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重大的诗歌事件，几乎都和网络有关。所有的好诗，几乎都发表在网络上。而那些不敢上网发表诗的，或者是网上发了也没人看的，自然是被淘汰了的诗人。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不承认网络诗歌，抱残守缺地守着那几个无人订阅的诗歌刊物。诗歌刊物的倒闭与尴尬，并不是说这十年诗歌的尴尬，而证明，发表和阅读途径已经转换。让诗歌刊物倒闭关门去吧，让那些意淫诗人哭去吧。独立写作人，不在乎这些。这十年，他们该怎么写还在怎么写，而且写得更多，更放松。他们还办起了民刊，也就是不要书号，不需要出版机构审查，自编自印自己赠送的诗歌刊物。这十年，诗歌民刊不下百种吧。网上诗歌，大约经历了BBS—博客—微博这三个阶段。随着论坛服务商乐趣园的关闭，论坛已经式微，“诗江湖”那种鱼龙混杂十分热闹的诗歌论坛，已经过去了。写博客这三五年曾经是诗人们的一个主要途径，但随着近两年微博的热闹，也有部分诗人，博客也不再更新了。长微博成了他们展示诗作的新场地。
C.诗的去功能化是对极权的消解。新世纪这十年，汉语诗歌本身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个变化是，诗回到了它自身。诗就是诗，它不再是别的，不再是工具。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在引进西方文学形式和方法的同时，它自身一直有一个自己的传统脱不掉，那就是“文载道，诗言志”的旧思维。新文学虽然在句法、章法、形式上，引进了西方文学。但是在思维方式上，在伦理道德上，在思考方式上，在“知识型”上，仍然很旧，没有一个新的逻辑，没有一个全新的看事物的方式。再加上“五四”以来的功利主义，也就是把文学当成唤醒国人的手段。再加上“抗战文学”和毛在延安为文学定的一个基调，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被绑架在了宣传机器上。所有的文学形式，都丢失了它自身，而成为为某种意识形态作宣传的工具，诗歌也不能例外。这有如对文学施了魔法，文学掉进了一个走不出来的梦魇。有艺术追求、追求真理的几代人，都在为打破这个庞然大物而努力，都是试图挣脱这个梦魇。
就诗歌而言，从朦胧诗、第三代、断裂、下半身、无限制、垃圾写作，到废话，都在对诗进行去功能化，让诗回到它自身。而新世纪的十年，因为网络的多点发布信息和传播迅捷，因为权力无暇顾及诗歌领域，因为国门打开真相渐出，因为全球化信息传播，因为诗人的努力，因为白话汉语的成熟，诗，终于回到了它自身。“为……而写作”已经成为过去，诗本身就具有独立价值，正在成为共识。你读这十年的汉语诗，当然我说的是好诗，或者发在网络上的诗，而不是那些死气沉沉的纸刊上的诗，你会发现，题材变了，写法变了，呈现的东西变了，诗内逻辑变了，诗全变了。抒情的少了，古典意象少了，农业气息少了，赞美诗少了，押韵的少了，讲道理的少了，奉旨写诗的少了。去功能的极致，就是“诗啊，言之无物也”。极权，已经被诗歌消解掉，在诗歌那里，诗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才是这个等级世界之王。
D.诗歌的后现代倾向十分突出。先说语言方面的变化。汉语诗歌已经抛弃了文艺腔，而使用大众日常交流的语言。这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因为语言对应着思维方式，语言也对应着现实。口语能不能入诗，就像白话能不能入诗一样，曾经引起激烈的争论和反抗。白话对应的是古文，我们的生活，不可能老用古文来书写。口语对应的是文艺腔或者书面语，也就是他们曾经以为的诗的语言。同样，我们不可能老是用文艺腔来书写当下的生活。再加上网络的力量，网上聊天、发言、回帖，大多是简捷的，口语的，形成一种网络语言。诗在网络上发表，也可能会跟进这种网络语言。所以，目前，还在用文艺腔写诗的，几乎就没有了读者，酸掉了大家的牙齿。口语成了诗人通用的写作语言。语言对应着现实，诗人探索或者知道这一点，可以说，是经过了西方哲学的启发的。
所以，才有“诗到语言为止”，“诗从语言开始”，“除了能说得清楚的，说不清楚的，我们就应该沉默”，“语言就是唯一的现实”等等说法。再说诗的题材上的变化。这十余年，汉语诗歌在题材上，大多选取日常题材，只是诗人点点滴滴生活的片断式记录，宏大叙事、终极关怀、隐喻象征等题材，不见了踪影。而且诗歌多关注当下状况，不再云里雾里，不再假大空泛。在写作手法上，诗歌趋向扁平化，也就是，它不再立体，不再追求没有漏洞的圆满，不再押韵。而且，形容词也从多数诗人手下消失，比喻、象征、隐喻等手段，也被诗人抛弃。诗歌形式的变化更是惊人，“非诗化”成了诗人的追求。
E.介绍几个主要流派和诗人。这十余年，在诗歌圈子里，汉语诗歌呈现出十分热闹的场景，流派众多，争论不断。为人所知最多者，当属“下半身”、“废话”、“垃圾”等。“下半身写作”，所反对的当然是上半身，也就是反知识、反压抑、反道学、反思想、反僵死、反理性。“下半身”提倡的，与其说是性，不如说是生命力，是感性，是身体，是在场，是快乐，是生机，是青壮年。“下半身”以“诗江湖”为基地，创作出大量的诗作，使其理论和诗歌，得到一大批诗人的认同。声名远播，就连反对者，也在谈论它。“下半身”写作对于解放诗人的大脑，确实十分有效。中国人，我说的，是大陆人，打从一出生，经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工作岗位，所受到的教育与训练，都是束缚他的。语文教育或者写作课，禁忌更是多如牛毛，几乎到了除了歌颂无法下笔的地步。而“下半身”，对打破这些禁忌，是十分有效的一种方法。所以，“下半身”写作，是人的写作，是活人的写作。
“下半身”的宗旨，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这个流派对汉语诗歌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大。写下半身诗歌的，有一大群人，如沈浩波、尹丽川、李红旗、南人、朵渔、巫昂、盛兴、李师江，最有成就者，就是他的倡导者沈浩波。沈浩波可算一个天才诗人，他的写作有如一架推土机，轰轰轰地向前推进。语言、修辞、比喻、性、国家机器，在他的手下都不是问题，他写得大气而真实，让少女脸红而让多数诗人不得不承认他的诗是极为有力的作品，沈浩波的诗有一种男性的阳刚之美，他出版的诗集有《一把好乳》《你妈贵姓》《蝴蝶》。
杨黎所主张的“废话写作”，在这十几年里，是响应者云集，但正如韩东所说，废话诗歌理论，妙不可言，能理解的，其实没有几个。自杨黎说“诗啊，言之无物也”以来，诗到底是有话要说，还是废话，到底是有，还是空，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就成了一个争论的话题。而这种争论，可以看成是汉语诗歌自第三代以来总体趋势的一个延续。诗自第三代以来，反文化、反崇高、反抒情、反隐喻、反知识、反宏大叙事、反人类代言、反体制、反厚重、反历史的后现代倾向，就一直在一浪一浪地进行。直到杨黎出现，把诗的意义也给去掉了，功能也被他解构了，诗就直接成了“废话”。“废话”是相对于“有话要说才写诗”一派而言的，废话就是沉默，就是无话可说，就是没有意义的话。杨黎第一个说出，诗就是废话。这是开悟了的话，是在从根本上说诗。就如禅宗里说，佛是干屎橛一样，是悟道的话。
一般刚入门者，无大修养者，不敢说这样的话，也说不出这样的话，也不理解这样的话。诗是废话，精妙之极地对诗的本质的说法啊。杨黎的贡献就在于，把自有诗以来的，诗要有话可说，这个框框给打破了，让诗进入了另一个领域，“空”、“无”、“负”的领域，他把诗歌的疆域给扩大了一半。如果把原来“诗要有话要说”算是一个正的、有的、实的疆域的话，算另一半的话。这是杨黎的绝大贡献处，也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人物。杨黎的诗集有《小杨和马丽》《五个红苹果》。“废话写作”，现在已经成气候，它在诗歌的去功能化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浪潮。“废话写作”让诗逼近了真实，诗人组合世界搭积木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搞废话写作的人，非常多。
“垃圾派”是这十年汉语诗歌的怪胎，讨厌它的诗人非常多，但写“垃圾诗”的诗人也一样多。而且，“垃圾派”还呈现出生机勃勃、打压不垮、后继有人的势头。“垃圾派”，要说和我还有点关系，因为它的最早创立者，就是本人了。虽然后来我抛弃了它，但是，我时常还在想，它的生存土壤是什么？它的生命力在哪里？后来，看了因强拆而自焚的新闻，我就想明白了，“垃圾派”，它所对应的，正是目前中国的现实啊。中国乱糟糟的现实，就是“垃圾派”最好的土壤。社会转型，旧有的秩序被打破，旧道德旧规则不再能约束中国人，而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残酷的现实，崩溃的道德，无望的生活，无聊的人生，正是“垃圾派”诗人的创作动力。当一种力量对人的压制到一定程度，而人又不能直接反抗它时，人就会采取自我毁灭的方式来与之对抗，比如自焚。“垃圾派”诗人正是用垃圾化自我的方法，与残酷的现实对抗。“垃圾派”继承了第三代以来汉语诗歌一路向形而下发展，向真相逼近的传统，直接将崇低作为一种诗学追求，展示人性和现实中最肮脏最无耻的那一面。“垃圾写作”中写得最好的，当属管党生、凡斯、丁目、曾德旷等等。
以上三个流派，只是知道的人比较多的流派，并不是说，他们就代表这十年汉语诗歌。汉语诗歌这十年，远比这热闹，远比这丰富，只是我手头资料有限，不能一一列举。比如提倡病态写作的唐煜然、倡导无限制写作的杨瑾、转向批判写作的朵渔、搞拆那中国的刘不伟，老诗人于坚与韩东，都写得极有成就。北京、成都、广州、南京等城市都集聚了一大群诗人，形成新的诗歌中心。论坛十分热闹，而诗会和朗诵会也不断，杨黎还首开全国诗歌巡回朗诵会。当然，我所说的这些诗人，都活跃在网络上。因而，结论是：好诗，都在网络上。
先锋的反面——我的小说经历
张墩墩/文
这里是冬天的石家庄，刚下过一场雪，早上我骑车上班，穿了棉袄，还有三条裤子。我的工作和文学有点关系，所幸关系不大。我也曾做过贩卖文学的工作，很不喜欢。作为一个稍微狂热的文学青年，以业余的方式对待文学，这种方式挺适合我的。我是阅读者，同时也是没有压力的写作者，我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谁也管不着，唯一能左右我写作方向的，只有阅读经验。
十年前，也就是2001年，我离开华北平原的乡村，来到河北北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市上大专。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接触到了网络，认识到另一个小说世界。那时我周围的人没有人喜欢真正的文学，尽管我是在中文系，我和他们谈论先锋小说，没有人知道，除了几个老师，但我不爱和老师交往。
这是新世纪，所谓的先锋小说已经过时了，但如果你还没有玩过，怎么好意思在网上和人家打招呼！话又说回来，虽然先锋小说已经过时，但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它还是那么新鲜刺激。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的朋友乌青说过的一句话：他搞文学是为了创造。从他嘴里说出“创造”这个庸俗的词语很不容易，可见其开口时心怀巨大的诚意。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搞文学就是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文学所能带给我的最大的乐趣——先锋作家的创作态度恰恰是创造欲无限迸发的典范。
回到小说上来。十年前，我对中国先锋小说了如指掌。当时那批被称为先锋的人都已度过了创作的黄金时期，盖棺定论的时候到了。余华、苏童，他俩常被放到一块儿，实际上余华的影响力远大于苏童，尽管就作品数量而言远不及苏童多。余华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一直把他当做写作上的老师。格非和孙甘露又是常放到一起的一对，两人都写得比较晦涩，不太喜欢。韩东、朱文，这二位让人感觉焦不离孟，是我的大爱。当然，还有马原、潘军、吕新、毕飞宇、北村等人，他们都曾写出过让我迷恋的作品。
“叙事的圈套、文字的迷宫”是那批作家讲究的东西，这玩意儿是跟西方作家学的，并非中国作家的原创。我相信，任何一个初习小说写作的人，只要才华够用，都会玩一玩这个东西，玩过以后，会曾经沧海地赞叹一句：小说是个技术活儿啊！我就是这样的，虽然才华明显不够用。这应该不是丢人的事。“叙事的圈套、文字的迷宫”玩多了终究会烦的，所以那一批先锋作家要么搁笔不写，要么转变写法，回到传统叙事上来。但是我不能否认，他们依然是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
在中国，小说逃离不了“讲故事”的命运。我目睹了中国小说从“怎么写”
回到“写什么”的过程。小说的写法几乎已经被探究穷尽，而小说的实质性内容才是广阔无边无穷无尽的。这时我要写小说，把四个中国作家当成老师，他们是：韩东、朱文、余华和王小波。他们都写出过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好作品。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关注自我、关注内心的真诚作品才会让我由衷赞叹。先锋已经不再是表面的东西。叙事不用兜圈子，语言不用艰涩，关键是故事要地道，尽可能多地加入作者本人的价值观。
我开始觉悟：一个写作者，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终究是个平庸的写作者，只有那些拥有自己独特价值观的作者（哪怕他的价值观是离经叛道的），才是出色的写作者——这就是当下的先锋。
我从上大学才开始接触网络，上网干什么？主要还是阅读。当时我最心仪的两个网站是“他们”和“橡皮”，分别是南京和成都的作家、诗人创办的。现在，这两个网站早已不复存在。你打开乌青的“果皮网”，在“电子书柜”里，能下载到当年的网刊，我将这些电子杂志视如珍宝。相对于诗歌网站来说，小说网站少之又少。而写小说的人，很多也有着诗人的身份。几年前，诗人写小说蔚然成风，无一例外，都写得不错。才华摆在那里，写不好都难。韩东早就开始写小说了，似乎已经放弃诗人的身份，成为大师只是时间的问题。杨黎也开始写了，出手不凡，他的《长东西》非常经典，后来更名为《向毛主席保证》印书发行，一时洛阳纸贵。
何小竹越写越专业，越写越勤奋。乌青自成一派，始终走在自己的路上。网络的兴起，无论对小说还是对诗歌来讲，都是一个膨胀爆发的机会。在网络论坛里，你能读到大量的来自民间的优秀小说。写作变成了非常自由和自我的事。新一代小说家不断涌现，像曹寇、李红旗、离、李黎、手指、红领巾、赵刚、李师江、张万新、张羞……这个名单简直太长了，说起来像相声的贯口。如果这本叫《橡皮》的书能一直做下去，他们的小说一定会被毫不吝啬地呈现。
相比之下，这些新作家的小说变得简单了，叙事手段非常单一，语言也不绚丽多彩，难得的是，这样的小说能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用简单的语言讲一件简单的事，这真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典型的例子是乌青制作的一个名叫《快读小说》的网刊，里面收录的小说无一不让人读得痛快。前年，我和朋友们创办《干》网刊，我负责小说方面的编辑，选稿的标准就是有无阅读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