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观风云，洞察秋毫
每个人都不免有私心，这是不分地位不分对象的。但是面对权势和利益的诱惑，在自己没有考虑周全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前进，就有可能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
中国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惹上杀身之祸的事件屡见不鲜，没有帝王不在乎自己的皇位，因为在乎所以忌讳，所以一些功臣总是想方设法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
1.清王朝的“君为臣纲”
清朝以满洲贵族起家，联合蒙古贵族，对人数众多的汉人实行统治。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历代权臣篡位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采取一些措施，如实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但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无疑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又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绝对不可能改变。因为满洲贵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他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
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模糊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本王朝的统治思想方面做了认真的选择。
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洲贵族的口味，所以几经审慎地考虑，决定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他们对全国官绅民众实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尤其大讲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以保证汉族地主阶级对清王朝的忠心。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于种种原因，对地方大吏尤为加意防范。他们把各省的兵、政、财、人及司法各权分开，地方官员各负专责，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大权独揽。
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他们在内心对汉族总是有一种戒备心理、猜忌心理，是从不信任的，所以尽管曾国藩对清政府极其卖力，但清政府在起初并未给他以实权，他还得不到粮饷供应，处境十分不利。后来迫于形势，才不得已将四省军务交其节制。曾国藩的势力壮大了，却也犯了清统治者的大忌。
2.曾国藩曲意示忠
在攻克天京之后，曾国藩之势力如日中天，广收利权，遍保部下，一时朝野之官多出其门，咸丰皇帝对于曾国藩是一面高兴，一面忧虑。据说曾国藩光复武汉以后，咸丰帝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咸丰帝身边的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之职开缺，丁忧在籍，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紧皱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看来如果曾氏不急流勇退，其灾难是很难避免的。
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曾国荃所统由两万余人增至五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其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沼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收复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憎，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祯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祯，裁抑曾国藩。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祯、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职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辞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意思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历经宦海沉浮，曾国藩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有四计：逆来顺受，以死效忠，缓施以时，委婉言求。总之避免正面冲突，旁敲侧击，以柔克刚，曲意示忠。这几招能使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住脚，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高标处世，低调做人
低调是一种风度，高标是一种气魄。
做事开张，做人收敛，这一点是中庸思想中处世之道的核心。它不仅仅是体面生存和尊严立世的最重要根本，也是一个要做大事业者的最佳状态。同时，开张必须以收敛为基础，因为收敛可以使人能处顺境也能处逆境，既可深自收敛又可勇猛精进，这实在是一种最智慧最通达的处世之道。
为人收敛，不光是哲学上和个人修养上的一种体悟，更是避祸消灾的重要法门。在曾国藩的家书里曾提到过两个人，一个是嘉王赵颓，另一个是沈万三。将这两个人的经历对比着看，一定给了曾国藩很大的触动。
嘉王赵颓，是宋神宗的亲弟弟。他从小就好读古书，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看到不平之事，就要发表言论，后来还数次上疏议论朝政，在当时很有影响，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这时，他的心腹劝他说：“您是天子的弟弟，不好声色犬马，一心致力于典籍，这自然是好的品德。可是您多次议论朝政，皇帝和太后都会不安啊。”嘉王猛然醒悟。从此，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门研究医书，并和他的部属成天忙于研究药方。朝廷后来专门下诏称赞他，还对他进行了褒奖。
沈万三的遭遇显然就悲惨得多了。
明朝时，沈万三是金陵巨富，虽王侯而不能及。朱元璋攻下金陵后，打算扩大外城，然而当时正值战乱，国库空虚，主管工程的大臣叫苦不迭，表示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沈万三这时出面了，为了和朱元璋搞好关系，他表示愿意承担工程总费用的一半。他和政府方面同时开工，由于财大气粗，沈万三比朱元璋的官方工程队还早三天完成了任务。之后，朱元璋赐给他酒宴，慰劳他说：“古代有素衣天子，号曰素封（无官无爵而有资财的人），您就是这样的人啊。”其实朱元璋心里并不高兴，居然比官方工程队还快，他对沈万三的富裕既厌恶又嫉恨。
沈万三当时有一块田地，正靠近湖边，为了保护自己的田地不受水淹，他便在湖边新修了一道石堤。朱元璋讨厌他太富，居然连自己这个皇帝也比不上他，于是明太祖一点儿也没留情面，单独对沈万三的田地抽税，每亩九斗十三升，赋税高得吓人。
其实，朱元璋心里早就想杀沈万三了，只是一时找不到理由。忽然有一天，恰好沈万三用茅山石铺苏州街的街心，朱元璋这下可有了借口了——以茅山石为心，“茅心”者，“谋心”也，此乃叛逆之举。不由分说，朱元璋当即给沈万三定了一个谋反罪，杀了他，还查抄了他的家产，将其全部充公。
沈万三死得真冤枉，他非但没有犯法，而且还为皇帝出了力，却反而被杀，你说可不可悲？这样的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纷纭的人世，聪明显得多么可笑和幼稚、多么不值一提。而在此时，“憨”、“拙”、“直”、“朴”这些本与聪明无缘的字眼，却会显露出一种闪光的高超智慧。
以史为鉴，以自己过去的经历为鉴，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之后，变得更加稳重低调，更加“憨”、“拙”、“直”、“朴”，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甚至对于手中的权力，他也常常辞让。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的声望已无人可比，长江水面上迎风招展的无不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全然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更加处处收敛，慎之又慎。从他给弟弟写的家书上看，那时的他不但没有踌躇满志，反而是充满了忧虑。他谆谆告诫弟弟说：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曾国荃）所统近两万人，季（曾国葆）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管仲）云：斗解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概”是什么？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据查，“概”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了上面会凸出一个尖来，然后就用这种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就叫做概。曾国藩说，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素来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这就是自律。其实，曾国藩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学会“自概”。
曾国藩时刻不忘记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尽心尽力地消除隐忧。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他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停职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迭，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类似这样的言辞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诫弟弟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这种收敛低调的做人方式，曾国藩将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打算在家乡建一座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富厚堂建成了，他一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于是感到非常不安，从来就不进富厚堂的大门。并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他说：
“富升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座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违还……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推书籍尚思添买耳。”
此后十多年，曾国藩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
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
曾国藩的收敛和守拙的功夫，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绝对没有过时。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生智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过张扬，往往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样可能使对手容易摸清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触动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老子说过“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这才是一个人成熟、智慧的标志。不显露、炫耀才华，固守柔顺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低调自守，这样的人其实是会有好结果的。
曾国藩身为三军统帅，做着“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稳慎，如此谦恭，但却能善始善终，永立不败之地，可见亦非等闲之辈，也绝非浪得虚名。
争心不可过重
争与不争学问极大，猛争者不一定得势，不争者不一定不得力，此为辩证学问。曾国藩说：“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他处世常讲退让，而事关原则大事却不能不争，但是在争的过程中，有时也讲“退”。他因军饷问题与沈葆祯闹翻一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主力集中在南京一带，太平天国的军队也正好集中在这里。江、浙地区本是富庶之区，但因连年战火，生产停顿，粮食歉收，饥民成群，有的地方连饥民也不见，遍地棒莽，“常竟日不见烟火，不逢行人”。这样一来，不要说无钱购粮，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南京城下仅曾国荃、鲍超的军队就达七万余人，每天最少也要吃十万斤粮食，哪里去弄这么多的粮食？曾国荃没有办法，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都不够，只能煮粥度日。曾氏兄弟不断向四处呼吁供给湘军粮食，说再这样下去，湘军就要溃散了！
为此，曾国荃通过曾国藩向李鸿章借粮，李鸿章的淮军也不宽裕，只能将发霉的大米运来一些。曾国藩见状大骂李鸿章没有良心，下令将坏米还给李鸿章。幕僚立即劝他：“粮食不可退，有米总比无米强，退回上海将与少荃失去了和气！”后来，他们把霉米卖给饥民，得款买了好米，才没和李鸿章闹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