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集资开办银行
1927年以后，上海的中华国民拒毒会代表各界群众发表宣言，呼吁在全国禁烟，同时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禁烟请愿书，先后共提出八条建议，主张采用断禁的方案，彻底根绝鸦片流毒，控制鸦片的来源，加强宣传教育，提倡官员以身作则，形成全民性的拒毒运动。
由于中华国民拒毒会的请愿，国民政府开始讨论鸦片问题。后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一项决定，采用“寓禁于征”的方案，三年禁绝鸦片。由财政部设立禁烟处直接，负责禁烟，各县也分别设立禁烟总局，加强禁烟管理，但由于各地方只做表面文章，结果收效甚微。
第二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为期十天的全国禁烟会议，通过议案四十余项，并发表《禁烟会议宣言》，表达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禁烟的决心。
鉴于国内的形势的瞬息万变，杜月笙觉得，未来的事业也要跟过去有所不同，烟赌两档的生意迟早要收手，应该寻找新的生财之道。于是，他找来平素关系最好的几个学生，谈及目前的处境和打算。这些学生多从事正经营生，读过书，甚至留过洋，因此建议他应该办一点儿工商产业。
杜月笙也认为，实业利国利民，发展前景最好。如果能办几家像样的产业，不仅能迅速从江河日落的烟赌两档生意中抽身而出，还能在工商业发展中，大大提升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实力。只是一时还摸不到门路，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杜月笙还只是在观望中寻找机会。
就在杜月笙为跻身工商界苦思冥想的时候，杜公馆来了一位贵客，此人名叫钱新之，是“北四行”储蓄会的经理，他与杜月笙关系颇为密切。钱新之不仅担任过交通银行的总经理，还出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在上海工商界声名显赫，无人不晓。
当时的上海，已经初具民国金融中心的规模，几十家银行耸立黄浦滩两岸。国有银行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外国的银行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
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等北方城市设立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等组成，是北方的金融中心。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北四行的经营战略逐渐南移，为了巩固甚至扩充实力，这四家银行合办了“四行准备库”，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钱新之任职北四行的时候，事业如日中天。
有一次，钱新之到上海公干，刚到上海就有两只箱子被盗走了，据说箱内装有“传家之宝”，这可让他心急如焚，到巡捕房报了案，结果巡捕房一连查访多日，毫无线索。
他知道，杜月笙在上海的人脉四通八达，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说不定会有办法，于是他托了一位朋友，请杜月笙帮忙。
钱新之的名号，杜月笙当然听说过，像他这类新式人物，是很有必要结识一下的，因此慨然应允。
就在钱新之坐困愁城的一天夜里，有人提着两口箱子来到钱新之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一问才知道，是杜月笙派来的人，来人说箱内的两件东西原本已经被当掉，是杜先生花钱赎回来的。
钱新之十分感激，要还赎金，来人说什么也不肯收，说杜先生吩咐过，只当交个朋友。钱新之感激不尽，因此特地备了礼品，专程到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大名鼎鼎的工商界巨子钱新之来访，十分高兴，一迭声地吩咐：“快请，快请！”自己也忙着迎上去。
照旧先是一番寒喧，大家落座畅谈，无拘无束，十分投机。当听杜月笙说有意创办实业的时候，为人活络的钱新之侃侃而谈起来：“杜先生是华人的领袖，沪上的闻人，以您的名望和能力，若要创办实业，一定会大有作为。况且，工商事业利国利民，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也会更令人瞩目。”
杜月笙听了钱新之的话，深以为然，便说道：“不错，我确实有做实业的想法，只是那么多行当，干什么呢？我杜某还有所不知，请钱先生赐教。”
“要想把实业做好，最好应该开一家银行，先挤入金融界。这样更容易与上流社会搭上关系，且不说争个身份，起码是一条发财的好门路。一面可以吸收存户的银根，一边又能放贷，靠信用制度获得钱财，何乐而不为呢？”钱新之建议道。
“开银行？”杜月笙对这突如其来的一说惊得一愕，“钱先生，开银行可不是开赌档，说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哪里能搞来那么许多的资本。”
钱新之嘿然一笑，说道：“依杜先生的手段，搞些资本来肯定算不得难，你那几家赌档进账也一定不少吧。据说所知，法国领事那边每月都要从你这里领取十八万的红包，而闸北和南市的几家烟馆收入也相当可观，钱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具体做法，我会代杜先生筹划，你现在的任务是找找人，拉些股东来。”
钱新之这样一说，杜月笙的底气陡然增了几分，当即表示同意。
送走钱新之，杜月笙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情要和黄老板商量一下。黄老板经营多家赌档、烟馆和戏院，余钱甚多，他若能入股，可解决一大笔资金问题。于是，杜月笙乘车匆匆来到钧培里。
黄金荣听杜月笙说要开银行，觉得这件事情有些拿不准，平日他吃黑粮吃惯了，如今要堂堂正正地办银行、做实业，他觉得既麻烦又不保险。
杜月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力陈自己的理由：“金荣哥，如今时局不同了，烟土、赌场的生意大不如前，自国民政府禁烟以来，这条财路早就江河日落，而开银行办实业则不同，不仅前景广阔，而且做起来也体面，外国的那些大老板很多都是银行家。不如你入一股，挂个董事的职位，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做，您只管拿红利就是了。”
几句话说得黄金荣动了心，一直以来，杜月笙在黄金荣心里，都是一个眼光犀利、练达能干的人物，因此觉得杜月笙开银行的事情或许可行，于是说道：“我就听你的，入一股。”
于是，杜月笙欢天喜地告辞而去，接着他又连续把张啸林、金廷荪等人拉了进来。
几天之后，钱新之又专程来到华格臬路杜公馆，询问事情进展情况。
杜月笙既高兴又有些忧虑，说道：“股东的事体已经差不多了，只是铜钿还没凑齐。”
钱新之嘿嘿一笑，说道：“只要杜先生肯做，资金倒不是最大的问题，从官府、社会到私人之间，以杜先生名望，哪个领域兜不转？”
杜月笙也笑了，自己立身处世四十年，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三教九流，无往不利，这便是自己最大的本钱。
钱新之接着说道：“杜先生筹集资金可从三方面入手。”
“哪三方面？”杜月笙问道。
“首先是杜先生的老本行——赌场和土行，法租界的烟与赌两档生意，都是银行的大客户，别的银行一直都对这类客户垂涎三尺，杜先生办银行却是顺理成章，近水楼台。这些土行的流动资金少的十几万，多的达几十万，而且赢利极高，单是烟赌两档凑齐几十万，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其次，上海银行同业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若是有新银行开张营业，同业的银行都要在开幕那天存一笔钱进去，表示祝贺，同时也表示希望日后多打点往来，这个名目叫做‘堆花’。现在上海市的银行有好几十家，大多数的老板杜先生都认得，杜先生开银行，他们堆起花来，数目一定会比平常大，期限也会比通常长，先这一笔，为数已相当可观。
“最后，上海地界的富商巨贾亦不在少数，杜先生完全可以‘挖’一些过来，既筹到了资金，又可以拉拢人气，何乐而不为呢？”
听他这样一说，杜月笙喜上眉梢，这几件事情都不难做到，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按部就班地实施了。
首先是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懋棠是大英银行的买办，早年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是上海有名的纱业大王，死后留下千万家产。徐庆云的几个小老婆纷纷要求与徐懋棠平分家产，徐懋棠没有办法，听说杜月笙乐于帮人排忧解难，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月笙出面帮他摆平此事。
学生来请托，杜月笙岂能袖手旁观，他直接派人放话给徐庆云的几个小老婆，要钱要命总要自己选一条。几个小老婆知道杜月笙心狠手黑不好惹，哪里还敢提什么条件？于是这一桩家产纠纷在杜月笙的逼带利诱下，以区区几十万打发了，从而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如今杜月笙想开一间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首先出了一笔巨资。
另一个投下巨额资金的是松江县的朱如山，朱如山是通汇信托银行的经理，也是杜月笙的学生。他同样是请杜月笙出面摆平了遗产分割的官司，得了一大宗遗产。他把遗产的三分之一入了股，成为银行的大股东。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杜月笙巧妙筹集到的资金达两百万之多。几乎没费多少周折，在众人的鼎力协助之下，杜月笙的银行就开张了，名字定为国民银行，开张的时候，银行业的同行都来捧场，送来的“堆花”也颇为可观。
杜月笙亲自出任董事长，黄金荣、张啸林任常务董事，金廷荪做了总监事。这便是杜月笙后半生最主要的金融事业──中汇银行的前身。这也是杜月笙有生以来第一次像商人一样规规矩矩地办实业，同时，也为他日后彻底撇清烟赌两档生意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国民银行经营之初，由杜月笙的私人秘书苏嘉善、翁佐庆义务帮忙，杜月笙的门生、曾经在其他银行任职的田鸿年出任总经理，几个人有商有量，通力合作，业务开展得相当不错，虽然还不能和其他一些老牌银行相抗衡，但总算还有所收益。
不幸的是，两年之后苏嘉善突然病故，田鸿年虽然做得尽心尽力，但缺少了苏嘉善的扶持，能力一般的他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不久以后，田鸿年偷偷将客户的存款提走，拿去做黄金交易所的投机生意，无奈运道欠佳，手风不顺，竟然一赔再赔，亏蚀了本钱，到年终结账的时候，银行居然负债达五十余万。
出现如此重大的纰漏，田鸿年灰头土脸地辞掉总经理的职位，念在多年情分上，杜月笙也没过多追究，只是一方面设法弥补亏空，另一方面继续物色人才。后来被他请到了中国通商银行老板傅筱庵的儿子傅品圭，继任总经理之职。与此同时，他将国民银行正式更名为中汇银行。
广交金融界巨子
杜月笙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八面玲珑的手段，甚至还有强硬的政治背景。可是，当时除了江河日落的烟土和赌档生意，他真正的实业，只有一家实力相对弱小的国民银行。相比那些老牌银行，国民银行的规模实在太小，又由于田鸿年经营不善，险些关门大吉。
杜月笙明白，要想在金融领域有所开拓，广交博纳必不可少。为了能够拉拢到一批可靠可用的金融人才，杜月笙可谓煞费苦心。前后耗时两年，凭借着卓越的地位、玲珑的手腕，撒下不菲的财物，他着实结交到一批在金融与银行领域大有作为的领袖人物，甚至和其中几位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头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当属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
徐新六出身世家，其父徐珂早年曾追随过梁启超，颇有才学。徐新六曾留学英法等国，获得过金融学博士学位，论学识和经验，都称得上是当时上海银行家中的佼佼者。在他管理下的浙江兴业银行，基础雄厚、业绩卓然，本人也因此在中国金融界声名大噪。
以徐新六的出身、所受教育、从事的职业，他与上海的江湖人物似乎应该是泾渭分明，格格不入。徐新六是个温文尔雅的绅士，而杜月笙是白相地界的超级大亨，这样的两个人攀得上交情，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意外。难能可贵的是，两个人的交情颇为亲密，甚至可以说，杜月笙堪称是徐新六生平最好的朋友。
他常在朋友面前赞扬杜月笙：“英雄不论出处，杜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我一直都不敢相信，像杜先生这样的人物居然是出自白相人地界，这实在是太难得了！”
徐新六说这样的话，确实发自肺腑，他的确是把杜月笙当做朋友一样看待，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1933年，杜月笙到杭州西北的莫干山赏玩，徐新六一同随行。难得有如此清雅的闲暇时光，二人趁此机会尽兴长谈。一天，徐新六忽然对杜月笙说：“我有一件心腹之事，除杜先生外，还真不知道该托付与谁。”
杜月笙不知徐新六何此一言，答道：“但凡徐先生请托，杜某洗耳恭听。”
于是，徐新六便开诚布公地向杜月笙道出原委。原来，在外人眼中，一向重视名誉的徐新六私生活严谨，从不与吃喝嫖赌搭界，对纳妾娶小也毫无兴趣。这样一个腰缠万贯的银行家，在号称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如此独善其身十分难得，因此被人称为银行界的“圣人”。
但人世间的男女之情实在难以捉摸，即便是圣人，也难免不动真情。徐新六除了家中的正室妻子，在外面还有一位侧室，如今已经为他生下两儿一女。这些年，他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除了他自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此事。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徐新六所言，杜月笙很难相信徐新六还有如此故事。
“要托什么呢？”杜月笙好奇地问道。
徐新六哀叹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尤其在这个时局动荡的时候，说不好一个人什么时候就死了，我要为他们以后的生活做准备。”
徐新六把如此重大的秘密告知杜月笙，这份友情着实可贵。徐新六又说道：“我这一生，总算还赚了一些钱财。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不测，这个外室和三个儿女也应该有他们应享的权利。”
“这话倒是不错，不过，就怕到时候口出无凭啊！”
“这就是我要托付你的事情，”徐新六说道：“我早就准备好了。”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郑重其事地交给杜月笙，说道：“这封信可作为物证，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也盖过图章，或许能用得上。”
果然，1938年，徐新六应国民政府邀请，拟赴英国商谈结款事宜。8月20日，徐新六从香港乘飞机飞往重庆，在广东上空，遭遇日本空军的袭击，机毁人亡。
徐新六的家属在分割遗产的时候，杜月笙闻讯赶到，将徐新六所托之事做了说明。徐新六的亲朋好友无不为之震骇，不知所措，甚至不敢相信。为了证实这件事的真伪，杜月笙将徐新六交给他的函件公之于众，大家方始无话可说。
正是杜月笙靠着自己广泛的人缘和交情，与很多大银行家互为往来，才最终登堂入室，逐渐打开金融界的局面。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杜月笙广交金融巨子的决心与魄力。
1931年7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了一票食盐生意，不巧正赶上长江发生特大水灾，船翻货损，足足亏掉了两百万元。于是上海金融界谣言四起，渲染夸大，说是上海商业银行这一票买卖损失了好几千万，银根吃紧，恐怕用不了几天就会破产。
许多市民听到传闻之后，惊慌不已，唯恐自己的存款取之不及，纷纷连夜赶到储备银行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挤兑现金。
银行对这一波突如其来的挤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雄厚的库存资金让他们有恃无恐。随着长长的挤兑人流，一捆捆的现钞被搬了出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谣言愈演愈烈，挤兑的人群陡增。三天下来，从金库提走的现金高达二千多万，超过银行存款总额的一半还多。如此巨大的挤兑之风让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的管理层为之震惊，照这样下去，超不过三五天，银行必定被掏空。
老板陈光甫和董事、经理们急得焦头烂额，不知如何是好。当务之急是要先刹住这股挤兑风，迫于无奈，他不得不向中国、交通两家国家银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银行的总经理鼎力支持，一车车的银元钞票运抵上海商行，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
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第四天下午，陈光甫不得不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希望他能出面解决。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刹住挤兑之风，钱新之一时间也无应对之策，想了想，他建议陈光甫：“不如去华格臬路找杜先生试一试，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就派了两位亲信，找到杜月笙的得意门生、也是同乡的杨管北，希望他能牵线搭桥，代为引荐杜先生。
杨管北原是“清党委员会”的股长，聪明和才气都极获杜月笙的赏识，而他也对杜月笙十分钦佩和敬仰。渐渐地，杨管北成为杜月笙最为倚重的门人之一，杜月笙所投资的金融工商事业，杨管北是负责经营策划的核心人物之一。
杨管北很爽快地答应了陈光甫，并建议由陈光甫做东宴请杜月笙，自己去争取杜月笙出面。
当杨管北有条有理地把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的危机细细陈述给杜月笙听时，杜月笙二话未说，当天晚上准时赴了陈光甫的宴。席间，杜月笙、陈光甫一见如故，畅谈无拘，对于陈光甫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杜月笙表示一定尽全力帮忙。
席终人散，杜月笙精神抖擞，回到家里，喊来管家万墨林，让他赶紧请来烟赌两行体面的朋友，到华格臬路家中商讨事体。这些烟赌两行的朋友，听说杜先生有事体商量，不敢怠慢，放下电话，片刻之间便都汇集到杜公馆的大客厅里。
杜月笙简明扼要，将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所面临的窘境力陈于众，随后便开诚布公地问道：“诸位明早银行开门之前，可凑齐多少现款？”
碍于杜月笙的情面，在座诸人不好推辞，于是大家纷纷报了数，最后凑拢起一笔总账，一共可凑齐两百万。
“好极！”杜月笙点点头说：“这两百万现金，请各位尽早集中起来，明天银行一开门，就统统存到上海商业储备银行。”
交代过后，众人各自散去，杜月笙再叫管家打电话到自己的国民银行，关照下去，明早银行开门之前，一定要搬出一百万银元送到上海商业储备银行。
做好这两项准备，杜月笙还觉得不够，又分别通知所有与杜月笙有关的工商业者，号召大家明早到上海商业储备银行为陈光甫捧场，不但不要再提现，最好再多存点铜钿进去，以此来稳定储户的信心。
次日上午，上海商业银行的铁门之前，早已排好了长蛇阵，客户们都在争先恐后，翘首以盼，唯恐提不出自己的老本。正在大家心急如焚、秩序紊乱的时候，上海商业储备银行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汽车正是杜月笙的私人专用车，车牌号“7777”，这辆车几乎尽人皆知，于是大家纷纷避让。
杜月笙轻轻跨出车门，也不言语，直奔银行办理存款手续，申报存款一百万元。在他身后，从三部车子一共下来十余条大汉紧紧相随，多一半手里拎着沉甸甸的麻袋和手提箱。
“杜先生来存钱了。”有人交头接耳地说。
大庭广众之下，杜月笙命人将自己的一百万存进了银行。为了响应杜月笙，各大烟馆赌档也都派了专人，临时开了户头，存入大洋两百万元。从挤兑风潮发生起，上海商业银行只出不进，今天忽然有人存入巨款，而且存户都是财力雄厚的大老板大富豪，甚至还有像杜先生这样的大闻人。提现的客户交头接耳，心里开始动摇，蜂拥而来的人群开始渐渐散开。这时有人借机辟谣说：“上海商业储备银行实力雄厚，大家何必多此一举，把存款提出来呢？”
杜月笙只不过在商业储备银行门前亮了亮相，把银钱放在银行兜了一圈，挤兑风潮居然风流云散，化解于无形，一场危机就此安然渡过。当天，挤兑人流完全散去，第二天，已经提完存款的客户又纷纷把银钱重新存入，没过几天，上海商业银行的存款就恢复了旧观。
这一事件的轻松解决，这种举重若轻的手段，让商业储备银行的老板陈光甫惊叹不已。
为感谢杜月笙仗义援助，陈光甫将五十多万元的无息贷款存进了杜月笙的国民银行，以此改善国民银行的经营状况，他还将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国民银行。得此援助，杜月笙立即扩大了国民银行的经营范围，经营不善的局面渐渐好转起来。
仗义援手唐寿民
通过不断地参与金融活动，杜月笙在上海金融界的广阔人脉迅速铺开，尤其是他参与了一些局面芜杂、纠纷不断的金融事件，让他很快成为金融界的焦点人物。其中，出手援助唐寿民也堪称精彩一笔。
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部队，抗议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在福州发动了一起反蒋事件，史称“福建事变”。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州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次军事政变很快被蒋介石武力镇压下去了，但由此事件却引出了一段国华银行的金融危机。
原来，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曾在1927年私人斥巨资开办了一家银行——国华银行，这家银行正好拥有一批十九路军当年留下的股份。福建事变发生以后，国民政府及亲蒋分子对福建发生的军事政变不仅在军事上予以打击，还在经济上加以制裁。其中，国民政府在声讨大会上提出了十大议案，其中便有一条——没收十九路军在国华银行的大批股份，同时请政府勒令该行停业。
国华银行怎么会有十九路军的股份呢？原来，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条件极为艰苦。与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比，十九路军的战士们穿草鞋打绑腿，固守阵线，与日寇性命相搏。如此忠烈让上海市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工商各界和民众纷纷举行劳军慰问活动，支持前线的战士。踊跃的各界民众将大批的现金和慰劳品送到地方维持会。
考虑到战事迁延，而慰问金又有些结余，十九路军的副军长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将结余的现金和慰劳品暂时存放于国华银行，以备后用。
一直到福建事变发生之时，这笔不菲的费用依然存放在国华银行。针对于十九路军的“叛变”行为，国民政府决定在民众大会上提出“十大议案”，其中一条就是决定没收国华银行的“股本”，要求政府勒令国华银行停业。
消息传到唐寿民的耳朵里，惊得他一身冷汗，大喊冤枉。由于民众大会举行在即，如何使国华银行逃过这场劫数，实在是当务之急。
无可奈何之下，唐寿民找到了交通银行常务董事钱新之。当唐寿民将其来意大致说明以后，钱新之想了想，说道：“目前倒有一个人可找，也许他有办法。”
“谁？”唐寿民急切地问道。
“杜月笙。”
一听说这个人是杜月笙，唐寿民抽了抽嘴角，略显失望：“我和他并不认识，而且毫无往来呀。”
钱新之慨然说道：“我倒是和他颇有交往，我代你去托托他看吧。”
第二天，华格臬路杜公馆内，杜月笙、杨管北与上海市新任的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畅谈正欢，听差的入内禀报，说钱新之前来拜访。
杜月笙一听是老朋友来了，吃了一惊。钱新之身居要职，终日忙碌，如无大事，极少造访闲聊的，这次前来，说不定有重大事体。
容不得多想，杜月笙回头吩咐听差：“请到古董间。”然后再向吴醒亚拱了拱手，说：“稍等片刻。”
不一会的时间，杜月笙从古董间折了回来，手一招，把杨管北喊了过去，将钱新之的来意大致说了一下。
杨管北自身才学过人，又跟随杜月笙许多年，人情世故已经非常练达，一开口便说：“我们现在自己在办金融事业，唐寿民和钱新之都是银行界的大亨，尤其他们是宋子文先生手下的大将。他们两位有事相求，我看恐怕不便推托。”
杜月笙深表同意，杨管北接着说道：“唐寿民、钱新之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关系密切，而他们自己也是跟中央关系密切的人物，其次，国华银行是唐寿民私产所办，跟十九路军何干？充其量，政府不过没收十九路军的存款，至于勒令国华银行停办，有株连之嫌，岂不冤枉？”
杜月笙点点头说：“吴局长也在这里，我们不妨跟他商量商量。”
二人回到客厅，将刚才钱新之专诚拜会的用意以及他们自己的想法，统统向吴醒亚做了说明。
吴醒亚听完，低头看了一眼手表，眉头一皱说道：“只怕时间来不及了，公共体育场的民众大会说不定已经举行了，十大议案也许已经被通过了。”
杜月笙回头看了一眼杨管北。
杨管北说：“不如打个电话过去问问。”
吴醒亚来不及多想，赶紧将电话拨到西门公共体育场，并找到一位在场的社会局官员。一问，吴醒亚满脸苦笑，放下电话，告诉杜月笙说：“果不出所料，十大议案方才已经全部通过了。”
沉吟片刻，杜月笙抬头望了望吴醒亚，问道：“吴局长，国华银行的事体，你心里面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听吴醒亚这样一说，杜月笙顿时胸有成竹，转脸吩咐万墨林：“拨电话，把陆京士和唐世昌叫来。”
万墨林收到命令，赶紧给陆京士和唐世昌拨打了电话。
俄顷，陆京士和唐世昌先后来到杜公馆，几个人围坐一团，开始谋划对策。陆京士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民众大会都开过了，几万人集体通过十大议案，铁案如山，实难挽回，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国华银行直接呈情国民政府，请求财政部详查实际情况，暂缓议案实施。”
由于一时拿不出好的办法，大家都觉得目前唯有这个路可走得通。
杜月笙默持良久，若有所思，最后振振有词地说：“开银行顶重要的是讲究信用与商誉，十九路军的事体与国华银行没有直接关系，唐寿民这次吃了大冤枉，如果真的勒令停业，倒闭是迟早的事。”
“但是，以目前的这种情况看，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吴醒亚望了望杜月笙。
“办法倒是有一个……虽然这个办法不能完全解决国华银行被政府制裁的命运，但起码可以保证不会倒闭。”杜月笙突然胸有成竹地说。
“什么办法？”
杜月笙盯了一眼唐世昌，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十大议案，为什么不能变成九条？”
“啊？”众人面面相觑，说道：“议案已经通过，变九条谈何容易？”
杜月笙望了一眼唐世昌，说道：“民众大会虽然已经通过了十大议案，但各大报馆和通讯社还没有将新闻刊发出去，只要明天的新闻统一口径，把针对国华银行的那条议案删去，那么一切都好办了。”
“杜先生，这无异于掩耳盗铃，万一传出去，恐怕要将事体闹大。”吴醒亚担心地说道。
杜月笙嘿然说道：“吴局长方才还说过，你是愿意帮这个忙的。只要我们做得周全得当，舆论由我们控制，不怕事情不成，万一出现什么事体，不妨我杜月笙出面担这个责任。”
吴醒亚见杜月笙态度坚决，信心十足，也不好反驳什么。
接着，杜月笙又对唐世昌说道：“世昌，明早上海各大小报纸，连同今晚各大通讯社发出去的电文，大家统一口径，就说是民众大会只通过了九大议案，而把制裁国华银行的那一条取消，好不好？”
唐世昌是《新闻报》的资深编辑，也是最早一批投身杜月笙门下的新闻界人士，向来不敢顶撞杜先生，心里说不好，嘴上却软了下来：“只怕不太容易办。”
杜月笙拍了拍唐世昌肩头，说道：“放心，《新闻报》由你负责出面安排，其他报馆我自有办法。”
众人议论纷纷，见杜月笙态度明朗，自己都不愿意公开和唐寿民作对，只能同意按照杜月笙的方法行事。
于是大家分头行事，吴醒亚作为社会局局长，对民众大会的相关负责人及群众领袖展开游说和公关。这帮人多半忌惮杜月笙的威名，他们也知道，凭杜月笙在新闻界多年来树立起来的庞大势力，垄断新闻人充当口舌、控制新闻说辞不是什么难事，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只得同意吴醒亚的请求。
另一方面，杜月笙和唐世昌分头展开行动，几乎不费什么周折，便把上海滩所有新闻报纸的关节打通。
第二天，原本“民众大会”制造出来的十大议案，清一色改为九大议案。这样一来，国华银行被制裁的消息被封锁得一干二净，并没有出现因制裁而导致的挤兑风潮，国华银行的倒闭危机就此悄无声息飘然而去。唐寿民因此免去了不少麻烦，同时也让他领教了杜月笙操纵“民意”和“舆论”的手段，以后对杜月笙愈加敬重和小心。后来，唐寿民又陈情宋子文，几经波折，总算撇清了国华银行与十九路军的关系，保住条活路。
经过这件事，唐寿民和钱新之与杜月笙来往日渐密切。杜月笙通过八面玲珑的手段，担当仗义的勇气，赢得了许多金融界人士的尊敬和亲近。杜月笙明白，自己已经在金融界创开了一片不错的局面。于是，他将自己的国民银行正式更名为中汇银行，资本额提高到两百万元，重新开业，又聘请通商银行老板傅筱庵的儿子傅品圭为总经理，经营银行的一切业务。
从插足金融界开始，杜月笙无时无刻不在争取有力人士的支持，尤其是结交大批的金融界的朋友，为国民银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他在金融界的发展顺风顺水。不久以后，杜月笙顺理成章地当选为上海银行的公会理事，一个白相人地界的大阔佬，俨然成为了上海滩颇有风范的金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