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这部小说中，西门庆这个人物最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特色。
这是个心理和行为都很复杂而且时时刻刻都游荡在他那个时代的上、下层现实社会海洋中的人物。西门庆既不为传统的文化观念所局限，又难以摆脱它的束缚；他既身染社会流行和崇尚的庸俗习气，又具有让自己周围正经与不正经的人们都佩服、敬重的言行作为；他既想使自己的商贾事业通四海、达三江，使自己成为新的经济力量的核心，又不得不依附着权势而小心前进。在传统王权的重压之下，一个破落财主出身的生药铺老板竟能左右逢源，逢凶化吉，发展自己的买卖，扩大自己的经营，成为当地的富商豪贾，在生活上享受奢侈，成为众人瞩目的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户，可见生财之道与享乐之术都是很有一套的。可以说，在西门庆身上，突出地体现出16世纪前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反映出较为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的商业小社会中，处于婴孩阶段的资产者们发展成长的某些特征，而这一切，既反映出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的积淀，也反映出时代文化的某些方面的气象。
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依凭较优越的经济条件参与政治，不过只是从王权统治者那里分到“一杯羹”
纵观中国数千年王权政治文化，不能说是没有“法律”治国之时、之人、之事，但最基本的、也最重要的是“权”治。建立在血缘世袭制和科举考试制基础上的权力继承与权力配置，使得君主们能在这块既广阔又封闭的国土上具有仅比天矮一级的权力，使得数万名官僚在千百块既统一又分割的区域里握有生杀奖罚的特权。“权”治的实质便是“人”治。这种专制制度对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却又生产落后、精神蒙昧的国家来说，是具有相当大的效果的。但是到了明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扩大，随着“邪端”思想对正统思想的挑战，王权专制政权已经开始难于一手遮天，“权”治已经受到了在社会各个角落逐渐显示出其巨大力量和诱惑力的金钱的冲击。虽然还不能说“金钱万能”，但有了钱就有可能得到一切，就有可能满足一个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也有可能让一个人从官府的判罪案卷中解脱出来。这在城镇和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地区已不是奇谈怪闻。尤其到了明中叶，一面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另一面却是国库日益耗空；一面是商人有条件追求奢侈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却是许多官僚索贿受贿，或弥补微俸薄禄之不足，或奢淫侈乐，醉酒迷色。权力常常在金钱面前屈膝，卖官鬻爵听起来可耻，也不合祖宗家法，但它却可以极快地填补国库的一部分空虚，也可以为当权者的骄奢淫乐提供一部分物质保证。于是公开纳官与暗地卖爵已不是偶然的丑闻。贪赃枉法、见利忘法，比比皆是。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曾严惩了许多贪官污吏，并苦口婆心地反复劝戒子孙和下臣，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乃至到了明中叶，上自学士、太师，下至县丞、典吏，贪财受贿成了习气。嘉靖、万历两个长寿皇帝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顾自己的事去了。像海瑞那样一生克己奉公，俭朴事君，到死时，连殓葬自己的费用都没有的清官廉臣如凤毛麟角。而像李贽那样于世独立而被后世誉之为伟大思想家的人，在任姚安知府之前，度日艰难，朝不保夕，只是在上任知府之后，由于有各项“常例”和其他“外快”，才补上官俸不足。看来，在《金瓶梅》和明代其他小说、戏曲中常出现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这句俗语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更是一种现实。金钱突破了王权专制的一统天下，持有金钱的市民已经开始从“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观念和生活观念中解脱出来，以自己的优越的经济条件与王权贵族们平起平坐，进而也能取得政治上的某些平等或某种程度的平等，进而用金钱买到权力，参与政治。
西门庆是一个“清河县破落户地主，县门前开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好些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这种人，无论从出身来看，还是从表现来看，按中国的传统观念，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很有可能成为贵族豪门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但时代已经不同了，这种人由于“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甚至“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经济地位对一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声望有如此重大的决定意义，是先前少有的。
西门庆无高贵的出身，也不读书，也就谈不上参加过什么科考，这种人在社会上，尤其在官吏中间本是被不齿的一类，但他有钱，便可使得诸多官僚吏员直至中央大臣为他服务。
武松为兄被害一事告了西门庆一状，西门庆忙“打点官吏，都买嘱了”，于是县官吏典便将此案不了了之。
武松找西门庆复仇，误打了李外传，被押进县衙，西门庆在衙门里再次遍行贿赂，原来佩服并重用武松的“县主一夜把脸翻了”。
为了将宋惠莲的丈夫来旺儿彻底清除，西门庆下了“100石白米”（这是明代中晚期官场贿赂的“术语”，即100两银子，以白米暗示白银，而黄金则用黄米暗示）给夏提刑和贺千户，于是来旺儿受尽酷刑，差点丧命，被押回原籍，家破人散。后来，惠莲的父亲也在贪利枉法的官吏重刑之下，伤病交加，蒙冤而亡。
主办案件的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在500两白银的“礼物揭帖”面前认为“500两全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使西门庆从党案罪罚中解脱出来。
蔡京，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政殿大学士，在西门庆不断送来的孝敬重礼面前，一方面无愧而受之，一方面按西门庆的意思释放盐客，又为西门庆封官加爵，还把西门庆收为义子。有些厚遇，是西门庆自己都常常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的。
上面所述，都是西门庆送金银上门。《金瓶梅》中还有不少情节却是各级官吏直接或间接地向商人索取金钱财货。很有意思又很可笑的是，当这些得了“眼红”病的官吏向西门庆索财求利时，有的谗涎欲滴却又委婉曲折，有的一旦受遇受赠，立即肺腑托出，慷慨激昂，似乎是肝胆相照，恨见太晚，显示出金钱在权势面前的极大能量，颇具讽刺意味。
新状元蔡一泉奉敕回籍省视，路经西门庆家，私下讨路费，想不到西门庆不仅盛情招待酒饭玩乐，又送金缎一端、合香三百、白银100两，于是便来了个“固辞再三”，还说，“但假十数金足矣，何劳如此太多，又蒙厚腆”，其实是嘴推心就。到后来，这位蔡状元已是巡盐御史，这可是个肥缺，他又同宋御史来到西门庆家。西门庆这次光酒席就开销了1000两金银，最后连同再送的酒席，还有酒、羊、丝、缎和金银酒具盘筷之类，各人又送一套。宋御史高兴地先走了一步，蔡御史则下榻西门庆家。他对西门庆家中的摆设和富贵气象，慨叹不已，自叹不如；对西门庆又安排优伶歌唱和妓女侍寝，更是感激万分。第二天分手之时，这位朝廷命官竟“与西门庆握手相语，说道：‘贤公盛情盛德，此心悬悬。倘我后日有一步寸进，断不敢有辜盛德。’”
那位宋御史大人也不相上下，他后来再次来到西门庆家，见到一座做工奇巧的八仙捧寿鎏金鼎，便夸赞不已，并且这样对身边的官员和西门庆说：“我学生写书与淮安刘年兄那里，替我捎带这一副来送蔡先生，还不见到，四泉（西门庆）不知是那里得来的？”这一索要真可谓得体有方。西门庆当然深知“醉翁之意”，只得忍痛割爱，派两名排军将鼎送了过去。
不少官员也看中了西门庆的万贯家财和超级的生活享受，纷纷以各种各样借口来“沾光”。要西门庆代办酒宴款待各自的上司来宾便是其中一种。像宋御史接钦差黄太尉，安郎中为九江大尹蔡少塘（蔡京的九公子）接风，宋御史又请侯巡抚，汪参政、雷兵备、安郎中等人为浙江本府赵大尹升大理寺丞设宴庆贺，等等。这些“作东”的官员所出资金往往不足请客费用的尾数，实际上是官僚们向富商人家“打秋风”。
明朝各级官员的俸禄虽然各代情况不一，大致上是这样的：当朝正一品月俸为90石左右，从九品官仅5石上下。而西门庆的一天正常收入，几个铺面加在一起，就可有数十两左右，相当于一个中级官员的月俸。额外收入更为可观，常常是数百、数千两银子进进出出。明朝官员不仅俸禄低，而且皇帝的奖赏也相当低微。皇帝御批的工部工完奖，蔡京的赏银为50两，仅仅是西门庆一次送给李邦彦礼金的1/10，更是西门庆给蔡京拜寿贺礼的小零头。小官员赏银仅5两，或绢2匹（嘉靖、万历年间一匹绢约合银7钱），这与西门庆随手赏给妓女或优伶的小费等量。如此这般，怎不会刺激各级官员去羡慕像西门庆这样的商贾，并且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大大小小权力为西门庆这样的商贾服务呢？所以西门庆可以用钱作前导，使自己由“一介乡民”变成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从五品武官），又升为“正千户掌刑”（正五品武官），还成了蔡京的干儿子。进而可以和各级官僚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光宗耀祖。
这一切，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掌权者以公权谋私利、肥私囊；有钱者以私钱取公权，得政治地位，权力与金钱已形成了一种交易。这种交易是封建统治者不能承认，但又不得不做，甚而发展到热衷于此道的；这种交易也是一般的商贾市民所料不及，但又愿意并追求的东西。戴上乌纱帽，坐上虎皮椅，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本应是从祖辈手上继承或在“十年寒窗苦”中拼得。现在，这些既无继承血缘，又不曾“乡试”、“会试”的商贾，竟凭着手中的金银财货便可以轻易得到，从而改变几千年来“末流”的社会地位。难道不是所料不及而又梦寐以求的吗？这是中国16世纪前后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城市社会中的一个很有特征意义的现实，是中国商品经济、商贾阶层发展道路上一个很有特征的文化现象。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西门庆首先是个商人，而且是个“出类拔萃”的商人。他在行商坐贾的活动中，在处理自己的买卖与中央、地方各级官员的关系中，尤其是在出乎意料地得到官职之后，认识和体验到了官吏们内心对钱财的渴望，认识和体验到了权力对商业的好处，开始自觉地意识到经商者最好也能从政，以商养政，又以政养商，买卖才有长足的发展。不错，商政结合必然败坏政治，但是此时的政治是专制的王权政治，是已经开始腐败而且必须败亡的政治。西门庆从自己个体利益出发，走上商政结合之路，客观上无疑是对已开始腐败的王权政治注进了催腐剂，是对专制政治的一个冲击。
当然，我们又必须看到，商人依凭自己的金钱，通过各种“买”的方式参政，弄个一官半职，毕竟不过是从王权统治者那里分到“一杯羹”，中国商品经济与依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商业小社会与整个传统大社会的重重叠叠的关系，中国商人在观念和政治上与传统文化观念和专制政治既有继承又有碰撞的交错和统一，使得已有一定力量的商贾们在与王权政治发生关系时，表现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
二、中国王权专制政治统治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得不依附在这棵已经开始腐朽的大树上，中国资产者从他们诞生之初，便显现出难以独立发展的弱点中国古代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或政治枢纽，尤其在先秦，都、城具有极鲜明的等级色彩和宗法内容，然后才成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或枢纽。有些市镇，特别是隋唐以后的市镇的建立，虽然是由于经济、文化原因，但立即会建立起相应的由国家专制政权全面把握的机构而显示其政治性质与职能。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这一很不同于欧洲古代城市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脱离专制“权治”范围，更不可能“独立”。
这样，市民阶层便相当复杂了。到了元明时期，市民中有因故流亡他乡的农民，有本地破产的中小地主和农民，有小手工业者，有作坊工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商贾、贵族、官宦、吏员、差役等等。其中，较大比例的商贾队伍是新的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成员又多为破落户、官僚、贵族、豪门中求利经商者。他们身上的细胞多数还属于传统的，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他们在人事上、政治上、思想上与专制王权有着十分复杂和密切的联系。同西方早期城市中以商人和逃亡农奴为主体的市民相比较，中国商人的自我意识还相当薄弱。
而当时的王权专制的腐败主要是表现在政治上，其传统观念与时代正统思想则由于根深蒂固而仍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王权政治也因为它是建立在以宗法制为主要特征，以家族、家庭为基本组织的基础之上而具有超稳定性能。因此，中国的商贾阶层虽然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存在，却难以形成自己的经常性的集体力量，更不要说去争得自由和权力。他们首先是生活在王权“权治”最严重的城市中的百姓。因此，中国的商品经济到了十五六世纪虽然在生产力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却又使得它自己不得不依附在已经显出腐朽之气的王权政治之树上，曲折而行。如果说，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近代资产者萌发了嫩芽的话，那么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资产者们，从这个时候起，就一方面想极力挣脱这令人窒息的襁褓，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这个襁褓站立起来，缺乏必要的独立精神的中国资产者对王权专制的反动有其难以克服的软弱之处。《金瓶梅》的作者当然是不可能以自觉的理性去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具有这种实质问题，他只能以自己的感觉去批判社会。好在他那写实之笔，从文学再现的角度为我们描写了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中商贾阶层这一具有特征性的表现。
一部《金瓶梅》，以西门庆的活动为中心。在西门庆的诸多言行之中，他的官场和商贾活动占了重要位置。他不仅对买卖行情了如指掌，也对官场十分熟悉。上自蔡京太师，下至县中四宅，无一不识。他所交接的大官小吏，又都是一些握重权、掌实权的家伙。西门庆在官场上丢下的金钱不少，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升官发财，而是要保证自己生意顺利发展。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虽有金银万千，却无任何政治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地位对自己的生意兴隆有重大的因果关系，自己必须寻找靠山，结交官吏，筑高自己的政治台基，以便获得商贾生意上更高的利润。这便是当时的“烧香拜佛保平安，交官结吏好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