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又过去了三年，李宗仁并没有大的举动，似乎还在观望。思乡之情与对红色中国的陌生，交替地折磨着他。但李宗仁并没停止回归的脚步，1958年秋天，他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落难他乡的种种心境。最后，他把这种心境归为一句话：“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李济深接到信后，也很激动，为李宗仁的转变感到高兴。很快，李济深将李宗仁的信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能体会李宗仁孤居海外的心情，也能理解他的为难之处。周恩来认为，要了却李宗仁“叶落归根”的愿望，要从长计议。
说是试探也好，表示也好，反正李宗仁在共和国建国十年大庆前夕，还是做出一个举动：他通过程思远转给周恩来一封信，希望将其保存着的一批历史名画献给祖国。
这一年，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十年庆典，程思远也在被邀之列。但他的名字是在代表团组成后因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后才临时加上去的。他这次上北京，是属于公开身份。所以他在庆典之后又随团去东北参观。返回北京后，10月24日下午3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他。
周恩来说：“李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忱，要向国家贡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当前他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他先到欧洲同你谈谈，然后作决定。”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表示要程赴欧同李宗仁会晤。
周恩来突然又问程思远：“你有个女儿，叫林黛，在亚洲影展得到两次女主角奖。”
程思远插口说：“1957年是《金莲花》，1958年是《千娇百媚》。”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是章士钊先生提出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为应该争取你的女儿林黛归来。”
还没等总理说完，张治中插话说：“总理，你不知道，思远已经同林黛的母亲离婚了，女儿通常总是听妈妈的话，思远怎么可能对林黛施加影响呢？”
周恩来看着张治中：“文白先生，原来你同思远都是三青团的，所以你帮着他呀！”说罢哈哈大笑。周恩来很少这样开玩笑。张治中和程思远在国民党时的确都在三青团中任过职。
在告辞的时候，周恩来约程思远明天一道去参观密云水库。
25日，跟周恩来总理参加密云水库的还有日本的松村谦三先生及侨委主任廖承志。大坝横卧，群山怀抱着万顷碧波。周恩来指着水面对程思远说：“9月16日，毛主席曾在这里游泳。”
程思远想到从上次周总理接见，已有三年多了，工作成效甚微，因而心怀歉意地说：“十分惭愧，总理在56年对我说的话，我做得非常不够。”
周恩来安慰他：“不要这样说，水到渠成嘛。”
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又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表赞赏时，真的托人把纽约的藏画运送到北京。
这批画种类很多。因徐悲鸿、齐白石、陈半丁、黄宾虹等都是他多年好友，除收有这些名家的字画外，还收藏有文明、郑板桥、何绍基等历代名人的书画。这些文物运到北京后，周恩来让人作了鉴定，寄语程思远：“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
周恩来让刘仲容先给李宗仁20万美金现钞，设法交到李的手上，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1960年秋天，李宗仁派他能干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到香港，面见程思远。自打程思远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北京，他的行踪已引起台湾特务方面的注意，他的信也经常失踪，与李宗仁的信函不时中断。郭德洁以探亲的名义在香港住了一个月，她要同程商量周恩来提议的欧洲之行的安排，并接收北京送来的那笔美金。怕特务发现，他们每次见面总在汽车里，只有一次是在郊区一间饭店里。为了谈话方便，每次都是以游玩为名，由程夫人石泓开车，在约定的地点等郭，车开起来之后，程便和郭交谈。初步约定在瑞士的苏黎世会面，那里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旅游区。李宗仁可以探亲、旅游的名义前往，不会引人注目；程思远则以参观古罗马名义飞往罗马，然后转道瑞士，在约定的时间见面。
郭德洁女士返回美国后，程思远一直在等候消息，好向周恩来报告。可是，事情又起了变化。因为这年年底，美国大选揭晓了，年轻的海军军官肯尼迪战胜尼克松当了美国总统。李宗仁认为反动的麦卡锡主义已经过去，在肯尼迪任上应该改变对华政策了。在担任过国民党外交官的哈佛大学教授张歆海的建议下，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说在北京的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才能真正代表六亿中国人民，美国应当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保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肯尼迪给李复了一信，说事关对外政策，容后缜密考虑。
周恩来知道了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信的事，约程思远于1961年6月中到北京，听取了程和郭德洁会面的情况汇报。很显然，在这两年里，李宗仁并没放弃对美国的幻想，还总想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他并不完全理解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必须以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为前提。周恩来要程转话给李宗仁：
虽然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太多，再加上美国政府内有长期敌视中国的势力，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李先生的立场应当超然一点，不要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更不要介入中美关系。
李宗仁又陷于沉默。
“四可”只需“一可”
直到1963年4月，李宗仁才按周恩来的嘱咐，动身去欧洲，以便同程思远会面。夏天，李宗仁接受了意大利《欧洲周报》女记者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向往：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杀事实呢？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李宗仁从欧洲向程思远发出了信息，当年12月在苏黎世会晤。行前，程思远于11月中旬再次来到北京，向周总理请示。那时正值全国人大和政协开会，周恩来忙得很。一天晚上，程思远在西总布胡同一个特设的招待所被叩门声吵醒。开门一看，是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他说，快穿衣服，总理在西花厅等你。
一到西花厅，程思远谈了李宗仁的近况，特别说到他最近回国的心情很急迫，他怀念祖国，不愿老死他乡；他想叶落归根，向历史作个最后交代。
周恩来仔细听着，偶尔插话问一下他想知道的某些细节。当程思远表示“情况大致如此，请总理指示”时，周恩来嘱咐程思远：到欧洲会面后，要客观地向李宗仁介绍国内的情况，多征求他的意见。他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点意见：
“应该告诉他：我们欣赏李德邻怀念故国、叶落归根的想法，并把他看作是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但是不把他看成代表哪个方面，李德邻不要怀念过去代总统的头衔，那是反动年代的头衔，已成过去。第二点，德邻总想在中美之间做点事情，愿望是好的，但这不符合我们的国策，今天也不需要。不管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还是洛克菲勒，他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我们就是若即若离。1961年我就向你谈过，德邻以不介入中美关系为好。今天更应该断绝这种念头。这种事对他个人也不会有好结果，甚至可能给他的晚年增添些麻烦。归纳一句话，就是：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还有一点，就是他到欧洲后的去处，这由李宗仁自己决定，一切不要强加于人。”
“你记住了没有？”周恩来说完一段话，停下询问程思远，“你再复述一遍，看是否有遗漏。”
程思远认真复述一遍，周恩来点点头，再次叮嘱：“最重要的是回来的四种可能性，一条条跟他讲清楚。还有四个不要：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如果德邻先生决心回来，我们就要从各方面替他设想周到。对祖国解放十四年来的巨大变化，他要有些准备。青年一代要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老年人、封建时代的朋友，也要过五关。为了你记忆方便，你可记住‘四可’、‘四不可’和‘五关’，把这些内容背熟。”
程思远问：“如果他要回来，让他找谁呢？”
周恩来说：“如果他决心已定，你可以通过瑞士大使馆和我们联络，商定具体安排。”
程思远走出西花厅时，东方已经吐白。他俯身坐进汽车时，看见周恩来还站在台阶上向他招手。
圣诞节前一星期，程思远飞抵苏黎世。李宗仁在欧洲南部休养了一个时期，也到这里来了。他们在约定的天堂广场Savoy饭店见面。两人久别重逢，紧紧握手，相视良久，感慨万千。程思远望着李宗仁，觉得他头发秃了一些，两鬓皆白，但精神尚好。午饭后，他们到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走廊尽头找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谈起阔别后的情形。
李宗仁呷了一口咖啡，满嘴苦涩里透着浓香：“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是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想想在我们政权下的糜烂和孱弱，我是服输了。”
程思远急于将周恩来的话转述：“周恩来总理嘱咐我向你问候。关于德公回国一事，他有‘四可’之意见，嘱我仔细转达：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总理还希望你这次务必按时回美国。”
李宗仁刚一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程思远问：“李夫人如何？”
李宗仁皱了一下眉头：“还没有同她谈过这个问题。要是她不愿同行，我就一个人先回去。”
12月22日，程思远和李宗仁同一天离开了苏黎世。李宗仁回美国，程思远回香港。一到香港，程思远就将这次会面情况写信报告了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