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明大义，晓明大体
曾国藩在致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可见“明”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明”字诀是曾国藩处世字诀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中国古代许许多多有识之士长期以来探讨不休的话题，并不断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所谓“明”，其本意是明亮，与“暗”相对而言。但在曾国藩的“明”字诀中，“明”字更多的时候是指其他意思。如在治国理民方面，应该晓明大体、明达公正，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在为官从政方面，要明察秋毫、聪明机敏，适当的时候还要明哲保身；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要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方；在修身养性方面，应该知晓天命，要有自知之明等。
简而言之，曾国藩的“明”字诀，就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于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作出自己的决策，以求利国、利民、利己，以尽一个儒学信仰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深明大义、晓明大体应该说是曾国藩“明”字诀中最主要的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认为担当重任、欲成大事者，如果不能够晓明大义的话，就犹如凡夫俗子一样，难以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对事物有明确透彻的认识，当然也就成不了大事。
晓明大体对不同的人来说，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主宰万民、君临天下的一国之君来说，晓明大体就是要善于用人，远离奸佞，任用贤良之材治国理民，而不能任人唯亲；人君不能善用贤良，贤良之材就会心生怨怼；天下生怨，国家就会亡在旦夕。
东汉章帝时期的马太后就称得上是一位深明大义、晓明大体者。东汉时期，章帝即位，尊立明帝皇后马氏为太后，并打算对几位舅舅加封官爵，但是马太后极力反对。
第二年夏季大旱，朝廷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不封外戚导致的“天怨”，再次上书要求加封外戚。马太后见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诏说：“凡是上书要求加封外戚的人，都是想取媚于我，以便得到好处。从前王氏五侯，同时受封，黄雾四起，也没有听说迎来及时雨。先帝慎防舅氏，不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担任官职，我又怎么能够违背先帝的旨意呢？”章帝看了太后的诏书，觉得太后对几位舅舅太过严厉，就再向太后求情。
马太后语重心长地对章帝说：“我曾经观察过富贵人家，他们禄位重，就好比结实的树木，因此根必然会受到伤害。人们之所以希望得到封侯，是想上求祭祀，下得温饱。而你的舅舅们受到皇室恩宠，吃的穿的无不具备，他们所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还能不满足吗？再给他们封侯就有些过分了，这样对他们是没什么好处的。”
章帝听了，非常感慨，从此不再提此事。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枢也”；“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日知人善任，二日善乱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即要求将帅既要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做仁爱的好官
1.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对这句话，曾国藩的理解是：知道了仁爱二字，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了它，也会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庄严而谨慎地对待它，行动也就没有礼规，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爱，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严，人的仪表。行动有礼节，就能看到人的规范与法道。三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圣人的风范与气象。
据传，有一次，湘乡县城新建码头竣工，按惯例须以“三牲”祭祀，但这次祭祀却没有杀猪宰羊，而是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斩杀16人祭之。此事传出，乡人对曾氏家族恨透了。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亲去世回到湘乡。回家后他很快得知弟弟曾国潢杀人逞凶，遭到了老百姓的怨恨。曾国藩非常生气，他正要冲过去狠狠教训弟弟一番，突然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诸事均由国潢照料，并且父亲尸骨未寒，刚一回家便责骂国潢实在不妥。于是站住了，按捺着怒火一时未发。
这天中午，曾国藩向欧阳夫人要了一根锥子，等到曾国潢睡午觉时，他走过去用锥子猛刺弟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被褥。曾国潢从睡梦中惊醒，痛呼：“残暴！残暴！”曾国藩厉声说：“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国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国藩道：“我只用锥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杀的那些哥老会众，他们就不痛吗？”曾国潢这才明白哥哥此举原来是在教训他。经历此事，曾国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骄横暴虐的毛病，在当地做了大量的义举善行。
这个故事虽然只载记于野史，但说明了曾国藩爱民之心是有口皆碑的，并且这种爱是他的修养的重要功课。他说：“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何以异哉？”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拖着病痛的身体赴直隶领导练兵、饬吏、治河等事，那年华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曾国藩在永清、固安一带查阅永定河工程，见“麦稼既已全坏，而稷粱不能下种”的严重灾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灾，殆无生理”。可自己能做什么呢？一是向朝廷如实反映，尽快赈灾；二是节衣缩食，搭救穷人；三是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这一年，曾国藩清理结案的直隶多年积下的案子达41000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
当儿子曾纪泽为父亲的身体担忧时，曾国藩回信说：“亢旱焦灼，其忧有甚于病耳”，意思是说忧旱情甚于自己的病情。曾国藩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其思想境界，无论从儒家，还是从道家，都能找到其心灵皈依的精神底蕴。
儒家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了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慑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再来看道家对“官与民”关系的观点。老子说：“以百姓心为心。”一个人如果能够爱护天下像尊重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暂时寄身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如果爱护天下能够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便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来进行管理了。
曾国藩从儒道思想中总结出官与民之间的纽带是“爱”，于是发出“爱民为第一义”的心声。他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树兵勇正气，不犯民众秋毫”，要求部属们“不吸烟，不扰民，二者是吾辈办事根本”。
他还编写了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第一扎营不要懒，全靠官兵来做主。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与碗。莫派民夫来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土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湘军的胜利难道不与“爱”字功夫有关？
我们再来看几封曾国藩的家书。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我从前在江西，之所以郁郁不得志，第一，不能干预民众的事情，有剥夺民众的权，没有施惠于民众的地位，满腹仁爱的心思，没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属省里的文武官僚，接见有稽查，语言有监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属地方绅士与我通往来，便因此受到责咎。因为以上三点，便郁郁不乐，没法施展，然而，这只是不适宜驻扎省城，生出的许多烦恼罢了。弟弟现在不驻扎在省城，除了接见官员这件事，没有必要讨论以外，其他爱民和联络两件事，都应该实实在在去做。
“现在军饷很是充足，凡属抽厘金和劝捐款这些，都下决心停止。士兵骚扰百姓的事，严加禁止。那么我过去一腔爱民的诚心，弟弟可以为我表达一二了。我在江西，绅士们为我劝捐了八九十万，没有能够为江西消灭敌军、安抚百姓。今年奔丧太快，若忽然不辞而别，弃置绅士们不加理睬，这是我很后悔的。如果奔丧迟走几天，与绅士们多商量，那才妥当。弟弟应当弥补我这个缺憾，凡与绅士书札往来，或者接见畅谈时，都说江西绅士对待兄长很宽厚，家兄愧疚很深这类的话。”
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我不因为弟弟得官阶而高兴，而喜欢弟弟做官吏的才能过于带兵的才能，将来或者可以做一个刚正廉明的官长，切实做几件对老百姓有实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长兄的幸运！”
不过对于“爱”，曾国藩认为如果功夫不够，也会出现负面影响。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周济受害士绅、百姓，不是泛爱博施，只偶见一家之中，杀害几口人的，流转迁徙，回来缺吃的，房屋被烧，流离失所的；或给数千金，以应急需。先祖星冈公说：“救人要救急难中没有的人。”星冈公还说：“随缘分布施，专以眼睛亲见的为主。”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进一步阐述道：“施仁的方法，如果没有亲见，而泛泛地去找受害人救济，与造册发贩二样，那么带兵的人专干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并且有挂一漏万的忧虑。弟弟的见解，切中事理，我是因为过去湖口绅士受害的惨况，没有力量救济，所以推而达于吉安，不是叫弟弟无缘无故去做沽名钓誉的事。”
爱要真实，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爱”，这样权力再大，也会把百姓装在心里。爱还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爱”、“错爱”引起纷乱与不安。爱是自然的情感表达，不求回报，尤其不可沽名钓誉。这是“爱”字功夫给我们的启示。
2.把下属看做自己的亲人
人际关系，包括上下属关系是双向的，爱人的人，别人会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尊敬他。总而言之，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往往就会用同样的态度或方式对待你。领导者要想受人敬爱，必须首先敬爱他人。
曾国藩做官，时刻注重一个“爱”字，知道上级与下级是“两端”关系，而最好的相处方式是找到结合点，即“执其两端，用其中”。
他说，一个富贵的家庭待人接物应该宽容仁厚，可是很多人反而刻薄无理，担心他人超过自己，这种人虽然身为富贵人家，可是他的行径已走向贫贱之路，这样又如何能使富贵之路长久地行得通呢？一个聪明的人，本来应该保持谦虚有礼、不露锋芒的态度；反之如果夸耀自己的本领高强，这种人表面看来好像很聪明，其实他的言行跟无知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他的事业到时候又如何不受挫、不失败呢？
曾国藩深知，要提高士气和战斗力，上对下就得关爱，以关爱赢得尊重，让士兵在感激中迸发顽强杀敌的勇气。
他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奠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弃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近代反袁复辟著名将领蔡锷选编《曾国藩治兵语录》，评点道：“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
曾国藩以诸葛亮的人格为明镜，诸葛亮是读书人带兵打仗，自己是带兵打仗的读书人。当时不少人确实把曾国藩比做诸葛亮，曾国藩表面上不敢把自己比做诸葛亮，但内心却是学习诸葛亮的“静”、“爱”、“忍”等等功夫。诸葛亮说为官为将者，如果不去爱自己的部属，那么是很难取得胜仗的，“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
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曾国藩发现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反遭副将德清所忌和提督鲍起豹的羞辱。因此，专折上奏，弹劾德清，同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连续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参将、副将，直至取代鲍起豹而任提督，成为湘军前期的一名主要将领。
塔齐布任提督时，“受印日，士民聚以观，叹诧国藩为知人”。塔齐布也知恩图报，尽心尽力地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尤其是在关系到湘军存亡的湘潭、岳州两仗，塔齐布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