅游中介。他集以上角色于一身，是一位价值创新者。凭借简单的策略和诚恳的个性，他硬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利润颇丰的细分市场。
正义的成本
熊秉元/文
“现代社会里，很多人都以车代步，如果自己的车被偷了，人们当然希望能找回来。那么，汽车失窃的破案率，该定在多少？”最近在《法律经济学》的课堂上，我问了研究生这个问题。
说来非常奇怪，对于这个简单明确、具体生动的问题，台大法律研究所的学生们却几乎都搔头弄发，不知如何是好。也许，这并不奇怪。在传统法学训练中，特别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是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的。主要的训练，是如何解释和运用法律条文。对于涉及整个司法运作的问题，这种训练立刻捉襟见肘。
迟疑一阵，一个学生鼓起勇气：“由追求正义的角度看，当然希望破案率为百分之百，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很难达到的目标……”
我打断他的话：“可是，如果汽车失窃的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那么一般扒窃的破案率也该是百分之百！伤害杀人的破案率，更应是百分之百。不用说，掳人勒赎、银行抢劫等重大刑案，也非达到百分之百不可。无论大小案件，破案率都要求百分之百，有哪一个司法体系，能负荷这种重担呢？”
学生似乎灵机一动，毫不犹豫：“记得读法律系大一时，《法学绪论》这门课由耆宿萨孟武老师担任。在第一堂课上，他就强调，如果有人偷了1块钱，那么即使花费10块钱，也要把小偷抓住！”
萨孟武是“二战”后台湾法学界的大佬，曾经当过台大法学院院长，论著不辍，桃李满天下。可惜，至少在这个论点上，他的说服力不够，因为，“为了正义，花10块钱处理1块钱，听起来正气凛然、虎虎生风，其实不堪一击。试问，为了1块钱，花10块，如果花的不是10块，而是100块、1000块、10000块呢？”
旁边的同学，似乎受到感染，出手相助：“在《拯救大兵雷恩》这部电影里，为了能从战场上找回雷恩，美国军方派了一队人，最后牺牲了8位弟兄，才勉强完成任务。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为了既定的目标，值得以多换少！”
萨孟武在地下有知，大概会捻须而笑。对我来说，这个意外的联想，却刚好是殊途同归；“好例子！雷恩的几位手足，都已经为国捐躯。美国国防部参谋长接到雷恩母亲的信，决定派人把她仅有的儿子找回来。故事的情节感人，负责带队的汤姆·汉克斯演得好。可是，如果因此而阵亡的不是8个人，而是80个、800个、8000个弟兄，参谋长还能坚持己见吗？
“事实上，电影的编剧聪明得很——为了拯救雷恩，只牺牲了8位官兵。这种牺牲，尚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如果为了1个小兵，牺牲了上百位弟兄，恐怕只会激起观众的反感，变成票房毒药！原因很简单，对观众而言，如果牺牲的人少，会把焦点放在大兵雷恩身上。可是，如果牺牲的人多，观众会自问，自己比较可能是雷恩，还是比较可能是为他而牺牲的数百人、数千人之一？这么一联想，观众能不能认同、愿不愿意掏腰包买票进场，就很清楚了。
“可见得，道不远人。正义的概念，是由人来操作的。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必须是在人们所愿意承担和负荷的范围之内，花10块钱找1块钱、牺牲8人救1个人，都没有超越人们的经验，因此不违反常情常理。一旦实现正义的成本太高，人们自然会缩手驻足！”
研究生们噤声不语，不再有异议——可能是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说教。一番由窃车破案率引发的论战，就此打住。当然，我知道，如果要继续申论，还有一长串话可以援引……
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当然不切实际，那么，该怎么想这个问题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实脉络很清楚——就看社会的中坚分子也就是纳税义务人，愿意负荷多少税负以支持司法体系。纳税义务人愿意缴的税越多，司法体系的资源就愈多，也就能追求更高的破案率。
窃车、强盗、杀人越货、欺诈抢劫等罪行，个别来看，破案率都有其极限。放在一起看，彼此之间，也有排挤效果。多花警力和司法资源在欺诈犯罪上，处理其他犯罪的人力物力自然受到影响。因此，在公平正义的大纛之下，还有许多小天平，而在诸多小天平之间，也还有取舍比较的问题。
抽象来看，传统法学思维和经济分析之间，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差别。传统法学思维，以公平正义为标杆。可是，对于如何追求公平正义，如何操作这个标杆，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形之下，经济分析的特色，是吾道一以贯之——追根究底，只有“成本”二字而已！追求公平正义（或其他任何价值），必须坦然面对所涉及的成本。要得到鲜美的果实，必须先有辛勤的灌溉。同样的道理，要提升公平正义的刻度，必须以充分的资源为后盾，而一旦涉及资源的运用，当然就有成本的问题。
萨孟武的花10块追1块、《拯救大兵雷恩》的牺牲8人救1人，看起来好像不计成本，其实不然。两者的共同点，是表面上理直气壮，实质上只呈现了问题的局部。真正的考验，是把镜头拉远、把画面放大，然后再考虑真正涉及的成本！也就是，正本清源，问题非常简单明确，请问萨孟武教授：为了1块钱的损失，值不值得耗用10万元的司法资源？请问电影编剧和导演：为了1个大兵，牺牲500个官兵，这种电影，敢不敢拍？
“窃车的破案率，该定在多少？”显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可以发挥的问题。
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龙应台/文
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先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人群里，有一个人牵着一个幼儿，我发现，那一群急躁的人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步走动。
那牵着小手的人，可能在人群里低头对孩子说：“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我很惊讶，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默契啊？不需要开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并接受，而且切身实践着一件事：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所以，不要给孩子错误的示范。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们村子有五十三个孩子，所以请慢慢地开。”
这是村民与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的幸福，请以身作则。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欧洲美洲，都紧紧抓住不放的，叫做“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族群、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所以，什么是好的政治家？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六岁的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谁就是最好的。
六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通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同时也把他交给了所有的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位。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他十八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机构所制定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塑造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政治家是什么人？就是我们将所有机构托付给他的人，也是我们将自己六岁孩子的未来托付给他的人。
当我们为六岁的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四年或八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四年或八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十二年和十八年？十六年后，六岁的孩子才刚刚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具备怎样素质的人？他会以什么样的教育储备去面对全世界？
我认为六岁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杆，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如果我是那个牵着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做政治家：
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就好，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已足够。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
孙轶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