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之变，京城陷入一片狼藉，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加上离京逃亡，旅途劳顿，太后苦不堪言。慈禧太后恍悟，大清朝软弱之根源现在亟需改革补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上一章，我们摘引了慈禧太后颁发的悔过诏书，而早在此前，她就以特有的果敢，向世人宣告想要施行新政，摆脱过去种种陋习。在她眼中，这些陋习乃是国家腐败堕落的根源。尽管她从不承认，但接下来实行的政策本质上正是1898年光绪皇帝锐意改革时期的政策。与光绪皇帝不同，慈禧太后着重调和新旧势力间的权力、利益平衡，消除地方强大守旧势力的反对、抵触，为新政做万全准备。
1901年1月28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皇帝名义颁发圣旨，首次向全世界正式宣告改变旧制度，实行新政。荣禄参与、协助了此圣旨的起草。朝廷谕旨一贯冗长啰嗦，这道也不例外。圣旨彰显了慈禧太后的刚毅、睿智和精明。帝国上下士大夫文人看到这道谕旨，欢呼雀跃，即使是历来反对慈禧太后的广东和南方诸省，百姓也是一样的欣喜，拍手称快。
中国的报纸撰文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惹人注目的圣旨。它言辞雄辩，能够说服众人接受改革，同时又巧妙地指出了中国及其民众在世界上的地位，措辞用字极其巧妙，既平复了国内各党派之心，又提高了太后的声誉。
这道圣谕明确废除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体系的基石，即绝对专权制度，“少壮派”党人闻知，更是心潮澎湃。1900年庚子之变，慈禧太后吸取了教训，才会选择大清王朝历来传统、与皇亲国戚，与之前坚持的所有信念彻底决裂。
慈禧太后业已花甲高龄，却凭借着如此气魄，重新回到惨遭联军蹂躏的京城，担负起国家政治改革重任，实在令人敬佩。她身担国辱，痛自刻责，承诺会在将来施行更新、更好的政策。慈禧太后以此向世人展现了她的统治热情，对深陷危机的民族既忧患又同情。
然而，根据过往经验，民众及大部分洋人均怀疑她颁布谕旨、宣称改革是否出自真心。他们认为这道谕旨，与之前很多谕旨并无两样，都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而已。但自打回到京城，朝廷近侍、高官意识到，太后确实是诚心改革，她不断颁布新政策，强压在不情愿的皇族身上。也因此她赢得了大部分臣民的拥戴，特别是南方民众（1898年慈禧太后打压广东改革派，人们对她心存恶感）。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她逐渐令他们回心转意，赢回了他们的拥护和爱戴。自此之后，直到太后宾天，不管她的高级顾问大臣和主要官员是否信任改革，她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表明了对改革大业的诚心和执着，这些通过她的言行举止表露无疑。
慈禧太后从义和团运动中得到了惨痛教训，并从中吸取经验，指导其新的实践。然而，自始至终，每想起义和团首领的英勇无畏，太后总是难以抑制对他们的赞美，称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满怀着对国家的热爱，勇敢无畏地驱逐蛮夷。但通过义和团惨烈的结局，她意识到大清真正强盛起来之前，任何反抗列强蛮夷的壮举都只可能以失败告终，朝廷只能选择镇压。
因此，太后果断向臣民宣布，进行改革，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她采取如此剧烈的改革举措，却没有引发严重争论或国家内战，除了她任何一位君主都无法做到这点。想想1898年光绪皇帝维新变法，就明白了。然而，慈禧太后处理国事巧妙，应对局势手段高超，谕旨论据充分，所言极具说服力，士大夫文人看后，不禁叹服。太后暗示，若是孔圣人遇到当前形势又会采取怎样的举措呢？通过如此微妙的暗示，即使是那些最顽固的孔教人士也都为之折服。
以下便为记录了慈禧太后态度及策略转变的谕旨，读来十分有趣，现将全文摘录如下：
谕内阁，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
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
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庭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翦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
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
注释：①“宵旰焦劳”直译的话为“日落之时用膳，和衣而眠。”形容勤于政事。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自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成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详，以备甄择。
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已有百短，遂不愿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认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于公尔忘私，其究归于实事求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
太后再次以皇帝名义，责备维新派党人和他们1898年的改革之举，却又很自然地说明太后实行新政乃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慈禧太后绝不会低头认错，让周围人得了好处，抢了美名，因而保全了这个东方宫廷中自己的荣誉和威望。实际上，慈禧太后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当年康有为党人采取的措施如出一辙。但保全面子是大事，她声称此次改革政策与维新派政策有本质不同，自己的政策更胜一筹。当年自己残酷镇压维新改革，此次宣布实行新政，凡可能平反戊戌变法之举的言论，都极力避免。因此，“愚民”必须认清，太后的改革政策与康有为及其同党实行的政策绝对截然不同，后者具有“革命性”，而前者非也。然而，太后推行改革甚至比当年维新派走得更远，它与维新派改革唯一真正不同在于，这一次，老佛爷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而之前那一次，她是反对者。
回顾太后回銮京城后统治的六年，尽管我们并不确定她对洋人的态度是否有所改观，但毋庸置疑，她一直都在诚心诚意推行新政改革。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灭亡，京城被联军攻陷，这一切她刻骨难忘。她认识到国家不兴盛，就意味着整个民族的灭亡，这并不是每个西方国家的政客都完全理解的。她意识到，仅仅墨守陈规，引经据典不能赶上更不可能超过西方物质文明的实力。如果中国想要继续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屹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效仿日本，变法自强，整顿军队，引进西方武器设备，改进防御，壮大中国国力。
认识到问题所在，慈禧太后果断采取行动，这一点将她与满族亲贵区分开来，后者则往往陷于消极的宿命论和无助绝望之中，无法自拔。
一开始，慈禧太后面临的外部局势并不简单。首先，她必须处理由来已久的皇族特权问题，这些皇族虽然骄奢傲慢，但依然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除此之外，她还要小心、谨慎地操纵、控制各省乡绅文士，因为他们是中国集体智慧的中流砥柱。同时，与洋人打交道时，她必须小心谨慎，保全自己的尊贵和威严。因为这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尊严，更是其臣民仰赖之所在。太后的威严在1900年庚子之变中已动摇，此时她决不能以受惩戒的悔过者形象出现，而要以无辜的受害者形象示人。在这一过程中，太后要扮演的角色很多，且各有特点，每一个都不是好担当的。
1901年，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发了圣谕，帝国上下，文人学士皆拍手称快，称这道谕旨是上等文学作品。但大部分地方官员根据传统和经验认为：一方面这无非又是一个经典的宣言而已，因此并不在意，继续敷衍了事，按部就班；另一方面老佛爷只不过是在以此消遣，想要蒙蔽洋人耳目，即使自己敷衍拖延，太后也不会因此不悦。太后懿旨满是至真至诚的劝诫之语，然而许多地方官员读之，依然公开宣称慈禧太后仅仅是在做戏而已，他们如此想法，要么是出自私人成见，要么是出自个人私利。然而我们无法在这六年的官方或太后私人记载中发现丁点儿证据证明地方官员的想法。就在回京前，慈禧太后下发了谕旨，表明信念。谕旨内容如下：
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数月以来，兴革各事，业已降旨饬行，惟其中或条目繁重，须待考求，或事属创举，须加参酌，回銮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意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