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乱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乱，一种是自下而上的乱，一种是外族冲击所造成的乱，而前两种乱往往给第三种乱提供更为有利的机会。关于第三种乱，将在下一节详细论述。现在主要讨论第一种和第二种乱。自上而下的乱完全是由于现有政治机制自身的衰竭所造成的，一般表现为中央皇权的瓦解、大权旁落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的政治腐败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甚至内讧。如果政治的斗争和内讧控制在权力中央的有限范围之内，并不波及民间，那么有可能在政权内部发生一般的政变，作为危险的过渡又回到政治稳定的状态，而严重的则导致国家政权的彻底解体和各种地方政治势力的各自独立，并进一步演变为军阀混战。如果恰好发生大规模的灾荒，则各种民间势力会发展起来，或者被旧官僚演变而成的军阀收编参与军阀之间的混战。因为士大夫官僚阶层演化而成的军阀在政治上具有先在的优越性，因此，在此种情况下，民间形成的武装势力往往很难取得最终的成功。
自下而上的乱发生在大规模的灾荒年代，前面已经分析过此种情形。由于自然界的规律和农业生存对自然的绝对依赖，导致中国的社会根本经不起气候环境的突然恶劣变化。在古代农业社会，在生产力技术发展极其缓慢、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和土地不增长的情况下，在气候有利于农业的阶段，往往是人口快速增长的阶段，结果，因为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毫无节制地膨胀，以至于在一般的家庭，都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人多为患，一旦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农业全面破产，社会动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灾荒对社会的重大贡献就是制造大量的破产无业的流民和大量人口的死亡。据官方统计的典籍表明，汉朝鼎盛时期人口六千万，而灾荒导致的大乱之后，人口可锐减到一二千万，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在饥荒和兵乱中死亡。
因为社会经济完全依靠农业生产，因此，此种经济的崩溃官方毫无办法。由于生存的极大危机，政治机制由此必然更加腐败和反动，进而在民间武装抵抗之下很快崩溃。自下而上的乱极有可能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战争，也就是说，农民作为独立的革命武装力量参与战争，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末年的钟相、杨幺起义，方腊以及明朝末年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等。其中以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最为纯粹。显而易见，因为中国古代农民在政治上的不参与，农民几乎没有政治经验，只有关于社会的一种简单理想，比如“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地”等等，并没有完全成熟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因此，大多农民起义归于失败或被其他社会阶级集团利用。几乎可以说，区别农民起义的重要一面在于观察其领导者和其政治主张。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动乱往往是相互连锁反应的，也就是说，上层的政治危机和底层社会农民的破产以及外族的入侵交织在一起，此种社会问题引发其他相应的政治危机甚至民族危机。自战国以来，一旦社会动荡，所引发的持续不断的混战对民间生态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最重要的是人口的大量死亡和劳动力的由此匮乏，过于依赖劳动力和自然条件的农业经济的进一步衰落。
中国古代社会大大小小的灾荒和农业破产为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原本依赖农业生存，但是由于破产转而变成城市流民的流氓无产者群体。与城市小工商业者不同，这些人既脱离官方体制，又不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往往依靠非法所得。其中比较聪明者为了生存，勾结各种对自身有利的社会角色，组成集团，一般是秘密结社的黑社会。这些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那样有规模和组织，而是各成帮派，相互斗争或者合作，即使与官府，也是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因为流氓集团的社会角色复杂，社会活动范围比较广泛，他们往往比农民更了解社会和精于世故，一旦社会动乱，他们很容易乘机起家，收揽依附过来的各种社会角色，吸纳大量的社会流民组成相对规模的社会武装，在长期反复的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具有相对政治经验的流氓集团往往比较会利用政治手段，但是大分具有流寇性质的武装力量的暴力实践往往毫无原则，他们一方面同官府发生混战，同时大量地吞州掠县，大量屠杀无辜平民，一旦攻城或者占领，破坏极为严重。据说黄巢起义，先后杀人达八百万之众，而明末张献忠对四川军民的屠杀更是非常著名。
尽管上面讲到，中国社会的矛盾对立相对简单，但是若干小群体的次要矛盾也会在此阶段爆发出来，各种群体和个体对社会的不满都直接公开地表现出来。在民间武装反抗势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社会角色不断加人革命队伍，比如不能得志的读书人落第秀才，应该说这些读书人中有许多有学问和智慧的人，其中不乏对社会历史有深刻见解的人，这些在进人士大夫阶层的途径中受到挫折的人当然对官方和社会现状极为不满，因而转投民间武装势力，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这种革命势力发展到相当规模的时候，甚至有些对时局作出明智判断的士大夫也会依附这些革命力量。而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武装夺取政权要最终获得成功，还必须争取到中小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因此吸收知识分子和小地主、城市平民和手工业者加入对斗争是有利的。
作为主人的奴隶与战争性质
在长期的封建或中央集权的中国农业社会，农民依赖土地劳动而生存，他要做的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同时要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无条件地缴纳给官方，至于交纳多少，都是根据情况而定，完全没有一定的依据，或者遇到“皇恩浩荡”，统治者认为“初飞之羽不可拔其毛”，减免其交纳，或是什一，或者十五税一，或者三十税一，都是不定的。对于最广大的农民而言，强大的中央皇权能够依靠自己的强硬手段和秩序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太平，让他们安心种地，供养老婆孩子，自然就是最大的皇恩浩荡。如果政治秩序稳定，中央权力强大，则政治相对清廉，农民所受到的盘剥就自然相对较少，官府也不大扰民，这就是这种政治观念下的农民对政治和社会的最大期望，即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在驯顺的情况下自足安分。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最大的政治诉求就是渴望相对仁慈地被“治”；而对于治人者来说，中国的农民则是理想的治理对象。
但是，人类社会的事情说简单也简单，无非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和被支配，说复杂则复杂到难以应付，尤其中国的社会如此。尽管老子的理想是顺应天道、无为而治，如果非要治，则选择的方法依次是道、德、仁、义、礼，天道制约下的人道自然非常难以自觉实现，凭良心办事自古是很困难的，连仁政也成为理想。义礼经历了春秋战国之后，自然也彻底崩溃，剩下的就是治与被治者之间的相互利益妥协，“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成为两者之间的长期通则，在这样的一种主奴历史关系中，“抚”的最大体现就是强权维持天下太平，农民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并且供养统治者，两不相扰；而“虐”的底线则是无法生存下去。
顺应天理的通俗解释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但是中国社会往往相当忽略自然规律，尽管长期在儒家之外倡导天人合一，实际上却全不如此。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对简单的体力劳动所需要的劳动力永远是一对矛盾，中国的宗族观念、族系的庞大和人口的优势永远是生存竞争甚至斗争的重要基础。但是土地的供养能力毕竟有限，在尚且能承受的情况下，人口恶性膨胀，一旦超过限度，并且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则紧缺的生存资源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在社会尚未真正大乱的情况下，官方的统治阶层必然是强权势力，暴掠无度，于是农业破产。没有灾难降临，中国底层社会永远没有改良社会以求生存的愿望，所有的武装抵抗皆是治人者“虐我”的结果。
流氓集团游离于统治集团和农业生态之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但是流氓集团的生存法则和社会观念却最为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各方特征：相对没有组织的农民，他们有生存必需的各种组织，其性质大体相同：相对统治集团，他们的组织又是相对松散的、缺乏严格的规训和秩序。流氓集团维持关系的道德基础“义”，经济基础是平均分赃，所遵循的社会法则是强盗逻辑。由于生存的松散无组织和相对社会的个人主义，单纯农民阶级是不能独立领导自身进行武装抵抗和革命的。因此，中国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以前，几乎都是具有流氓性质的，一旦恰好势力发展壮大，有夺取政权成为新统治者的希望，才开始考虑如何实现其政治操作，此时，大都借鉴以往统治者的政治经验。流氓集团所遵循的历史经验主义最终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恶性循环，“一乱一治”，在强大的武装胜利的情况下，原来的江湖流氓集团则成为新的官僚统治阶层，一切政策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依赖和迷信强大的暴力权力支配。
任何时代，天下大乱的序幕都是一样的，大涝、洪水泛滥，家园吞没，财产尽失；或者持久的干旱，草木不生，禾苗坏死5人畜暴亡，依靠野草树皮充饥，树皮没有了，就发生人民相食，流民大量迁徙乞讨，鬻卖妻子，哀号遍野；盗贼蜂起，流寇四窜，田园荒芜，瘟疫肆虐，白骨露野，千里无鸡鸣，乡村破坏殆尽之后，盗贼流寇涌入城市，到处抢夺，杀人无数，官府镇压，酷吏横行。
但是，上面讲到，这种内部的动乱和战争并不是在完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外族作为另一强大独立或者分散的存在，时刻关注着中国内部社会的变动。一方面，天灾是人类普遍的天灾，而不是中原局部的天灾；另一方面，中国的内部动乱和混战对于外部世界，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侵略和占有的大好机会。外患又起，盗贼流民转而被官府征用为兵，加以大量充军冈犯，发送边疆作战，此等毫无训练的临时武装，对内部镇压似乎还可以，抵抗外敌却几乎没有战斗力，一旦战败，则又溃散流徙到市井，于是兵为匪，匪为兵，无法分别，都是劫杀淫掠，为霸一方。宋代末年中国社会原有的政治制度已经走向没落，回天无力，因此蒙古族人主中原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当然，蒙古的武装力量在当时世界的确也是难以抵挡的（下节专门叙述）。明朝末年的情况却殊为特殊，值得专门讲述。
公元1582年，明朝著名的殿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国家政治更进一步走向没落。神宗皇帝不事朝政，光宗到熹宗宦官势力如日中天，政治腐败黑暗到了极致，中央政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无可救药。由于政治的腐败和辽东的外患，政府和军队幵支极为庞大，超过农业收入财富的支撑能力数倍，民间不堪酷吏，怨声载道。
崇祯初年，西北大旱，连年无雨，以农业为本的民间生态崩溃，流民四起，直接依附于农业的底层市井也开始动乱，终于酿成大祸。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发自陕北，早期领袖为高迎祥，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转而攻掠陕西、山西、河南、四川等地区。
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洪承畴迎剿起义军，起义军于是转向山西，两年后渡过黄河，回到陕西。崇祯八年，各路起义军会师荥阳，共同商讨未来的发展和行动计划，作为高迎祥部下的李自成提出分兵迎战官兵，获得统一支持。公元1636年，高迎祥被明军俘获杀害，李自成因为勇敢善战被拥立为闯王，从此和张献忠成为两支重要的起义军力量。
明朝农民起义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国家政权，至少表明了其.推翻现有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政治意识。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大顺国，立都西安，改为西京，并且组织了政府。三月十七日，李白成已经到达北京，并于两天后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明朝政权灭亡。明朝的灭亡对于辽东满清政府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可以说兼有解放者农民起义，作为一种暴力重整秩序的力量，在暴力历史叙述中无比重要，图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塑像。和征服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在长期的历史中，处于奴隶位置的农民阶级基本上已经表现出了解放自身“开仓放粮”的政治诉求和历史实践，而政权的建立则说明了其历史主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但同时又具有某中奴隶阶级的本性，因而在政治上表现出某种掠夺和复仇意识，在处理若干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严重的小农意识和流氓集团性质的弱点。
同样相似的情况在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中也突出地表现出来，尽管太平军集团内部已经有人在政治上表现出高度的远见，但是在领导集团内部却没有很好地实践，而是回到了历史旧有的轨道。当然，太平天国运动面临的时代处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一直以来的政治特点。
§§§第九节 中国的对外战争
一般来讲，中国历史的进程被认为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大融合的过程。在史前阶段，这种融合因为氏族血统的不明晰和国家概念的尚且没有形成，被默许为一种当然，前面已经说过，汉民族以文化为核心自身形成的特征性。族群的冲突是人类历史推进的一般过程，如果以中原本土生存为最核心的起点，那么，这个民族融合和形成的过程最大的特征便是边土异族向中原不断冲突、移民、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在中土，农业生态的形成至少可以上溯到一万年以前，并且农业生态在中原腹地具有原始自发性质，这种相对稳定、先进、安全的生存方式强烈地影响到周边的渔猎、游牧文化，并不断地引起冲突和相互侵扰。在史前可考阶段，轩辕氏族生活在西部，属于游牧生态，迁移到神农部落边地并且部分接受农业生存方式，已经到了炎帝部落内部氏族政治走向衰微的阶段。由于原始社会族群和联盟的松散，国家的概念和政权方式尚且没有形成，因此，轩辕部落对中原的介入以及政权上的合并重组，被默许为一种内部的调和。作为最初在氏族部落联盟的冲突和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大一脉，黄帝所建立的联盟被认为是中原唯一正统合法的农业形态的种族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