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拉返回办公室的同时，特里·贝特森和侦缉警员哈瑞·伊斯比正驾车开往约克郡的南部，调查前天那里上报的袭击事件。在横跨A64号公路的一座桥上，哈瑞停下车，两人凝视着半英里外泥泞不堪、满目疮痍的建筑工地。挖掘机像巨型昆虫一样在泥泞中辛苦劳作，与此同时，落锤式破碎机正在拆毁一座废弃的医院。
“长官，这里看起来变化很大啊！”哈瑞的话打破了两人之间压抑许久的沉默。
他指了指挖掘机后方的一片树林。2米多高的铁丝栅栏将工地与四周的树林隔开，还有保安和看门狗巡逻警戒。野花和碎纸屑洒满了铁丝栅栏，一面白色横幅飘荡在两棵大树间，上面写着“保护乡村，留住树林，请到市区去购物”。枝繁叶茂的树顶上，环保战士居住的树屋和空中通道交织成网。
老妇产医院周围的林地有种公园的感觉，现在正重新规划，要建成为城郊名牌购物城。树木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就种下了，好不容易长到壮年，获得成熟的美感，又成为二十世纪末发展规划的眼中钉，要为泛光灯、停车场和高端名牌店让位。名牌店的美学，是「包装、购买、用旧」和「年复一年替换以更新更潮的同类品」。这些树木大而无用，又怎能比得上？毕竟树不长钱，其自然美学恒常得叫人发闷——春去秋来都一个样。
然而毁林建楼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环保斗士耳中。这些人向来对所谓品位、市场和时尚深恶痛绝。他们终年栖身于乡间的树篱、岩洞、棚屋和破旧的拖车中；他们的行动迅速隐秘、干劲十足、坚定果断；他们与经济发展格格不入，是一群反对开发商的死硬分子，他们甘愿被全球资本主义的爪牙弄得伤痕累累，即使成为这场运动的殉道者也在所不惜。为了规避由此引发的流血事件，警方采取了积极的行动，用和平方式遣散抗议者。摊上这样的差事，就算是做警察局长，特里也不会太兴奋。
“一群蠢货！”哈瑞·伊斯比鄙夷地说道，“开发这个地方会带来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他继续驾车前行，穿过建筑工人和保安居住的活动房屋，而特里则厌恶地注视着这一切。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将购物中心建在城里，”他若有所思地说道。“等着瞧吧，年轻人，6个月后，这里会是一大片停车场，而市中心的数十家店铺将要关门大吉了。不久整个城市都会凋敝萧条，犯罪猖獗。”
“那时我们就有得忙了。”哈瑞意味深长地说，眼睛看着前方，寻找着农场入口。“你的口气听起来像那些环保斗士，长官。”
“你听起来倒像出租司机”，特里恶声恶气地说。“只管开你的车吧，警员！”
“是的，长官。”
特里话音刚落便有些后悔，但没有试图补救。他意识到，类似的情况频频发生，自己已越来越像他认识的那些坏警察一样暴躁易怒。他的性格仿佛在改变，这引来了同事不少揶揄挖苦，当他试图补救时，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人们似乎迫不及待地向他施舍同情。“对你妻子的遭遇，我感到十分抱歉……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出来喝一杯……你妻子的不幸遭遇……”
回顾两年以前，竟恍如隔世。那时特里似乎事事顺心，他工作勤奋、事业成功、充满雄心壮志，很受同事欢迎。特里打算在吉姆·卡特退休后，接替他侦缉总督察的职位。他相信，大多数同事也会对此表示支持。
然而一夜之间，一切化为泡影。两个15岁男孩偷了一辆捷豹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疾驰，迎面撞向他妻子驾驶的雷诺克莱奥车。将玛丽的尸体从汽车残骸中分离出来就用了整整4个小时，这一幕在特里的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
整整两周，特里都沉浸在绝望中无法自拔。他的姐姐赶来照顾他和两个女儿。警察联合会的顾问劝导他说，悲伤是人之常情，男人哭泣并不是一种罪过。但特里哭过之后并没有多大效果，徒留痛苦和恐惧。他常在晚上喝下大半瓶威士忌，第二天再将剩下的酒全部喝光，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他都不记得了。但是当他发现他姐姐吓得不敢说话，孩子们也面有惧色时，他才彻底清醒。特里在葬礼上仍然头痛欲裂，内心羞愧难当。仪式结束后，他平静地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坐在一起，谈论着将来的生活。
孩子们想知道谁会来照顾她们，他说当然是他。当特里打算辞去警局的工作时，他意外发现孩子们对他的这个念头感到害怕；也许因为他自己也被吓坏了。他对其他工作一窍不通，也从没想过另谋职业。他的姐姐和顾问建议他聘用保姆。于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年轻保姆特鲁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特鲁德开朗活泼，乐于助人，讨人喜欢，孩子们很快就离不开她了。自打她用蹩脚的英语对特里表示同情之后，就很少再提及孩子们的母亲，之后便热情百倍地投入到英国的日常生活之中。她做饭时虽然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但厨艺却很精湛，她做的华夫饼、肉丸和米粥都是他们从未吃过的美食。她知足常乐、要求不高，更为重要的是，她是真心喜欢孩子，而且也没有理由为特里妻子的不幸过分悲伤。她来后的两天，孩子又重新回到学校上课，一周后，特里又开始正常上班，一家人的生活算是步入正轨了。
但特里的雄心壮志和专注度都一去不复还了。他将玛丽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经常发现自己静静地盯着那张照片，一看就是半小时。他只好将照片放到抽屉中，只在独处时，才偶尔拿出来瞧瞧。在他心中，她不曾离去。而工作，仿佛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一旦做完即刻就被抛诸脑后。
他重新开始跑步。特里发现，运动可以使自己身心平静下来。他曾经是位很有实力的800米跑将，不过没有优秀到可以参加顶级赛事的地步。每到夜晚，特里就搂着两个女儿，为她们讲睡前故事，就像她们幼时那样。夜晚是她们最需要父亲陪伴的时候，她们谈论着母亲，回忆她在世时的美好时光。有时他们三人有时会一起为玛丽祈祷，只是白日来临，生活又得继续。
特里渐渐能集中精力工作，但他放弃了任何升迁的念头。他努力安排时间，像一般父母那样在周末和孩子放学后陪伴她们。尽管这样的生活安排无益于他的事业，但却是同事能给予他最实际的帮助了。他不动声色地从警务一线隐退，只忙于办公室事务和例行问询工作。侦缉总督察卡特退休了。得到了侦缉总督察一职的是精明老道的南方人韦尔·丘吉尔，而不是特里。不过那段时间的特里感情麻木，对此无动于衷，也毫不在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们开始失去以往对母亲的哀恸，幼小健康的生命往往如此。当特里看到她们像其他孩子那样嬉笑玩耍时，一丝怨恨就涌上心头。玛丽不在了，她们怎能如此开心？但她们的确是快乐的，毕竟她们还是小孩子。于是特里满怀感激地看着她们，从她们身上汲取医治创伤的力量。孩子们重新融入昔日的朋友圈，有时特里回到家中，发现满屋的孩子将保姆围在中间，吵吵闹闹，无比欢乐。这种场景往往让他振作起来，重拾承担艰巨审讯工作的信心。
就这样过了两年。生活依旧继续，但他已不复往昔，工作时敷衍了事，不时犯错，丢三落四，为了陪孩子还拒绝加班。最糟糕的是，特里会无缘无故对人乱发脾气，就像他刚刚对待哈瑞·伊斯比那样。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他能够停止对玛丽的思念，不会恍惚间突然看见她的面庞，不再忆起她躺在自己身边的感觉，不再回想起他们翩翩起舞时，她娇小的背部在他掌中温软的触感……
“我们到了，长官，前面就是‘岸边家庭农场’。”哈瑞·伊斯比说道，将车驶上一条通往农场的小路。
萨拉在办公室奋斗了3个小时。当她离开时，已经为明天的法庭盘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设计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基于起诉文件中的书面证据和加里供词的逻辑推导，以此预测雪伦·吉尔伯特可能会作出的反应，但余下的全凭直觉，以及今天下午对雪伦性格的揣摩。
萨拉在本案中有一定优势，因为她过去的生活与雪伦的处境有几分相似，所以也能理解雪伦盛气凌人、愤愤不平的态度。教师和医生对这样的女人总摆出一副屈尊降贵的样子，男朋友和丈夫欺骗她们的感情，雇主克扣她们的工钱，社会保险部支付保险时也缺斤短两，萨拉对她们的种种遭遇感同身受。她能感觉到雪伦今日在法庭上表现出的过分自信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在她内心深处，隐含着莫名的恐惧，害怕警察和律师会再次出卖她，就像当局一贯的做法那样。
萨拉打算利用雪伦心中的这种恐惧。
但萨拉又有些心软，她对雪伦满怀同情，不单单是因为强奸，遭遇强奸固然值得同情，但雪伦的生活境遇是萨拉心软的主要原因。萨拉差点沦落成雪伦那样的女人，但她拒绝那样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萨拉十分鄙视雪伦的为人。选择向命运抗争的萨拉从不相信运气、天赋或社会不公，她坚信，只要努力工作，终会获得成功，她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