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战国，情形变了，周天子纸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说不上，楚在春秋为夷狄之国，此时更不能说“攘夷”的话，于是苏秦引锥刺股，揣摩期年，从学理上研究出“合纵”之策，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发出六根力线，取纵的方向，向强秦攻打，此种政策，一经告成，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战国策》曰：“当此之时，天下之人，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决于苏秦之策。”又曰：“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战国时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苏秦的政策能够风靡一时，岂是莫得真理吗？无奈他莫得事业心，当了纵约长，可以骄傲父母妻嫂，就志得意满，不复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苏秦之“合纵”，才生出张仪之“连横”，连横成功，而六国遂灭，可以说：苏秦的政策，贯穿一部《战国策》。苏秦的事，可分两部分看：自引锥刺股，至当纵约长，是学理上之成功；当纵约长以后，是实行上之失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说苏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国之不能实行。三国时，鲁肃和孔明，主张孙刘联合，原是抄写苏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
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二人实行联合了，正在写字，手中之笔都吓落了，这个政策之厉害，可想而知。
现在五洲万国，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故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也就应运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学理上成功，实行上失败。他的十四条原则，一宣布出来备受世界欢迎，绝像苏秦之受欢迎一般。无奈他在巴黎和会，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国际联盟，反成了分赃的团体。其最大原因，则由于美国之立场，根本与弱小民族相反，威尔逊“民族自决”之主张，不能实现，理固然也。我们熟察国际形势，仍非走管仲、苏秦和威尔逊这条路线不可，应由我国出来，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以弱小民族为主体，进而与强国联合，把威尔逊的原则，修正之，扩大之，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以替代“民族自决”四字，这样一来，决定成功。何也？我国立场与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来，绝好的主义，有汉弃珠崖，这类绝好的事实，为世界各国所深信故也。
世界纷争之际，必有一个重心，才能稳定，这个重心轮到我国来了。我们于武力战争之外，应当（1）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为宣传机关；（2）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为中国主义实行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劳工与平民，一齐唤醒起来，与我们同立在一根战线上，如此，则我国就为世界重心了。孟子谓：“制挺可挞秦楚。”盖纯乎“心理战争”也，我国今日，则“武力战争”与“心理战争”同时并进，无异于以武力推行中国主义，则战胜敌人也决然无疑，救世界人类于水火也，亦决然无疑。
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决，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决。我们把“新的国际联盟”组织好，德意日三国，如能信从我们的王道主义，则用政治解决。否则师法苏秦故智，率全人类向之攻打，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不败何待？
世界祸机四伏，念之不寒而栗。上次大战，一告结束，而战胜国之劳工，反暴动起来，法国首相，克利满梭，绰号“母老虎”，是欧战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战胜归国之将士，佩起徽章，横行都市，专制魔王墨索里尼，乘机出现。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英国的矿工和铁路工人，船上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可同政府决战，害得英国首相路易·乔治驾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其原因，则由于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至战事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牺牲，所以处处发生暴动。巴黎和会，正在开会，而各国的劳工，也举代表，在瑞士国之熊城开会。巴黎和会，见此情形，才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与自己国中之劳工言和。上次大战，情形如此，此次大战，可想而知。上次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巴黎和会，列强食言，弱小民族之心理，则又不言可知。此种祸根，若不彻底拔除，战争是永无终止的。要拔除此祸根，舍了中国主义，别无他法，除了中国出来，肩此责任，也别无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进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面趋去的，其所以进化迟滞，大同久未出现者，可用比喻说明之：凡铁条皆有磁气，只因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故磁力发不出来。如用磁石在铁条上面，引导一下，南北极排顺，立即发出磁力。现在全世界分子，凌乱极矣，我们用中国主张，引导一下，分子立即排顺，就可加强进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现。
地球为万宝之库，我们需要财货，向之劫取，它是绝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器械，互相厮杀，并不入主人门内一步，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请问是谁之罪？曰：罪在充当群盗谋主之达尔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为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纯是建筑在一个“平”字上面，这个“平”字，是从《大学》上治国平天下那个“平”字生出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向人类争平等，一到“平”字，即截然而止，转其目标，向地球劫取实物，所以民生主义，言开垦，言种植，与夫水力发电等等，纯是开发地球生产力，故三民主义一书，极合现在国际的趋势，可说是中国主义之实行计划，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针。
“新的国际联盟”者，大同世界之过渡机关也。世界纷纷扰扰，是由地球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人类之脑力体力，不相调协生出来的。我们组织“新的国际联盟”，把这四种力线一一排顺，历若干年，调整完毕，然后破除国界，把土地和机器一并收归全人类公有，技师出脑力，工人出体力，把地球蕴藏的宝物取出来，全人类平分，像这样办去，即是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人类之力向之进攻，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人与人战争之祸，永远消除，孔子和孙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义，于是完成。
以上经济、政治、国际三者，俱以合力主义为本。此外我还写了两本书：（1）考试制之商榷；（2）中国学术之趋势。其大意如下：
我以为国家立法，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把离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国从前考试时代，士子读书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心力，考试及格，有种种荣誉和利益，足以动人歆羡，又具有向心力，两力平衡，故其时，国家并未规定学课，读书之子，也不须有人监督，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地用功。这就像地球绕日，离心向力，二力平衡，不需外力推动，自能回旋不已。则校中学课，严密规定，又派教职员‘严密监视，而学子之用功，未见胜过科举时代，且流弊百出，这就是离心力、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制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规章愈密，监察愈严，而流弊反越多，言之慨然。
照现行学制之规定，欲取得毕业资格者，必须捐弃百事，每日在讲堂上坐若干时，历若干年，始取得毕业文凭而去，于是贫家子弟，在所摈弃，富家子弟，因障故而不能每日入校者，亦在所摈弃。国家施行此种制度，四十年矣，冥冥中不知损失若干人才。我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设一个考试制，把考试标准明白规定，等于悬出一个箭垛，使人向之而射一样，每届小学、中学，及大学，举行毕业考试时，在校生，私塾生，自修生，一体与试，不问学年，不问年龄，只问程度，严格考试，只要及格，即给予毕业文凭。并于各地适中场所，设置公共图书标本室、理化试验室，延聘导师，常住其中，俾自修生有所请问。如此办去，则贫民子弟、工商界学徒、各机关小职员和年长失学之人，只要自家肯用功，都有取得大学毕业之希望，半工作，半自修，而各人之能力可尽量发展，国家文化可日益进步。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现在学校内，把天才生、劣等生混而为一，同样授课，同时毕业，压为平头的平等，这就是违反中山先生戒条，足使国家退化。因此主张：现行学制，应彻底改革，统以考试制汇其归，曾写了一本《考试制之商榷》。我写此文，有一段趣事，是被木棒痛打一顿，才写出来的，不妨把原委写出来，用博一架。
我从民国五年起，即当四川省视学（现改名省督学），当局每次召集教育会议，我即把我的主张提为议案，俱未通过，民国十二年，我上一呈文肪陈理由十六项，自请在原籍富顺县试办，经省长公署核准举行。十三年，我呈请省署通令全省试办，各县遂次第举行。十四年年假时，叙州联立中校学生毕业，我往主试，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我拖出寝室，痛打一顿。其时全场静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我也默不一语，唯闻乒乒乓乓之声。学生临去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我睡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随即请宜宾知事来验伤，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我电呈上峰，末云：“自经此次风潮，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伤单及原电载《四川教育公报》第一卷，第一期。）我稍愈，即裹伤上堂，勒令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个借故不到，场规更加严厉，试毕将首要学生送交宜宾知事讯办，详情备载《四川教育公报》，兹不具述。事后，我自咎欠了宣传，特写一文《考试制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厅印作单行本，发交各县研究。
民国十四年，川省颁布“各级学校学生毕业考试暂行条例”。规定：小学会考，于年暑假举行，不分学校与私塾，一体与试，中学修业年满，委员到校主试。其计划是先开放小学，故先举行小学会考，俟小学有了成效，再开放中学。民国二十三年，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取消小学会考制，成都、华阳……理番、松潘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会考制度，行已数年，成效显著”等语，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教育厅据情转呈教育部，奉指令“姑准试行一年”。民国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咨请教育部。谓：“川省小学会考，有悠久之历史，卓有成效。”陈列理由五项，请予保留，复文“姑准再办一年”。民国二十五年全川各县，遂一律停止小学会考。
我主张的考试制，有两种意义：（1）学校内部的学课，太不认真，用考试制以救正之。（2）现行的学制，太把人拘束紧了，用考试制以解放之。现行的会考制，有前一种意义，后一种则无之，民国二十五年九月，我将所著《考试制之商榷》重行印出，并将我请在富顺县试办的呈文，请通令各县试办的呈文，省公署先后令文、成华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的呈文，暨教育处、省政府和教育部往来公文，附载于后，成为一本，交成渝书店发售，借供教育界人士讨论。
现在既厉行会考制，我希望政府颁布一条法令：“举行会考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与考，不问年龄，只问程度。”只要有此种法令出现，现行学制，就算彻底改革了。
我写那篇《考试制之商榷》，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想当校长教员而不可得，遂有百计营谋者，同时有许多学生，求入学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异常拥挤，录取者少，摈弃者多，并且招考时，关说之信函，纷来沓至，校长深以为苦。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闹得来读书须钻营，教书须钻营，不得谓非立法之不善也。从前地方官，对书院山长用聘，待之以师礼，京朝大官回籍者，往往乐就斯席，为地方造人才，盖师位甚尊故也。今则地方官对校长用令，校长对之用呈，学校变成官厅，教员附庸，师道凌夷，一至于此。尚望国家特许私塾之成立，与正式学校，并行不悖，此亦培养士气之法也。东主聘我否，我设馆有人来学否，一以我之品行学问为准，而风俗可日趋醇厚。
现在全面抗战，秀杰之士，或赴前方军营，或在后方工作，同时添设许多临时机关，将来战事终了，机关裁撤，此项人才，消归何处？上次欧战终了，意大利战胜归来之将士，戴着徽章，莫得面包吃，处处暴动，墨索里尼，乘机组织棒喝团，因之窃得政权。此可为前车之鉴。此时我们早把学校开放，允许私塾之成立，则战胜归来之军官军佐和裁撤之人员，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声望，自必厚具修脯，延请训课子弟，抑或自行设馆授徒，此亦代国家消纳人才之一法。苏东坡有篇论任侠的文字，可为我们这种主张之注脚。一面可消除隐患，一面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则无须国家添筹。我们何苦而不为？
至于我写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大旨言：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以至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
从周秦至今，可划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学术，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是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进化是有轨道可循的，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之大趋势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