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劳是人们能力和贡献的象征。厚黑学告诉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尽可能多地把功劳归于自己名下，这是赢得权力的重要资本。赢得功劳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善于利用别人的智慧、知识、声望、能力等为己所用，推动自己的事业；尽管别人的帮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事成之后，我们却要把功劳据为己有。人们往往只会注重事情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过程和方法。因此，帮助过自己的人将要被人遗忘，而我们却能被人牢记，成为主要功臣，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力。
战国时期，苏秦一心想出人头地。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努力跟随鬼谷子学习各种权谋之术，准备前去游说秦惠王，以获取自己的声望和权位。到了秦国之后，他劝说秦惠王要有吞并诸侯、占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秦王回答得虽然客气，但是却很冷淡。秦王跟他说了一大堆理由，最后把苏秦赶了出来。苏秦接连上了十多次书，还在秦国住了一年多，秦王却始终不为所动。
苏秦游说失败，只好打道回府。他离家时曾带了很多财物，但是这时却全花光了。回到家时，他只穿着草鞋，只身背着书，担着行囊，满面落魄和憔悴。等回到家后，家人都知道他游说失败，竟然都不搭理他：妻子看他回来，连织布机都没放下，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连话都不跟他说。苏秦受了很大的刺激，更加坚定了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他头悬梁、锥刺股，发愤读书。经过一年的苦读和潜心分析揣摩，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回他信心满满地说：“这回确实可以游说国君了！”
苏秦决心合纵抗秦。他先到赵国，想结交赵肃侯的兄弟秦阳君，没料到碰了钉子，但他没有放弃，继续北上，来到燕国。在燕国等了一年多，后来终于见到燕昭王，于是大谈燕国之利弊，终于说服燕王答应合纵抗秦，以图自保。燕王大悦，给了苏秦许多车马黄金和从人，让他去游说其他国家。苏秦到达赵国，赵王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同意他的合纵的计划，并赏赐他更多的车马黄金、宝玉绸缎，让他去约会其他各国诸侯。由于当时形势所迫，韩、魏、齐、楚等国都同意合纵抗秦，因此苏秦的游说进行得十分顺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六个诸侯国的国君都十分器重他，苏秦一下子就做了这六个诸侯国的宰相。秦国知道这个消息后，15年不敢图谋向函谷关内进攻。
苏秦挂了六国相印从楚国返回赵国，一路上随从和百姓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在路过洛阳自己的家时，他的父母来到路旁迎接他，他的嫂子则趴在地下，连头都不敢抬。他的妻子则远远地躲在一边，连正眼都不敢瞧一下。苏秦问他的嫂子：“嫂子为什么以前对我十分倨傲，现在却这么恭敬呢？”嫂子说：“因为叔叔你现在权大位尊，而且又腰缠万贯！”苏秦感慨地说：“贫穷时连父母都不认你做儿子，富贵之后则亲戚也感到畏惧。人生在世，势力权位和富贵岂能忽视？”
西汉宣帝时，渤海（今河北沧州一带）及临近各郡灾害连年，百姓生活疾苦，纷纷起来造反。当地官员镇压无效，汉宣帝只能派已年过七旬的龚遂去任渤海太守。龚遂就任后，安抚百姓，鼓励农民垦田种桑，休养生息。对于那些心存戒备，依然每天带着剑的人，他劝慰道：“干吗不将剑卖了买头牛？”同时发布告令：将郡中追捕盗贼的官吏全部撤职，凡是手中拿的是锄、镰等农具的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拿问，只有那些拿着兵器的人才是盗贼。经过几年的整治，渤海一带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龚遂也名声大振。
于是汉宣帝召他还朝。龚遂有一个属吏王先生，请求与他一起去长安，此人经常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其他属吏都反对他去，怕他坏事，但龚遂还是带他一起上了长安。一天，皇帝要召见龚遂，这位王先生问他说：“皇上如果问大人是如何整治渤海的，大人如何回答？”龚遂说：“任用贤才，使人各尽其能，严格执法，赏罚分明。”王先生连连摇头：“不好，这样说岂不是自夸其功吗？大人应该这样回答：‘这不是微臣的功劳，完全是天子的神灵威武所感化！’”龚遂恍然大悟，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按他的话回答了汉宣帝。宣帝果然非常高兴，并将龚遂留在身边，任以显要且轻闲的官职。
以利益相诱而不是空言请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追逐利益是人们的本性。因此，如果你有求于别人，不要妄图仅仅以一些大道理去打动他，这对他不会有很大的说服力；也不要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你曾经带给他的帮助和好处，这会让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强迫，从而拒绝你的请求。相反，如果你能够提出一些对他有利的条件，满足他的一些需求，那么他却会作出热诚的回应。绝大部分人事实上也都是现实主义者，很少有人会采取违反自己利益的举动。
公元前433年，世界历史上有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科西拉岛和希腊城邦科林斯相互对峙，将要触发战争。双方都派遣使者到雅典去，希望争取到他们的帮助。
当时的形势是，谁能争取到雅典的支持，谁就必定会从战争中获胜，而战败的一方必定会遭受战胜国的凌辱。首先是科西拉的使者发言。这位使者一开始就坦白承认科西拉岛在此之前从未帮过雅典人的任何忙，甚至还曾经和雅典的敌人结盟。但是，尽管他们和雅典并无任何友谊或恩义可言，这次前来也仅仅是因为科西拉担心自己的安危，他们却能保证提供给雅典的帮助：科西拉的海军规模仅次于雅典，他们愿意和雅典联手，共同打击雅典的对手斯巴达。说完之后，这位使者还很遗憾地表示，科西拉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能帮助雅典更多。
接着发言的是科林斯的使者。和科西拉使者平实无华的诉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林斯的使者一上来就慷慨陈词、口若悬河。他首先提请雅典人注意过去科林斯曾经为雅典做过的所有事情。接着，他告诫雅典人必须审慎地作出决定，必须考虑雅典背叛盟友将会给雅典的其他盟邦所带来的极大伤害这一严重后果。他还义正词严地搬出希腊法律，说明雅典必须回报科林斯所有义举。最后，他又再三申明雅典对朋友感恩图报是十分重要的。
听完两方使者的所有演讲后，雅典人举行会议，进行商讨。结果，在第二轮投票时，赞成和科西拉结盟的票数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雅典背叛了科林斯这个昔日的盟友。
在中国近代史上，湘军是一支最善战的部队。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统帅，曾国藩训练湘军可谓匠心独运。他强调训练和训话并重，尤其是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训话，开创了中国军事训练的先河。但是，注重经世济用之学的曾国藩也深知，利益问题最重要；光谈高调，没有饭吃，无论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湘军不靠朝廷拨饷，因此，从曾国藩留下来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经济问题一直是他的带兵最头痛的问题。
经过深入的调查，曾国藩发现，朝廷的绿营兵之所以腐败无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饷太少。每年朝廷的军费开支不小，但是大多数都被各级军官贪污了。绿营兵所得的军饷，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都很艰难，因此，绿营兵不得不走出军营谋生，军事训练自然就受到了影响，战斗力也就十分低下。有鉴于此，曾国藩在兴办团练之初就十分重视士兵的军饷问题。他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确定了一个偏高的标准。湘军士兵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的3倍多，而各级将领的收入则更高。湘军的军饷过于优厚，就连曾国藩本人也认为“章程本过于丰厚”，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标准一公布，湖南的农夫纷纷报名参加，这也让曾国藩能够从容筛选那些勇敢而不畏艰难的人。
这种做法自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了丰厚的收入，湘军士兵除了个人生活之外，还能补贴家用，没有了后顾之忧，操练起来也比较安心，战斗力也就很快提高。同时，由于各级将领的收入大大提高，克扣军饷的事情也很少发生，起到了“养廉”的作用。曾国藩对自己的做法曾经总结说：“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就是为了“养将领之廉”，“作军士之气”。而曾国藩的事业，也在这些人的冲锋陷阵中建立起来了。
作为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更加注重实际利益的相诱。李鸿章的淮军，刚组建的几位营官，投靠李鸿章本来就是为了功名利禄，大道理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充分发挥了曾国藩办湘军的成功经验，用更为优厚的利益吸引这些人。李鸿章更是赤裸裸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淮军刚办的时候，衣衫褴褛，饷用匮乏。等到了上海之后，李鸿章想尽千方百计搜罗军饷，充实军力。军队保障越来越好，淮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人数也急剧上升。原来在另一军队薛焕手下的残兵败将，被收编到了淮军之后，竟然人人都成了不怕死的“勇士”。程学启和黄翼升本是曾国藩临时拨给李鸿章加强实力的，随着淮军的壮大和自己面临形势的危急，曾国藩屡次命令李鸿章把这两人调回来。由于这两人是人才，李鸿章尽量拖延，而程学启和黄翼生则干脆说没有这回事而加以拒绝。这二人之所以不愿意回到湘军，多半是因为在淮军中油水更多。由于李鸿章的活动，曾国藩最后也不再强迫了。而这两人为后来淮军的迅速壮大，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劳。
权力需要神秘莫测的氛围
人类是一种习惯性的好奇动物，总是希望通过别人的行为来推测出一些惯性的东西。在权力斗争中，他们一旦掌握了这些东西之后，就会采取一定手段加以应付。一般而言，下属总是会费尽心思揣摩上司的性格，或在某件事情上的用意，并且投其所好来迎合上司，掩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以此来达到取悦上司、获取权力的目的。有鉴于此，厚黑学主张采取一些故意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行为。那些看起来缺乏连贯或毫无目的的行为，会让别人无法揣摩到你的真实面目和真实目的，你也就处于主动地位。位居上位者，只要不轻易暴露自己的愿望，不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保持绝对的清静不动，深深地藏起自己的喜好和厌恶之情，下属的真实思想、实际才干就会暴露无遗，也就能够更好地加以控制。正因为此，古代统治者都以保持自身神秘莫测作为驾驭臣下的方法。他们永远保持一种神秘而不可捉摸的形象，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威信。
战国时期，齐威王也像楚庄王一样“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在他继位之初，不理国政，沉湎于酒色之中，经常彻夜长饮。当时，邻国不断来犯，国内的许多大臣也贪赃枉法，玩忽职守，但是齐威王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没有人知道这时的齐威王心里想的是什么。一些忠于国事的大臣很是忧虑，但是却谁也不敢进谏。3年后，齐威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随即传令将全国72个县令长官都召集到国都临淄开会。他对即墨县的大夫说：“自从你到即墨做官，每天有人说你的坏话。可是，我派人到即墨县区调查，发现那庄稼茂盛，百姓丰足，官府办事效率很高，边境也很平安。你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员。”于是当即给他以万户的重赏。接着，齐威王对阿城的大夫说：“自从你到阿城就任以后，每天都有人在我面前说你好话。可我派人到阿城去，却发现那田地荒芜，百姓贫苦；赵国进攻，你不能敌；卫国夺取了我们的土地，你竟然一无所知；你完全是靠花钱行贿替你鼓吹的。”于是下令把阿城大夫和那些替阿城大夫鼓吹的近臣一同烹杀。齐威王的举动令齐国朝野和邻国为之震惊。自此以后，齐国官员没有谁再敢弄虚作假。
秦始皇为了制造神秘感，使人不知其所居处，令人将首都咸阳200里以内的270座行宫；都以上下两层、封闭甚严的复道相连接。他乘车在密封的复道中四处巡游，每天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向外泄露，否则便要处死。一次，他住在梁山宫，从山上看到丞相李斯的随从车骑众多，不甚高兴。在他身边侍奉的一名宦官悄悄通知了李斯，李斯便大大减少了随从车骑的数量。秦始皇发现后，认为必定是宦官泄了密，因此震怒，将当时在身边侍奉的所有宦官全部问斩。
晚唐宦官专权，皇帝多为宦官所制。唐武宗因为服丹药中毒而死，在太监仇公武扶持下，立有些愚笨的李忱为帝，是为唐宣宗。李忱的母亲出身低微，他也因此饱受歧视侮辱，变得好像痴痴呆呆，太监们立他为皇帝的目的，自然是想好加以控制。武宗长期不理政事。不料李忱刚一即位，立刻将堆积如山的政务处理得合情合理，让太监们大吃一惊。原来唐宣宗是为了避祸而装傻，实际上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唐宣宗因为装傻而当上皇帝，在当上皇帝之后，他也深知神秘莫测的妙用。他城府极深，用人恩威并济，臣下对他都十分畏惧。尽管贵为天子，但他平时却总是一副恭俭善良、平易近人的模样。宫中侍从凡是和他稍有接触的，他都能叫出名字，并且知道他们的职位、差事；如果有人生病，他还会派御医前去诊治，甚至亲临慰问。古代皇帝很多，但像他这样的可是少之又少。对近身侍从如此，对朝中的大臣，唐宣宗就更加“友善”了。平时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也总是表现得很随和，十分尊敬臣下。但每当他们奏事的时候，他就会立刻摆出一派威严气势。等到公事谈完，他就立刻恢复和蔼可亲的一面，和大家谈笑。最后，当集会结束之后，他又会轻描淡写地说：“今天相处，朕很快乐。希望大家能好自为之。朕常担心你们辜负了我的期望，以致我们君臣不能再相见。”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随和的话，实际上却具有巨大的威力，因为下臣们根本摸不清他什么时候会翻脸。唐宣宗这种表面平易近人、实际上却不可冒犯的不测天威，让大臣们既尊敬又害怕。就连唐宣宗最宠信的宰相令狐绚都曾私下对人说：“我当了10年宰相，每次上朝，没有一次不汗流浃背的。”连他都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清朝乾隆时的军机大臣于敏中，才智过人，且忠心耿耿，一心想帮皇帝办好事，因此极受皇帝的器重。可是于敏中却仗着皇帝的宠爱，有一次，居然向一个太监打听皇帝对某件事情裁决的朱批内容。乾隆得知后，脸一沉，立刻将其罢官，还把他比成明代奸相严嵩。没过多久，又特赐当时专用于死人殡殓时的“陀罗尼经被”一床。身为军机大臣的于敏中自然明白皇帝的用意，于是便饮毒自尽了。
当谋权的道路遭遇道德与荣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