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鲍超奉命与多隆阿并肩作战，令曾国藩很伤了一回脑筋。因鲍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多隆阿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曾国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调停，说：“鲍公勇多谋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万！千万！性命攸关，不可客气。”
他进一步分析说：“春霆之才，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
因此，曾国藩只将他作为冲锋陷阵的猛将，从不让他兼管地方政务，鲍超最后也只做到提督。
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
一个人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战争，而是对人才的争夺。人才的得失直接导致王朝的兴衰，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殷纣王杀比干，而致殷并于周；陈灵公杀泄治，而使陈亡于楚；弱小的燕国得到了乐毅，遂破强大的齐国……”
刘邦与项羽的胜败，也是得人用人的经典之例，拿刘邦自己的话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子房、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因此，刘邦战胜项羽得到天下当上了汉朝开国皇帝。
通读历史，曾国藩很有感触，于是在他的《杂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打江山创事业一定要有基础，你的宅基有多大，事业基础就有多大，就像房间一样，你盖得有多大，庇护你的人就有多少。所以，基础的打造非常重要。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才的舞台。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曾国藩的盖世功业，与他在身边聚集起能够和太平天国相对抗的人力资源密不可分。
曾国藩非常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因为他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他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怎样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曾国藩自认为自己属于“中才”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曾国藩常以各种形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
当然，曾国藩深知什么时候该借人，什么时候不该借人，可谓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不是，他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因为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暗中也是使着“借”字诀的。
曾国藩24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
曾国藩在打造湘军之初，势单力薄。在给刘蓉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意指刘蓉必须过来，希望每天闻一闻你脚丫子的味道，还有郭嵩焘必须要加盟到我这里，要在一起共事，要支持他的事业。
曾国藩所打造的湘军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政府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
这样一来，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到后来，湘军便有了很浓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就连朝中都有人怅然说过这样的话，大意也是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曾国藩的声望可见一斑。后来，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事业的根基。其中最有名的是与他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刘蓉、罗泽南、郭嵩焘等人，都与他结为了亲家，从而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的一层更坚固的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李元度、李鸿章等也都是曾国藩的生死之交，最后亲上加亲成了亲家，有如一家。
拥有这些人才组成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最终成就自己的功业，他身边的这些人能够成为基干力量是关键，他的合纵连横之术才是其事业最终发展的保障。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智慧超群，他总是有缺点的，而那些笨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尤其他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之才，或接近于笨人一类，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在同自己的幕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每遇大事决断不下，曾国藩就会以各种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见，而幕僚们也经常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比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的关键。著名的湘潭大捷，与李元度、陈士杰的出谋划策也分不开。
再如，咸丰十年（1860年），正值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令鲍超北上勤王。
这给曾国藩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鲍超是眼下战场的主力，现在正是要命的节骨眼，如果他此时北上，湘军的战斗力就会减少一半，恐怕再难与太平军对峙，多年的成果可能都要毁于一旦；但如果不去又万难找出借口：还有什么事比勤王更重要呢？曾国藩让幕僚们各抒己见，最后终于得出一个“按兵请旨，且勿稍动”的策略，躲过了一次危机。
还有，如采纳容闳的意见，支持民族工业，派留学生出国，在后世留下了洋务派领袖的美誉。
上面的例子无不证明，正是因为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才成就了曾国藩的成功大业。
当然，要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网，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你对别人有用、有价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交往。
曾国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抵达权力巅峰的过程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有两点：一是善于建立各种关系，一是平时也不忽略加强自身各方面的训练和积累。
虽然说，如果没有穆彰阿等人的提携和引荐，曾国藩就是再有过人之才，他也不可能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但是，如果没有曾国藩十年如一日地对自己的刻苦提高，也就不会有人来举荐他；而且即使有很多人来举荐他，效果也绝对不会这样好。所以，机会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我们在看重善于与人交际的同时，也应重视平时的刻苦积累和努力上进。要建立起一个优质的人才库，仅有慧眼识人的才能是不够的。作为一名领导者，他必须要有强烈的求才若渴的愿望，并用虚心和诚心感动人才，这样方能用人如器，让藏龙腾飞，让卧虎猛跃。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用人有很大的学问，在曾国藩看来，用人是否得法，直接关乎事业的成败。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称羡的成就，与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密不可分的。古人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关于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曾国藩虽也主张不拘一格，然而，在曾国藩的眼里，以下这两种人却是不会被他重用的。
1.夸夸其谈的人
曾国藩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他说过：“长傲多言为凶德。”多言是傲的一种表现，人一骄傲必然会流于虚伪，难成大事；好议论他人、讥评时人同样容易让人生厌。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
与人相处，一个人如果总是自以为是，时时都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
夸夸其谈的人，往往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比较少；但当他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有异性朋友在，话就更多，甚至于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这样的人最容易招致他人的厌恶。
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也特别钟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平常也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十大儒，他们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招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地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实际的职位。
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无意中看到一首《不动心说》的诗，是某位老儒所写，这位老儒，就是外人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话：“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忍不住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
曾国藩送走客人，回到书房，看到新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了。
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最后在秦淮河上的花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字问道：“是你干的吧？”
李鸿裔只好老实地回答：“是。”
曾国藩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往往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伏在这里边了。”
李鸿裔敬畏地接受了这番教诲，从这以后，他就慢慢地收敛了自己，再也不敢大言放肆了。
2.轻薄的人
一个人最忌的就是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之后，就会使人感到俗不可耐，甚至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健，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
“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
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苞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薄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曾国藩在其人生经历中，最反对那些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人，他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接济和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当时的形势可谓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这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苦难的时候。一天，他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询问，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一定的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妥善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地指出了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更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这样规劝有关人士：
“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而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为人、为官、治世、为政如能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