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为什么离成功总差一点点(1)

爱迪生说：“成功，等于99%的努力加1%的灵感。”

经济学家的小秘密

大学里的经济学家们这个周末在亚特兰大聚会，举行元旦后第一个周末的例行年度会议。挑选这个时候不仅因为大学放假，而且因为元旦假期后旅游业萧条使得宾馆房价最低。

经济学家一般都是吝啬鬼。经济学家们在选择会议地点时争论不休，他们不在乎海滩、高尔夫球场或者其他浮华的东西。

美国经济学家协会财务秘书，范德堡大学经济学家约翰窑齐格弗里德（JohnSiegfried）解释说，这就像买车。他说“我太太买车时关心的是什么颜色，但我总是告诉她别在乎颜色。”他最初想买一辆灰色的水星大侯爵（Mercury鄄GrandMarquis）轿车，但黑色车便宜100美元，所以他买了黑色车。

世界最著名经济学家的吝啬也是非常出名的。

作家弗吉尼亚窑伍尔芙（JohnMaynardKeynes）在参加了英国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请客的晚饭后曾抱怨说，客人们恨不得“把松鸡骨头啃干净，因为11个人只有三只鸡。”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窑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总是用对方付费的电话回复记者。

经济学家的孩子往往回忆其父母是如何舍不得花钱。最近的新书《我们喜欢便宜货》的作者劳伦窑韦伯（LaurenWeber）说她的经济学家家父亲把暖气调得很低很低，母亲甚至威胁说要带孩子们到汽车旅馆过夜。她说：“父亲屈服了，因为那样的话，花钱更多。”

有人问北方信托银行经济学家保罗窑卡斯里尔（PaulKasriel）的女儿玛萨窑卡斯里尔（MarisaKasriel）她父亲为了节省一块钱愿意下的功夫，“我该从何说起呢？杂货店的便宜货、非名牌的网球鞋是我父亲为他自己准备的。”

1995年保罗窑卡斯里尔的斯巴鲁变速器（Subaru）上的“引擎检查”灯坏了，他用胶带盖住。保罗窑卡斯里尔说他买非名牌鞋子“是要让我可爱的孩子们能穿耐克鞋。“佛蒙特的明德学：（MiddleburyCollege）经济学家大卫窑科兰德（David鄄Colander）说他的妻子（前妻）因为他到处寻找最便宜的钻石而发脾气。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窑戈登（RobertGordon）说他不在附近的全食食品公司（WholeFoods）购物而是开车到价钱更便宜的杂货店买东西，虽然为了节省区区5美元而额外花费他半个小时的时间。

但戈登先生决不是苦行僧。他和太太及两条狗住在芝加哥郊外埃文斯顿（Evanston）最大的住宅区的建于1889年的豪宅里，总面积11000平方英尺，共有21个房间。他说“家里东西满当当的，每个房间都精心装饰，里面有72张东方地毯，收藏有大量东方艺术品，1930年代的装饰艺术设计的捷克香水瓶和其他好玩的东西。”

有些经济学家或许喜欢便宜货，或者至少在其他人的标准看来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训练或者正因为对金钱和选择的着迷使得他们进入这个研究领域里来。

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约拉姆窑鲍曼（YoramBauman）和埃莱娜窑罗斯（E.lainaRose）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和其他学生相比在为慈善活动捐钱时意愿更低。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了经济学基础课程后，他们的意愿也出现下降。

鲍曼先生将在经济学家亚特兰大会议的这个周日晚上有喜剧表演节目，他说：“经济学学生似乎天生有罪，其他学生似乎在学习了经济学之后就失掉了纯洁性了。”在他的俏皮话中有一句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不卖自家的孩子是因为他将来可能增值，或许你就能当经济学家了”。

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研究“无本获利者”，即那些在条件许可的时候额外获得利益的人。想想那些在得知账单要均摊时在饭店里点最贵的头盘菜的人的嘴脸。

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家杰拉尔德窑马维尔（GeraldMarwell）和鲁斯窑埃姆斯（RuthAmes）在1981年的论文中发现，实验中的经济学专业学生比其他学生贪小便宜的倾向高得多。在实验后的访谈中，这些社会学家发现在许多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看来，公平投资的概念“不可思议”。

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窑弗兰克（RobertFrank）和一对儿心理学家一起给大学教授发送电子邮件，询问他们每年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数额。他们1993年的论文报道说9.1%的经济学家根本就没有捐款，这个比例比其他领域的教授的比例高两倍还多。

这两个教授还进行了另外的实验，告诉参加实验的康乃尔大学本科生如果同意降低伙伴的报酬，他们就能得到更多报酬。他们发现经济学专业学生这样做的可能性更大。

有人不同意经济学家都是吝啬鬼的说法。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贝齐窑史蒂文森（BetseyStevenson）说：“他们不是喜欢便宜货，而是关心经济效益的丧失。这意味着他们常常不愿意支付社交礼品支出，经济学家看来这些纯粹是浪费。”

让经济学家似乎吝啬小气的原则有时候导致他们花钱请人帮忙，因为他们学到的东西是尊重自己时间的价值。

同样来自沃顿商学院的史蒂文森女士和贾斯汀窑沃尔弗斯（JustinWolfers）给朋友150美元让他雇人搬家而不是亲自帮忙。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大卫窑莱布森（DavidLaibson）花钱请司机到机场接他的妹妹而不是亲自开车去接。

美国经济学家协会的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窑豪（RobertHall）也非常珍惜自己的时间，以至于他夫人，经济学家苏珊窑伍德沃德（SusanWoodward）偶尔坚决反对。“鲍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雇人来装饰圣诞树，我告诉他不应该那么做”。

因为对赌博概率的了解，经济学家很少去赌场，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会议没有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的原因。十年前，一个旅馆销售代表向齐格弗里德先生展示了图表，说明和其他人比较起来，经济学家去赌博的人数有多么少。

但是，美国经济学家协会会议曾经在有几家赌场的新奥尔良召开过。从来没有进过赌场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窑席勒（RobertShiller）有一年去了那里的赌场。他说这是因为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杰里米窑西格尔（JeremySiegel）认识到通过使用会议组织者赠送的优惠券，他们可以每人在双骰子赌桌上玩，36次下注中有35次可以赢得12.5美元。席勒先生两个晚上净赚了87.5美元。

此后，他再也没有赌过。

姜邰然：富人是这样熬成的

年轻富豪姜邰然先生毕业于某名牌私立大学法律系，当年他还是拿着奖学金被录取的。不过，与某些一心只想做学问的法律系学生不同，姜先生对司法考试没有丝毫的兴趣，当他的朋友在图书馆里跟司法词典“鏖战”时，他却满脑子只想去赚钱。

事实上，从中学开始，姜邰然就表现出了高人一筹的“掘金”能力。他花了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3元），从清溪川（位于首尔特别市）旧书店弄到了一本当时在韩国市面上很难找到的杂志，改头换面之后卖给朋友，赚了1000韩元（约合人民币8元）。不久，他就在同班同学中间销售彩票。彩票每注100韩元，每周开奖一次，只设一名中奖者，奖金为3000韩元。如果本期无人中奖，那么本期的奖金将滚动累计到下一期的奖金当中。累计的金额越多，越能激发小伙伴们的“发财心”，买彩票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平均算下来，除了支付中奖者奖金之外，姜邰然每周都能赚到3000韩元。

进入大学之后，姜邰然更是卖力地打工赚钱，最初他选择去当家教，不过，他很快就明白这种方法是赚不了大钱的，便将眼光瞄准别的地方。他首先报名参加了永登浦某鸡尾酒学校的调酒师学习班，取得调酒师资格证后在一个小酒吧里当了一名调酒师。

调酒师的工作从晚上干到凌晨1点，所以，酒吧主人也乐得请一个半工半读的大学生，减少运营成本。学习时间与上班时间不冲突，而且除了固定工资，调酒师还可以接受客人的小费，这也是让姜邰然动心的原因之一，小费加上固定工资，这可比当家教不知划得来多少倍。从此，他白天上课，晚上就在酒吧里做兼职鸡尾酒调酒师，酒吧的主要顾客群是到韩国来旅游的日本观光客。这份工作姜邰然一直干到大学毕业服兵役之前，一共干了3年零6个月，由此他存下了4000万韩元。要知道，当时，大学一个学期的学费才100万韩元，从这一点上来说，4000万韩元真是一笔巨款。参军打破了姜邰然继续靠当兼职调酒师赚外快的计划。不过，聪明的姜邰然立即想到了炒股，他把近4年来的积蓄全部购买了韩国移动通信（现在的SK电信）和农心（食品）集团的股票。

退伍之后，姜邰然进了某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白领，虽然工资并不如理想中的那么多，但他还是每月拿出一定的工资存到银行，从未间断，不仅如此，他还继续购买韩国移动通信和农心股份的股票。

在30岁的时候，姜邰然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了婚。夫妻二人在做新婚计划时就决定，婚后无条件地将两个人收入的一半存入银行。他的妻子是某大型医院的护士，工资也不低，两人一年的收入加起来也能存下很多钱。

再后来，有了孩子的他抽出部分储蓄投资到“绝对包赚不赔”的房地产当中。现在，除了房地产之外，姜邰然先生还保留了40亿韩元的金融资金，特别是他在当兵前投资4000万韩元购买的股票，经过14年的时间已经为他带来了30亿韩元以上的投资回报。

在谈到成为富豪的秘诀时，姜先生这样回答：“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下来，必须有耶钱爷才行。然而，像我这样既无特别的赚钱手段，又没有什么财产可继承的一介草民来说，要想赚大钱，就要坚守耶节约、积累、稳定爷的投资原则，除此再无别的方法。其实道理很简单，重要的就是看实践。一般来说，许多人忽略了耶节约、积累爷，无视耶稳定性爷，单纯只想耶投资爷赚大钱，这与赌博没什么差别。”

施正荣曾经一块钱也找不到

作为国内第一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NYSE.STP）董事长兼CEO施正荣说，他从来不看《福布斯》和胡润榜，对于自己现在的身价也没有任何概念。“胡润榜我不知道。《福布斯》的中国首富听说过，好像是荣氏家族。”

学物理的施正荣，上世纪80年代从吉林大学毕业后，攻读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硕士学位。1988年，他被派往澳大利亚继续深造。他为此兴奋了好几夜。“那时出国，跟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单纯，就是见见世面，看看西方国家的发展。”在新南威尔士大学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对太阳能电池产生了兴趣。于是，也打听到了当时著名科学家马丁窑格林的实验室地点。

“我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5点的时候，我敲开了他的大门。”马丁窑格林听说来意之后，告诉施正荣这里不需要招人。“我跟他解释，自己就是来学习的，没有工资也不要紧。”马丁窑格林欣然接受了这个新学生。

现在想来，施正荣还很庆幸自己能够被马丁窑格林纳入门下。进入实验室之后，施正荣暗下决心要超过其他人。“师哥师姐们的成绩已经很好了，我起码要比他们稍微高一点，才能对得起我自己。”数年学习之后，施正荣已经能将太阳能电池的转换率达到19万左右。

这时，实验室二楼正在研究薄膜电池，即在探索脱离高纯硅产品作为原材料的技术。“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很想加入。”马丁窑格林欣然同意。

1992年获得太阳能科学博士学位，留校任太阳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5年筹建太平洋太阳能研究中心，任执行技术董事。

2001这一年，深深地烙在了施正荣的记忆中。他回到国内，将自己的创业计划书“扔”给了无锡当地的一个政府官员。不过，无锡政府对他项目的看重远超过他的想象。仅隔几个星期，就邀请他本人到无锡做演讲。“当时我说了3个多小时，无锡当地非常震惊，并且力邀我进入无锡高新技术园区，我被这样的热情所感动了。”

施正荣形容自己在澳洲混得还不错，“但一旦铁了心，就不反悔了。肯定要干到底。”他将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所有财产全部变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女坐同一班飞机直接回到了祖国。怀揣着自己所拥有的太阳能光伏技术，他希望得到投资方的青睐，并且合资成立公司。

可惜，等待了数月，一块钱都没有融到。无锡市政府当即决定，由政府出面帮助他寻找资金。一位无锡市领导在一个投资者的门前，苦等了3个多小时，最后打动了对方。

在政府的极力撮合下，无锡小天鹅集团、山禾制药、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8家当地企业出手，融资600万美元，施正荣则以4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160万美元的技术参股，成立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无锡尚德公司成立后，施正荣开始快速建立光伏电池生产线。因为当时无锡尚德公司没有什么钱，部分设备都是从其他地方淘过来的二手货。

开业不久，有一家同行业的公司在股票市场受到重挫，施正荣立即打电话给对方，要求对方把一套价值1800万元的设备以900万元的价格卖给他，对方随即同意。“上马第二条生产线，可以说是公司的转折点。”施正荣将这个提议递交给董事会，董事会的答复是可以上，但不投资。施正荣有些沮丧，“如果能够再融资，将公司独立出来，可能会更好。”

2003年，无锡尚德处于亏损境地。公司对外一直欠债。

无锡尚德公司用于生产的管道包给了一个当地工程公司来清洗，但是钱款一直也没有付清。某天晚上8点，无锡尚德公司一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