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湾里，一团朦胧的水汽正在缓缓地升腾着、扩散着，仿佛刚刚揭开笼盖的蒸笼散发着蒸汽儿，轻轻的，柔柔的。片刻，那一团水汽像怪兽张开了口吸着，又软软地沉下来，贴在了水面上，活像有人当腰砍了一刀，弥漫成让人看不清的东西。台地上的一切似乎全都被水汽和黄昏溶化在神秘莫测的雾霭之中了。
一切都变得淡漠起来，台地再也不像白天那样层次清晰、棱角分明了。湟水哗哗哗哗地溅着水花儿，发出河水和黄土堤岸撞击的声音，脆脆的，就像一个少女爽朗的笑声，无拘无束，天真纯洁，空气中散发出一种清淡的但又只有台地人才能感觉到的芳香。此刻，夜被这醉人的气息浸淫得越来越柔和了。
只有在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气氛中，马长存才能更亲切地体验和享受那水音儿的内涵，根据水音儿的轻重缓急，辨别哪儿是青石崖，哪儿是黄土岸，哪儿又是大旋涡，然后他就会凭着自己做了一辈子庄稼人的经验确定哪块地适宜种小麦，哪块地绝对不能种植油菜。他就有这种经验。他是凭经验和聪明判断是非曲直、调解邻里矛盾的那种庄稼人。当他感受周围的气氛的时候，他用他的视觉、嗅觉、触觉全方位地体验着。就说刚才吧，当他感受到土地的芬芳的时候，就像年轻时候一天的疲劳之后，到了他所喜欢的女人的怀里一样，一时间，熟面、清水、菜油或者炒黄豆的味儿一股脑儿稀里糊涂地扑面而来，有时，甚至有一种香喷喷的烤洋芋味儿。这一点，连最有情感和灵性的诗人，也是无法体验到的。
那一声声湟水拍打河岸的水音儿，如同一个少年爽朗而愉悦的笑声，使马长存很自然地回忆起了他的青春年华，他仿佛置身于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大年初八人们还忙着拜年、喝年酒的时候，台地就似乎变得暖和起来了。而且从湟水下游吹来的风，也很突然，九还没有尽，不知不觉中河水就解冻了、变浊了。河湾里，太阳朗照的北岸，解冻的冰块像一只只筏子，打着旋儿，闪着亮光，滴溜溜向东冲去。雪水从屋檐的漏马槽里像珠帘儿似的滴落下来，在地上滴出清脆的响音儿，以至五十余年后的今天，马长存尽管老得快入土了，但仍然能感觉到那响音儿的音质和音色来。
冬雪融化了。裸露、潮湿、温暖的土地从雪衣和尘垢下面袒露出清新美丽的脸庞，如同一个刚刚睡醒不久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惊喜地揉拭着惺忪的眼睛。整整沉默了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的土地，正饱含着底气十足的生命和新鲜的汁液，满怀着做主人的渴望和幸福。河湾里稀薄的水汽缓缓漫卷过来，把春的气息——那种浓郁醉人的春的气息，弥散到台地上。
那时候，马长存才二十三岁，他从享堂马家兵站当了逃兵回来还不满两年。回到人民手里的台地一切都是新的。
山绿了、春深了的时候，全村二十几个互助组就开始在杨柳湾村修筑堤坝了。杨柳湾村在湟水北岸，是三区的地界，跟台地村是上下庄。这堤坝一九三二年修过，一九四七年修过，折腾了十几年，可一直没有修成。
这次算是真正开始修了。大会战开始那天，全川水的农民都出动了，队伍浩浩荡荡，附近几个村子都挤满了人。
台地村的民工就住在本村里。杨柳湾村家家户户都住满了民工，柴房、厨房、房檐下都住满了人。
正是春天，土地刚刚回到农民手中不久，干起活来格外舒畅。
工地上有几百架夯，一架夯四个人抬，每架夯有一人领夯，夯歌自己编。台子上的人祖祖辈辈受花儿的熏陶，编夯歌也像漫少年一样顺口成曲，随时可以触景生情。领一句，合一句，打一夯，各领各的歌，各打各的夯。歌声、夯声、笑声响满了湟水河滩，使春天过早地有了绿色的青草和花朵，远远看上去，一处有一处的绿，一处有一处的红。
领夯人很多，但马长存的夯歌跟别人不一样：最响亮，最鲜明，最有节奏。相邻的夯工渐渐被他吸引了，也跟着他唱。一个调，一股劲，几十台夯一齐落下，那响声简直像三月的闷雷。
那时候，年轻英俊的马长存还没有完全脱尽少年的天真活泼，他在夯声中自豪地笑着，那些来工地送饭的会唱花儿和少年的姑娘们，无不投来含情脉脉的目光。他跟大自然一样，沉浸在春情的骚动之中；但不管姑娘和尕媳妇们投来怎样多情的目光，甚至用表现爱情的花儿放肆地来挑逗，他的阵脚总是不乱，他领的夯歌根本不走调儿。
大家抬起夯呀，
一夯接一夯啊。
这句词儿，就像皮影戏里的道情曲调和皮影匠忘了情节或者台词时的乱哼哼一样，想不起来下一句的台词儿或者听到听戏的群众说自己的坏话又一时想不出反击的话时，就来这一句，反复地唱。马长存是个聪明人，有的是歌词儿，就像瞿坛寺花儿会上的唱把式一样多，要多少有多少。
感谢共产党呀，
农民翻了身哪！
（嗨——咚！）
齐心修大坝呀，
庄稼不怕旱哪！
（嗨——咚！）
粮食堆成山呀，
娶个翠媳妇啊！
这回回应的不再是“嗨——咚”，而是人们畅快的笑声了。那些尕媳妇跑过去，把他掐一把、拧一把，不是恨他而是喜欢他；而此时姑娘们也便回转身去，又不忘了羞涩地偷看他一眼。马长存很擅长调动人们的情绪，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表现出了他这方面的才能吧。以至五十余年后的今天，村里好多人都说，他就是文化不高，要是文化高的话，现在很可能是个大人物，说不定在中南海的某个疗养院里疗养哩。其实，这种预言和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表露了村里人对他的声望和权威的认可。
白天的劳动完了之后，马长存和一群年轻人成群结伙去上庄里看皮影戏。至今他还能说出几个有名的唱把式。夜幕来临的时候，他们一伙年轻人就上路了。河面上吹来一阵阵清凉的风，偶尔看见一只野兔从野草丛中跑出来，他们分批包围。这样的机会很多，可是他们从未捉住过一只野兔。那时候，台地上新开耕的荒地比较多，大都还没有耕种。回来的时候，他就在这片荒地上给这群年轻人教散打、摔跤什么的，凡是自己在马家部队里学过的那些个玩意儿，村里的年轻人没有不喜欢的。河湾里的流水映着朦胧的月色，在静谧祥和的气氛中，他们一直疯狂到头鸡叫鸣的时候，第二天早晨领喊夯歌，照样很精神。
他的夯歌时刻都在打动着一个来工地送水的姑娘的心扉，而她后来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啊……不想了，不想了。多少年来，他总是怕想起这个姑娘，可又总是忘不了，以至使他这一生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
河湾里，有一处水面一闪一闪的。五月的湟水，汛期还没有来临，河水总是那样清澈温柔。水通人性呐，跟马长存一样，好像也沉浸在沉默和回忆之中。过去，就是十多年前，马长存还根本没有这种前思后想的习惯，自己想好了的事儿说干就干；可现在不知咋搞的，总是优柔寡断。老了吗？也许果真老了，要不孙子们为啥总说他罗罗唆唆。孙女在县文化馆工作，业余写点小说什么的，她曾提到过“反思”这事儿。可马长存总是想不透，上了岁数的人咋总喜欢前思后想呢，而且回忆起来没完没了，大都是一些童年时的情景，有一种说不清、理不顺的亲切感。当马长存回忆到那段青春年华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当时的人物、气氛，甚至能感觉到谁在中间开了一句玩笑话，以及开玩笑的时候那人的动作、表情。比如，当他回忆自己领夯的情景时，他很自然地感觉到了自己喊“呀”和“啊”字时的音质、音量和轻重缓急。他还能感觉到那个会唱一手好花儿的姑娘在往工地上送水来时那火辣辣的目光，和自己心理上、生理上那种愉悦的反应。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目光和反应已经非常迟钝了，但现在想起来仍然激动人心。就说眼下吧，当他听到湟水偶尔发出的汩汩声，当他嗅到享堂瓜的清淡的气息从老鸦峡徐徐而来的时候，他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
童年的马长存常常光顾上庄里大地主李八的瓜田。爬过湟水河滩斜对面那一道沙坡，就是李八家的瓜地。这块瓜地十亩有余，东西南北各有一座守瓜棚，瓜棚不大，各有一个长工看守，还有一条牛犊大的狼狗，很凶。马长存不怕，他偷瓜不仅胆子大，而且心细。他滴溜溜转动着黑亮的眼珠，先瞅准有利地形，趴下，然后再仔细观察，看哪儿能挡住守瓜人的视线，哪儿不会被人发现。这一切“火力侦察”结束后，他马上换一个地方再观察一会儿，这才靠两只胳膊肘往前爬，腰部和两条腿同时用劲。快到地头的时候，他聆听一会儿，没有动静，便哧溜一下钻进瓜地。进了瓜地，就如鱼得水，阵阵微风吹得瓜叶沙沙地响，使他可以大手大脚地行动。他最喜欢吃哈密瓜，台地的哈密瓜虽然没有新疆哈密瓜个头大，但还是有一种醉人的香，而且能填饱肚子，不像西瓜那样，吃胀了，撒一泡尿，啥也没有。吃饱了哈密瓜，他就想吃西瓜。但是西瓜个儿大，短时间吃不完，吃快了，嗞溜嗞溜发出声音来，看瓜人耳尖，能听出来。他绝对不会在瓜地里吃。他摘下一个大西瓜，趴下，往前窜一下滚一下西瓜，滚一下再窜一下。就这样，他隔三间四去偷吃李八的瓜，直至深秋的瓜秧都败了，他依旧去偷吃。他是幸运的，也许正是童年时候的幸运，才给他带来一生的顺利。
马长存常想，自己生在台地上长在台地上，生成的骨头长成的肉，台地不老他不老。可他对台地真正有了情感，并决定把所有情感倾注于这片土地，不是从小就开始的，而是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整整影响了他的一生。
一九五七年那年的天气有点反常，过了清明，台地上还一个劲地吹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二十八岁的马长存已经是台地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就在这年春末，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亮，把一个有政治问题的干部分配到他们大队劳动改造。刘亮将这个人的档案材料转交给他，他打开牛皮纸袋，见档案第一页上写着：
郭清明，男，现年十九岁，初中毕业，县农工部干部，陕西人，一九五五年七月参加工作。此人政治上一贯反动……
当时，马长存有点轻飘飘的感觉，想不到上级领导如此重视自己，把一个国家正式干部交给自己管教哩。刘亮之所以将这个人交给马长存所在的大队，是因为马长存的才能早在四年前领夯歌时就被他发现了。其实，他马长存文化水平也不过是初小毕业，按今天的学历计算就是小学三年级。但他有一个长处，就是在领导面前不随便说话，即使关键时候说几句话或者让他表态，他说的也都是早已有了的定论，或者报纸上经常出现的。比如说党的基本路线什么的，他就背得很熟练。再比如说“实事求是”，他的理解也不过是想啥就老老实实地说啥，能办成啥事就办啥事，办不成的事情硬办就要失败。跟村里的一般庄稼人相比，他马长存知道的几个地、富、反、坏，村里人也都清楚，只不过他最近又多知道一个“右派”罢了。可这“右”是啥玩意儿呢？他想，戏文里有左丞相右丞相之说，一般情况下，左丞相大右丞相小，那么“左派”大，“右派”就小，这绝对是个前和后的问题，再往细处想，就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理解基本上是对的。
其实，落后并不都是坏事。比如说麦田里的燕麦和杂草，迟几天生长出来，就能幸免被主人铲除或者“革命”；尤其是“右派”，你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啥都不表现出来，人们也就不会整治你的。
马长存已经听说了郭清明就是“右派”。再过几天，他就要去接那个“右派”。他心里盘算着，郭清明是什么样子的？到底犯了啥错误？那几天，马长存仿佛着了魔似的，在庄廓里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又进来。他心里着急，怕县上又有啥变化，把“右派”又分给其他的大队。一旦有了变化，省事是省事，可多少也说明上面对自己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这小小的动摇不要紧，却多少会影响今后的工作。
三月初的一天，马长存接到上级领导的指示后，自己去了县城。已经是春天，但台地上前几日刚刚拉了一场倒茬，昨天刚晴起来，所以还很冷。马长存戴上从马家部队里带回来的那顶黄皮棉帽子，系了一条用羊毛捻成的绳绳，在村巷里硬着头皮出发了几次，一直等到快要晌午时，风变小了，他这才开始上路。他从饲养院里赶出一匹枣红马，驾着杠骚车（一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马拉木轮大车）。他一边收拾鞭子，一边高声喊：“喂饱了没？”
饲养员从马圈里连声回答：“饱了，饱了。不要说去县城，走西宁也没问题。”
“没问题就好。”马长存腾一下跨在车辕上，甩了下鞭梢，枣红马扬了扬鬃毛，得儿得儿地上路了。
哼，老子的枣红马多精神。你个“右派”，看你是个獐头鼠目的东西，还是个面目可憎的家伙，我倒要试一试。犯了错误自己不滚来，还让我支部书记赶着马车来接，真他妈的人不大架子还大。到了村里要是不老实，老子让他见天价扛二百斤的麻袋，一直扛到瘫在地上爬不起来尿了裤裆，连呻唤的力气都没有，然后再问服不服，不服让他再扛。马长存心里暗暗高兴，反正“右派”是他手里的面团儿，想咋揉就咋揉。
杠骚车咯吱咯吱地在沙路上滚动着，走了一程，过了麻雀滩，再过一条小水沟，就得爬上坡路。此时，马儿很卖力，车轮咯噔咯噔地扭动着，缓缓地爬上了坡。到县城的时候，天上已经抹上了一层淡淡的墨。马长存照着纸条上写的地址，一路曲曲扭扭地进了党校，找到了那个“右派”郭清明。
噢，原来是个娃娃呀。马长存心想，真是杀鸡误用了宰牛刀。在他的想象中，“右派”不是三头六臂，也至少是个膀大腰圆的家伙，怕村里的几个小队的队长靠不住，出个三差两错，给自己丢了脸不说，还让刘书记训一顿，这才自己来了。可想不到是个娃娃。被马长存看成娃娃的郭清明，高挑个儿，身穿一件干干净净的中山装，胸前的小口袋里插着铁盖儿钢笔，面部清秀，面色有些憔悴，看上去很像一个落难的秀才。马长存仔细瞧了瞧，郭清明一张十足的娃娃脸，憨墩墩的，最多也就是二十一二岁的样子，一过问才知道档案上的岁数是正确的。念书人他妈的就是显得年轻，哪像我们扛铁锨把的过了三十就成了老汉。你不是年轻吗，让你尝尝劳动的味道，知道庄稼的来历，过不了几天，把你的小白脸整治成大黑脸，看你还当不当“右派”。
“嗯，你就是这纸条子上写的人？”
“是。”
“没错？”
“没错。”
“没错就上车吧！”马长存本来要拿出一副威严庄重的样子训上一顿，先从精神上压一压知识分子的威风，可一想，还没有到自己大队的地界和势力范围，怪不好看的。算球了，回去再说。
郭清明开始往杠骚车上搬东西。行李搬上去了，剩下的是两个木箱。郭清明吃力地搬过来一只木箱，又去搬第二只。马长存不耐烦地嚷道：“郭清明，你是去劳动，还是去办工厂？里面是啥？”郭清明说是书，马长存这才打消了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