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德基、麦当劳是不是“垃圾食品”？很多中国人都认为是。不过更多的人中国人却是肯、麦的常客。按照著名财经作家古古的说法，这是因为肯德基和麦当劳里能让人吃出“平等”的滋味。
古古在《穷囧囧》中写道：
洋人做生意的确有一套，肯德基、麦当劳就很好的迎合了穷人的心理。
店堂里没有雅间，就是你多付钱也不行，不管你有没有想与大众脱离的愿望，也不管你是不是真有大生意要谈，一律大厅就座。厨师都在后堂……收银通过机器……服务员只管清洁卫生，绝不半跪点烟……
不管你在店里有没有熟人，汉堡包的大小都绝无区别。不管你有钱没钱，是官不是官，都得排队付款，自己端着盘子找座位。
座位也是固定的，桌子不能挪动，椅子角度一致，不管你的肚子是大是小，你的屁股是胖是瘦，也不管你平时是坐沙发还是坐硬板凳的，都一视同仁，这就是平等！
于是穷人的心理平衡了。穷人最恨的就是不平等，在平等的地方他人才有自在和尊严。所以他们蜂拥而至，把麦当劳、肯德基的店堂挤爆，使这个美国人的快餐店，在中国硬是成了格调的象征。
于是很多人就一面认同洋快餐是垃圾食品，一面操起鸡腿，平平等等地大啃特啃。
穷人最恨不平等，穷人实际上也没法儿不恨不平等。身处经济时代，财富地位上的缺失已经让穷人备感郁闷了，再把更多的不平等强加给穷人，换你是穷人你也会心理不平衡。
在前面十一章中，我们已经无数次地抨击过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当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了这些年国家的政策在不断地向穷人一方倾斜，如取消农民的“皇粮”、开展“新农合”、开发大西北、救济老少边穷地区，等等。然而这至少在目前还不能从本质上改变穷人的穷生活。对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人，而不是靠救济过活的穷人。从励志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正能量。
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穷人想变为富人却有相当大的难度，这一方面在于大家不可能都成为富翁，富翁始终都是财富金字塔上的一小部分人，另一方面则是经济规律在作祟。
西方有个众所周知的“马太效应”，简单说来，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引申到经济学领域，便是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生活中有着太多辛苦的穷人和轻松的富人。
同样是人，富人为什么轻轻松松就能赚钱？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有钱人。有钱就能以钱生钱。所以富人表面上看虽也是一个人，实质上却是一个人与钱的组合。钱越多，这个组合也就越强大。如果我们把财富竞争当成一座战场，那么与单枪匹马的穷人遭遇时，即使富人不搞什么与钱有关的猫腻，理论上穷人也只能败北。有个成语叫“穷途末路”，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贫穷，所以很难有出路。
先哲老子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不论富人的财富来路是否合法，但在理论上，他的钱都是从穷人那儿“损”来的。可以说，每个富人都是建立在一大堆穷人的基础上的。所以，富人没理由不回报社会，否则穷人就会觉得不平等，就会羡慕嫉妒恨，从而引发社会矛盾，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良性发展。
富人是否回报社会是一回事，穷人是否懂得感恩又是另一回事。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愿意回报社会的富人历来不多，因此中国人形成了“不患寡、只患不均”的民族性格。见到有钱便会没来由的心里不爽，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如果这个有钱人再有某种劣迹并且不幸撞在了人民的枪口上，那么他基本上就能享受到过街老鼠一般的待遇。
我的一位买不起车的老乡曾说过，路上堵车的时候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然而除了在北京等大都市堵车比较常见外，在很多地区堵车还是一种机缘巧合的事情，因此并不在北京工作的他开心的时候并不多。于是这位老乡在快乐的感召下，悄悄干起了扎车胎的秘密勾当。老天有眼，第一次出手他就被抓了现行。当警察和随即赶到的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气呼呼地说：“凭什么他住大厦我住地下室？凭什么他开公司我当保安？凭什么他有三辆车我一辆也没有？我看见他就憋气！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平等？”说这话时，我的这位老乡甚至颇有些理直气壮。
看在同为老乡也同为穷人的份上，我必须反问他一句：“你凭什么要求平等？”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绝对的平等其实是一种假平等，因为这是在抹杀努力的成果。我们为什么要确立《物权法》？为什么要保护私产？为的就是保护这种平等，以便激励更多的人去努力、去奋斗，在不断改善自己的财富状况的同时，激励更多的人，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也让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还记得电影《芙蓉镇》中那个整天敲着锣嚷嚷“重新革命”的疯子吗？想一想，当有一天你通过努力成为了富人，身边却满是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考虑移民？
最后还说说令人悲催的房子吧。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房地产出了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国人的心理问题。房子当然重要，但我们的人生绝不能与房子挂钩。尤其是年轻人，更不应该为房价高涨而消沉。著名学者薛涌说得好：“年轻人需要的不是昂贵的大房子，而是降低奋斗的成本。孩子，还没轮到你。要什么，自己去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房价居高不下，正是很多年轻人阉割梦想、啃光父母并借遍七大姑八大姨也要凑钱买房造成的。相信政府的政策会越来越得力，但不管房价降到多么低，也不可能降到一块五两套的程度。至少在理论上，房子应该属于奋斗的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曾奋斗却住上了大房子，那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悲哀。
4．“中国式求人”与“中国式求财”
曾国藩家族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家族之一。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问到曾国藩的后人，你们的祖宗是很辉煌的，但是你们现在已不如当年了。曾家的后人说：“从历史来看，一个家族不可能代供辉煌，或者说我们曾家不可能代代当宰相，也不可能代代是大富，但是我们曾家留下一种家风，而这种家风就成为我们家族的一种光荣传统。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曾家人没有当过汉奸的，没有卖国的，在日本殖民的时候，日本人也想找曾家的后人到伪政府任职，但是曾家人没有一个去的，这就是一种家风。”
——梁小民（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某网络写手在文章中介绍，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讲过一个故事：周先生的一位老领导告诉周先生，他的女儿在自己的极力反对下，仍然加入了外国国籍，并嫁给了外国人，一开始，他非常愤慨，是女儿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这种“中国式求人”，我们应该都不陌生。但这背后隐藏的究竟是无奈？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可以想像一下，类似于故事中的主角之一的领导，不求人，他的女儿难道就上不了幼儿园？上不了小学和中学？我想不至于。能让他为之孜孜以求的，至少恐怕也得是个市重点。
换言之，该领导非但不是“中国式求人”的受害者，反倒是“中国式求人”的受益人。我连个最小的领导都不是，但我也没为我儿子上学求过谁。不过这极有可能导致我们成为受害人——名额都被求走了，我们努力也没用。
除非我们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自然也不难买到个名额。不过说“买”未免太俗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于是类似重点学校这样的资源便往往被巧妙地当作一种商品搭售之。就在两年前，有一天我去首都图书馆查资料，300路公交车行驶在南三环上，途中内环方向一栋即将竣工的大楼赫然挂着这样一条巨幅：“凡在本小区置业孩子直接进入北京皇城根小学就读！”那一刻，我的心情是如此的悲凉！因为我的儿子当时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正面临着被关停的命运。
进了好学校，就等于学习成绩好吗？谁都知道这是两回事。那么大家又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们送进名校？一个据说是南方某市贪官之子的大学生曾经一语道破天机：“我爸说了，进了名校，学习不好也没关系——你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学习好的，你只需跟他们打好关系就行。若干年后，你的同学都成了国内精英，你想办点事、发点财，还不容易？”
曾经有一位民营企业家，为了开展业务去某政府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结果就因为他“不开窍”，不懂得或者说是不愿意交“买路钱”，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的手续，整整办了13个月。所谓“商场如战场”，时间就是效益，在这被耽误的13个月背后，意味着多少损失？在现实的逼迫下，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算账：出点小钱，赶紧过关，与预期的收益相比这算不了什么！所以有人提起中国的富豪，立即就会联想到“原罪说”。
不过某些犀利的经济学家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赵晓博士则把矛头直指问题的核心：“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中国谁的血液最道德，谁的备注最不道德？我思考的结果是，我这个人就非常不道德。但是我相信中国的官员的血液是最不道德的，可是如果让我去当官，我可能会比他们更不道德。”
不过，说“中国官员的血液最不道德”，也未免冤枉了一大批中国官员。万科创始人王石曾经在自传《道路与梦想》中写过一段早年经历：
饲料组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公司的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饲料产品很受饲养户欢迎，许多销售公司提着现款等货，一包包印着“正大康地”商标的新出炉的饲料散发着略带鱼腥味的香味等待运送各地。交通一时成了销售的瓶颈。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说“是”，突兀了点；说“不是”，我来干嘛？
“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
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的帮助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通过王石的经历，我们也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作为商人，尤其是“有志做一番事业”的商人，比如王石，在遇到类似的瓶颈时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行贿，少至两条烟，多至两栋别墅。我们的社会需要姚主任之类的好官，只有他们能扼制“中国式求人”的泛滥和“中国式求财”的扭曲。
5．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