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写悼念文章写得也挺不错，跟他所喜欢的鲁迅很接近，不是说水准接近，是说鲁迅写悼念文章也写得很好。书里有篇文章是陈丹青回忆老友陈逸飞。陈逸飞是功成利就的大画家，前几年去世了。当时陈丹青这些当年跟他一起的老朋友觉得二三十年没见的好画友重新聚聚，一起对着模特，一人一个画架来画画，便觉得很高兴。待到要做这件事想约陈逸飞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陈逸飞去世的消息，大家都很难过。文章到了最后他才说，其实他跟陈逸飞1983年在纽约的时候生了芥蒂。“此后不往来，今已过去22年了，近年人堆里照面三四次，初略尴尬，旋即握手，沪语笑谈如往昔。他有点发胖了，西装笔挺，相貌堂堂。我俩眼睛对看着，有话不好说。我想起小时候，心里起伤感--他是老朋友，他是我老师。”
又说到陈逸飞的儿子，他的长子如今已过而立之年。“我见他时，孩子不过三五岁，童车里坐着不肯听话吃晚饭，逸飞吓他，说我是警察，于是孩子满嘴含饭，捏我手背吻一吻，算是来告饶。这西来的动作想必是父母教给他，其时正当文革，上海人仍在自然而然学西洋……逸飞的幼子今也5岁了，我不曾见过，来日他长大成人，我跟他讲讲他父亲怎样一个人。”悼念一个亡友，他的儿子我没见过，但将来他儿子长大我要跟他讲讲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话让人看了着实感动。
事实上，陈丹青这两年红火起来，除了清华大学辞职事件外，书里还讲到他的师尊木心先生，也谈到了鲁迅的问题，这便是辞职风波之后另一个有名的事件。我觉得他谈鲁迅角度很不一样。一般人谈鲁迅直接就谈作品或者谈为人，而陈丹青作为一个画家，很注意鲁迅那张脸。他说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是不做什么表情的，就像对着镜头一直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这种谈论角度很有意思，先注意了鲁迅的样子再来讲其他。
后面他借着谈鲁迅来谈今天。陈丹青很捧他在纽约认识的老师，另一位散文大家木心先生，一时间大家觉得木心是个文坛新发现。于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不干了，觉得木心没什么了不起，结果两个人就有点干起来的样子。这恰好让我想起陈丹青在书里讲文人怎么吵架。他说：鲁迅当年除了他深恶痛绝的几个论题，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你看这个胡适算是他的宿敌吧，但他早年给他的信虽敬而远之不做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调笑。就连跟鲁迅常吵架的夏衍，当时也是白天打笔仗为了好玩，晚上喝酒吃饭。
你看，当年的文人这种互相的笔仗终归不至于闹到像今天这样老死不相往来，以至于双方成了仇敌，真是令人感佩。
作者小传
陈丹青，自由职业者。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毕业。1980年10月，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引起轰动，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作品。1982年移居纽约，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后辞职，专注于创作和绘画。曾出版《纽约琐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
《在春风里》
陈之藩忆胡适
陈之藩先生是一个有名的散文大家，香港台湾的很多年轻人是看他的文章长大的，他也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创系的系主任。可是最近他病倒在床，住在香港的一家公立医院，最初还睡在走廊上。学校对他好像也没什么表示，说是他退休的时候退休金早就领走了，现在自然就不大管他了，系里头也没什么人去看。于是我就慨叹，在香港当一个文人，当一个学者，就要忍受这些事。要知道，香港是讲“规矩”的地方，你按规矩办的事都办过了就没那么多“人情”可讲了。我时常会想，如果晚辈里面多几个像陈先生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陈先生对长辈非常地敬重，而他的长辈就是胡适先生。今天我介绍的这本《在春风里》就谈到了很多胡适先生对他的教诲，他们的书信往来也都结集在里面。谈胡适先生的文章和书多矣，但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尤为感人，好像书中把胡适这个人很立体地写了出来。
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些名篇，虽跟胡适无关，但在大陆是被选进课文的。比如有一篇散文叫《谢天》，说他到外国的时候，一开始不习惯吃饭。因为在中国我们一坐下来大家说吃就吃了；但在美国，家里的小孩、老人，吃饭前都要先祈祷，并感谢上苍，他觉得很奇怪。他是无神论者，干嘛还要谢天呢？后来他看到爱因斯坦写自己的书《我所看见的世界》，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受众一个印象，就是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源于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就连那篇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无参考可引，也在最后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的讨论。于是陈之藩就觉得很奇怪，再后来又提到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的时候，系主任跟他商量报酬问题，他说五千，主任说：“五千？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这不是外国的介之推吗？于是他就想，为什么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立过大功，而不居功若此？他写到：“他们知道做事与立功，得之于众人合作者多，得之于自己逞能者少。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感谢众人、感谢上天的感觉。我们回头想一想，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史家如果写这五六十年来的我国历史时，一定命名为‘狂妄而幼稚，无法与无天的时代’。无论哪一行、哪一界多是自吹自擂、自欺自骗，日子长了，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而大祸至矣。因为没有做任何真正的事，没有建任何真正的功，自然而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这话说得太重要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谢谢胡适先生了。
胡适先生对年轻人的好是向来有名的，这本书里陈之藩不断表达对胡适先生的谢意，而胡适先生正是那种谦卑友善，能够克制自己的人。别人骂他的时候，他当然也会不高兴，但又总能在人身上看出长处来。年轻人跟他争辩，他也不急不恼。陈之藩先生跟胡适先生通信通了那么多年，时常在里面跟他争辩问题，不同意他的观点。
陈之藩作为科学家，觉得人有宗教信仰也不错，而胡适一向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浅薄才是好事。为此他们有了一些辩论，但是胡适也丝毫不介意。而且在陈之藩当年要出国留学的时候，胡适曾经借钱给他，在经济上给了他帮助。书里面就选取了胡适当年给他的信。他说：“之藩兄，谢谢你10月11号的信和支票，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要知道这里指的是美金，而且是1950年的美金。“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你报告我的学校情形，我听了非常兴奋，我20岁时初次读《新约》，到‘耶稣在山上，看见大众前来，他大感动，说，收成是丰盛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我不觉掉下泪来。那时我想起《论语》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一段话和马太福音此段的精神相似。你所谓‘第一次尝到教书之乐’，其实也是这样的心理。是不是？”
“这是胡先生给我最短的一封信，但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信。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感到自己的污浊。他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我是个乞儿，而生存在一个对青年人不大有公平机会的社会，就是买张纵贯线的火车票也有困难，何况是横跨太平洋来留学。”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对年轻人，尤其对他认为有才学的人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胡先生从任何人身上都能看出长处来，有一次他问我说：‘之藩，你知道曹锟的长处吗？’我从小学课本里就知道，所以我说：‘我知道。’他说：‘什么？’我说：‘贿选。’他很严肃地说：
‘曹锟的长处是公平，因为他公平，所以提拔出那么多走卒式的将领来。’”
然而，像胡适这般宽厚温和的人还是会常常犯错，被人说事。比如陈之藩提到他有一次在美国见胡适，跟他说：你立了那么多事业，但是有很多是半途而废，而且都是因病，要请人暂代。比如说北大校长的位置，在胜利接收的时候，你答应做校长，可因病未去，让了给傅斯年。后来你又把很多事情让给陈诚，交给他去做，那时候你说是病，但傅斯年、陈诚都是肚量小的人，结果事情都没办好……陈之藩就这样批评胡适，然后写道：“他就用左手摸着自己的右手腕子让我看，并且说‘瘦成这个样子’，好像是求我原谅他找人暂代的理由。我知道我说重了话，话出口也收不回来了。那天他送我到电梯口，电梯一关我就哭了。自己怪自己怎么可以这样粗暴，所对的还不是别人，是对软心肠的胡先生。”
作者小传
陈之藩，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敦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著有散文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等。
《一个人的电影》
追忆放电影的美好时光
或许将来我们都在互联网上看直播的电影，没有人再去戏院了，不知道那时我们会不会怀念今天用影碟看电影的日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我非常怀念以前放大电影时的气氛，怀念那种时光。
《一个人的电影》这本书集合了很多人的文章，像格非、毛尖，他们写了自己跟电影的故事；同时也有很多对话，一些电影导演，像贾樟柯、田壮壮、王小帅，还有徐静蕾、孙甘露他们谈电影。这些文章其实全部出自十年来《收获》里面一个很受好评的专栏，叫做“一个人的电影”，里面的部分文章结集出了这本书。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开头第一篇格非的文章。他回忆几十年前，看电影是件多么稀缺又盛大的事。那时候他们在乡村里面看的都是露天电影，在一个操场上，挖个洞放根柱子，架起一个大屏幕，跟着就放电影。他说那个时候放电影可艰难了，一部戏往往需要那些放映员带着机器和电影拷贝，一个村一个村地放。有时候放映队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中间，说不定有些小村落的人会出来拦路，有点像打劫，为的是要劫下放映队，让他先别去下一个村，先在这个村放，虽然只有几户人家，但也给他们放一放，据说当年这种场面经常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