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交通革命降低了迁移成本，为劳动力的自由移动提供了更多的方便。交通革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城市化，在美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西部城市化过程中，交通革命同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9世纪中叶，横贯东西的铁路建成，形成了联结东西的大通道，为大规模的西进运动提供了方便。不但农业人口整体西迁，而且一些资本家、银行家、商人等也纷纷西进投资开办企业，吸收了不少农村人口，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西部的城镇化进程，从1850~1880年，加州的人口增长了近8倍。1860~1910年，美国10万人以上的城市由9个增至50个。一批沿铁路线建立的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19世纪初，芝加哥还是人迹罕到之处。1880年芝加哥市人口达50万，1890年达100万，1900年增至200万，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
三、日本
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完成。战前几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农村一直存在剩余劳动力。而真正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在战后。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与“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虽然其转移模式与美英相似，方向主要是大城市，但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1.农业机诫化的迅速发展是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的重要前提。60年代前日本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还很缓慢，主要采取多投劳力和多施有机肥料的方法发展农业，致使土地生产率相当高而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60年代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财政、金融援助以带动农业投资的迅速增长，为农业的全面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推动了技术密集化的发展，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尤为迅速，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1950的，日本仅有农用拖拉机700台，1976年猛增到380万台，26年中农用拖拉机使用量增加了1000多倍。在70年代日本就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并很快成为世界上农业机械动力装备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机械的广泛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农业，尤其是多功能、高效率农业机械的大量采用使每一农业劳动力可能负担的经营规模成倍扩人，极大地减少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农业部释放劳动力的能力日益增强，迫使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大规模转移。
2.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是中小企业最多的国家，可以说，中小企业是日本扩大社会劳动就业的重要支柱。在日本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大量现代化程度较低的中小企业，6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一直在80%左右，1981年日本的中小企业共吸收劳动力4039万人，占全部雇用人数的88%。中小企业的资本装备水平和工资水平较低，与大企业相比，同等数量的投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它在吸收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调整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劳动力就业结构等方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战后初期，日本大批企业遭到破坏，部分设备被作为战争赔偿而拆除，使企业陷入半瘫痪状态。另外，战争初期日本政府采取了整肃财阀等民主措施，使日本的一些大企业被分割削弱，从而使雇用人数大大减少。面对这种状况，中小企业以其特有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迅速恢复了生产和经营，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后来，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增加，但对长期就业人员的雇用并没有很大增加，而主要采取增雇临时工、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来扩大生产。所以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仍然大都涌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之迅速转化为工业企业的雇佣工人。
3.“兼业”转移的方式是日本就针对人多地少引起的劳动力转移与土地转移速度。不同现状的一个现实选择，农户通过兼业的方式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土地转移的相适应较高，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土地也应相应转移，才能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延续和稳定的进行。但由于日本人多地少，尽管其劳动力转移速度很快，但土地集中速度却十分缓慢，农业兼业化比较普遍。农户的兼业化是战后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特征之一。日本的兼业按照每年是否从事农业劳动150天分为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副业收入为主两种形式。在政策上，前者被称为第一兼业农户，后者被称为第二兼业农户。农户兼业的主要原因：一是谋求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二是为了筹措购买农机与材料的资金，偿还欠债；三是由于机械化节省了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变得相对过剩。在1960-1985年期间，日本的农业兼业化获得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从事非农产业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1960年的17.7%上升到1985年的45.3%。兼业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从1960年的65.7%上升到1985年的85.6%。具体来说，第一，兼业就业的稳定性在加强。1960-1974年，稳定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兼业农户总数的比例从43.8%上升到56.5%；第二，随着城市工业的扩散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外出打工型”兼业减少，农户的“通勤型”兼业迅速增加，1960年“通勤型”兼业仅占27%，而1989年上升为82.6%。兼业农户的大量出现，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丰富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商品市场，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和稳定社会也。具有良好作用。
4.日本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立法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在20世纪60代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列有农村劳动力动员计划，即计划在10年期间通过剥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43万人，以弥补第二、二产业的雇用不足。具体措施：第一，通过公共机构的介入，促进农地的流转；农地的流转可以带来规模经营效益，促使下层农户放弃土地所有和土地经营，离开农村，进城定居。第二，由国家投入推动农业机械化，解放农业劳动力。第三，鼓励城市大企业到农村地区投资设厂和兴建公路网，以便于农民就业，通过振兴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农民离农。第四，政府还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培训机构，对希望外出劳动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另外，制定有利于农民转让土地、处理财产的法律法规，从硬件和软件等各方面为促进农民离开土地创造条件。通过该计划，从1960年到1970年从第一产业转移就业人员达到243万人。196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规定在10年内要将农村中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方面，同时计划由国家补贴利息，向农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促使农业现代化，改变原有的农业结构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日本全国上下配合，共同努力，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37.1%下降到1970年的25.6%，农业人口净减少823万人。此后，日本政府又利用“农协”组织引导农业生产形式向“龙头企业基地”、“农协（市场）基地”转变，使农业逐步融入工业循环的大体系之中。1999年，日本政府又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进步引导农业生产向纵深发展。
5.教育培训为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提供了人力资本保证。劳动力的素质是其向劳动生产较高部门转移的前提条件。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就认识到整个国民教育水平的高低与经济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基本教育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人口教育从6年延长到9年。这一法规的实施大大保证了农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20世纪80年代就普及了高中教育，使40%的农村适龄青年跨进了大学校园。随后，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965年到1973年间，公共教育费的年均增长率为17.6%，大大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高中的升学率从1955年的50%上升到1970年的82%，1990年几乎达到100%。同时，政府十分重视对农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设。建立了全国性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实验网络，全国有农业大学60多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600多所，并有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进修和培训组织，培养了大批农业优秀人才和其他经营人才。同时，还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与此相适应，国家也鼓励各企业、社会团体积极开展各种岗前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非农就业的适应能力。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日本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对于非农就业机会具有极强适应能力性，为战后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日本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条件。日本在战前的早期发展中，十分重视节约资本，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例如，在1889年，日本工业吸收的19.50万劳动力中，有17.05万是靠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其比重高达87.44%；而且在1880~1930年的整个过程中，日本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始终大于人口增长率，从而使经济能够迅速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实现现代化。而且，因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将教育体系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民智力的增值。
四、德国
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目前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与英、美一样，德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自发形成的。德国城市化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流动人口数量大，比例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城市化的高速增长时期，近乎每两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处于不同形式的流动状态。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在促进德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制度的限制、技术断层；劳动力的失业及贫困；交通运输、城市住房压力等。
首先，大量人口的涌入给城市住房带来极大的压力。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后，第一大难题就是找住房。当时，由于住宅供应不足，以及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购买力低下，德国城市中购买固定住宅的人比例很低，大部分人都是依靠租赁房屋生活。房屋租赁市场也严重供不应求，许多人租不到房子，只能够租床，甚至于几个人合租一个床位，一个人每天租一个床位的几个小时用于睡眠，成为所谓的“租床人”。
其次，恶劣的生活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状况。由于很多人合租一个小居室，取暖设备不足，秋冬季节不能开窗通风，空气污浊，加之卫生设施严重缺乏，饮用水被污染，污水难以排放。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很多疾病蔓延，传染病流行，霍乱、痢疾、天花、伤寒、疟疾等疾病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严重影响了城市安全和经济发展。
第三，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同时导致失业队伍的扩大，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期，明显增加的失业人数带来了城市贫困等一系列问题。
第四，儿童的基础教育及劳动力的职业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给当时的教育制度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针对大量出现的社会问题，德国政府快速制定了一整套制度框架，将各类问题统一纳入城市新型社会运行管理的制度之下，逐步形成有序、规范的社会发展秩序，有效防止了城市化过程中问题的积累，并为德国高速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1.积极引导解决住房问题。德国政府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积极关注并采取措施解决住房问题。很快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形成了“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制订统一的城市规划管理法规，将城市住宅建设纳入城市的综合规划之中，并进行法制化管理。具体的做法是：由市长和建筑部门共同起草拟订城市规划和建筑方案，并交由全体市民广泛讨论和修改，然后向警察局提出具体的规划和建筑方案。房地产商只有建设符合规划的住房才能够进入房屋市场销售，否则，不符合规划的建筑，以及未列入计划的建筑，均视为无效。所有的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拥有同等权利购买或者租赁正式的、城市统一规划的住房。
第二，鼓励半政府性机构和企业参与住宅建设。许多城市成立了半政府性的机构——建筑协会或者称之为建筑合作社，进行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以弥补市场住宅供应之不足。由于是半政府性的机构，因此通常可以享受贷款、税收和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住宅的成本，提高了这些机构建设房屋的积极性。同时，政府鼓励企业尽可能为自己的员工提供近距离的住房，为外地移民解决住房问题，企业建设职工住宅也可以得到政府的上述支持。
第三，政府建造经济适用房屋，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为了满足流动人口和低收入阶层居住的基本要求，政府通常提供公共住宅。这种住房比较简单，租金也比较便宜，非常受流动人口的欢迎，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过渡住宅。
另外，针对当时住房卫生条件差、传染病流行的问题，德国政府明确要求所有新建城市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铺设有地下水和排污水管道，以保证有洁净的饮用水供应和生活污水的顺利排放。其次，必须有取暖供暖设备和室内浴室，以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卫生条件。这些标准的制定实施使当时居住条件脏、乱、差的现象得以逐步的改变，使城市住房走上了有序化、规范化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