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将嚼在嘴里的茶叶轻轻吐在烟缸里，说道：“我们已经向美国发出警告，敌人也向我们发出了哀的美敦书。现在我们与美国已经是短兵相接，狭路相逢。如果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而我们表现得无能为力，软弱可欺，国内国际反动气焰高涨，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我的意见是，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要立即出兵。”经彻夜商谈，委员们意见一致。会议结束后，******给仍在莫斯科的******发了火急电报：
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0月14日21时，******将政治局13日做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第一步方案电告******，其要点是：
我军决定于10月19日开动，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为准备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我军开进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军为有利……
******将上述决定告诉******，是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我们出动6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12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样改变出兵方案，有必要通知苏方，以使苏联了解中国出兵的情况，从而尽快争取到苏联的援助。”******在电文中指示******“留在莫斯科几天”，以便同斯大林沟通。
******在接到******的电报后，立即致电斯大林，提出：“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到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并询问：“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在电文最后，******还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开出的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
******在后面的两三天里，办妥了军火。在双方谈判中，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涉及军火的价格。这倒不是******的疏漏，他的想法是，中国接受苏方的军火，应该看作是苏方对抗美援朝的无私援助，不应收钱。
师哲有些担心：“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
飞机在万里云层之上航行。******望望舷窗之外翻舞的云团，伸伸疲惫的身躯，说道：“准备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做出明确规定来。”
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再谈此事。斯大林死后，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要讨旧债……此时敌进甚速，平壤被困，危在旦夕。
就在这关键时刻，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改变主意，要莫洛托夫转告******：苏联现决定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看来深思熟虑的斯大林不愿再冒险了，他甚至觉得中苏朝的联盟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美国的重磅炸弹将落在充满和平气息的苏维埃疆土，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得到斯大林改变主意的消息后，******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久久地坐在椅子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客观地说，******对斯大林是有看法的，但从国际大局出发，他并不想在公开场合宣泄这种情绪，于是便常常有了些无名火。他一生信守诺言，痛恨出尔反尔；然而他性格中更主要的成分是迎接挑战，决不低头。
他的方式就是面对现实。10月17日17时，******再次急电原拟18日赶赴朝鲜的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于18日火速回京，并告：“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主持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朝鲜之事。会上，由刚刚回到北京的******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的情况。******最终决断：“现在敌人已围攻了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彭德怀奉******指示，以******的名义，拟发了给十三兵团和东北军区领导的特急绝密电报，告知中央的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日入朝作战。
关于此事，在以后的20多年间，******、******都曾多次谈起。
1970年10月10日，******、******会见金日成首相时，两人重话当年：
******说：“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点头称是：“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强调：“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持，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我看也还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聂荣臻累得睡过去
10月19日拂晓，从北京饭店开出几辆小汽车，驰过寂静的长安街直奔西郊机场。坐在车内的彭德怀睡着了，高岗也昏昏欲睡。昨夜，******、******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了入朝作战的方案，几乎彻夜未眠。汽车到达机场，彭德怀才猛然醒来，伸了一下懒腰：“哎呀，这辆车可帮了我的大忙！”
高岗直晃脑袋：“我净听你打呼噜了。”
10月19日黄昏，在秋风飒飒的鸭绿江边，三路大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出发了。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踏响了入朝作战的序曲。
出兵后，******又是几天几夜不能上床睡觉。有一天上午八九点钟，******服过药，刚躺下，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汇报情况。他在东屋办公室等候，卫士长李银桥就去主席卧室察看。******仍没睡着，在不停地翻身。李银桥进去小声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汇报。”
******闻声坐起：“我起来吧。”他两脚一着地，就朝东屋走。半小时后，聂荣臻走了，******重又回屋，嘴里喃喃：“志愿军已经过江了，我睡觉吧。”
这下他睡着了。随着入朝作战的深入，来******处汇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一次******发了脾气，因为有几个电报内容，聂荣臻怕打搅主席太多，就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处理了。******知道后声色俱厉：“以后把电报统统拿给我看！”这一来，聂荣臻来得更勤了，******的觉自然就更少了。
领袖们经常半夜半夜地开会，一开十来个小时是常事。会议大多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就是颐年堂的东门。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前几天，******召开的政治局讨论会，就在这里召开。西边的小厅一般是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请客人吃饭的地方。
在******卧室开会时，******经常是穿着睡衣，靠在床头，半躺在床上，这种姿势延续了20多年，似乎这种姿势特别能触发******的灵感。其他中央领导在床前围成半圆形。时间一长，自然而然有了固定的座位：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然后依次彭真、刘少奇，正对面便是******；最左边一般是列席的人坐的，有个小书桌，可以记录；朱德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始终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会议多在晚间进行；****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也不参加；****请病假的时间长，也很少参加会议。
******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最多的人，还要主持国务会议，经常是下午3点开，开到六七点，吃饭，吃完饭接着开，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一般情况都是别人先讲，等大家充分讲完，他再做询问，定出方针。他是总理，还兼外交部长，还是军委副主席，党政军民工农商学没有他不管的。
许多电报、文稿都由******亲自草拟，定稿后再送******、刘少奇审阅，同意后发出，那时往往都已到凌晨。秘书们常常劝******，稿子已送主席处了，赶快休息一会儿，等电报发出再看批示也不晚。但******不听，一定要等主席批定后送来看了再休息。一般总理定稿后，主席那里改动都不大。那时往往是稿子送主席处后，******就看参考资料，等主席那边退回来后，看主席是怎么改的，哪些地方改了，为什么要这样改。有时看了******的改动，认为还值得斟酌，他就马上拿起电话和******通话，直到改合适了，电报发出后才休息。那时已是东方发白。回到卧室，邓颖超因身体不好，一般都是早睡早起，往往是她刚起床，******刚下班，两人见一面，******上床睡觉，邓颖超上自己的办公室上班。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军事的日常工作都由******抓，后方的物资供应和其他保障工作很重。当时彭德怀为后方的供应有时跟不上很是恼火，******在后方只有再加班加点。聂荣臻有时去丰泽园等主席，有时又要在西花厅秘书办公室里等总理，好几次等得很晚，就在秘书室的沙发上瞌睡过去了。******的军事秘书原先只有雷英夫一人，朝战爆发后，军事工作增多了，又调来了郭英会任军事秘书。
******的军事秘书，都是由******一个人来定。一般是走了一个军事秘书，就得新来一个。新选一个时，由军委干部部门提出一个名单，把简历附上，送到******那里，由******来定。******的军事秘书一般是由作战部出人，因为总理对这些常与他打交道的参谋人员比较了解，也就好用一点。历任总理军事秘书的雷英夫、郭英会、周家鼎、王亚志、张作文等，都是作战部的人。
******大都是早上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二三点就起来了，每天就睡六七个小时，忙起来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干到下半夜二三点，他也觉疲倦，就让秘书陪他出去，在中南海的水边散10—20分钟的步。有时兴致来了，还在后半夜登上小船，在海里划一会儿。
一天夜里，雷英夫陪******出门散散步，聊聊天，换换空气。门外月明星稀，寒风拂面，******顿时精神焕发，一边走一边问：“雷英夫，你最近在干什么？”
雷英夫回答：“前方正利用麦克阿瑟骄傲自大的特点，故意示弱，主动后撤30公里，诱敌深入，准备聚歼敌人的主力。但不知麦克阿瑟肯不肯上钩？”
******挥手打断了雷英夫的话：“我是问你在工作之外干些什么？至于诱敌深入的事，必会成功的。”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军事秘书们日夜轮班，注视战局的发展变化。雷英夫特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所以在工作之余读一本苏联小说《旅顺口》，这是本获斯大林奖的小说。雷英夫马上报告：“我在看《旅顺口》。”
******颇感惊奇：“你在看《旅顺口》，看了多久了？看过了吗？”
“看了半个多月了还没看完，看得很慢。”
“为什么慢？”
“好多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有时为一个地名要猜半天。”
******听完哈哈一笑：“对着地图看小说，军人作风，典型的军人作风嘛。
你这样当然要花好多时间了，怪不得慢嘛。但是，小说中好多地方是虚构的，你怎能找到呢？你看到哪一段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像外边吹得那样好。”雷英夫说完，又直通通地问，“总理，你看过这本书吗？”
“我看过，是今年1月在去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看的。”******回想着告诉雷英夫，他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归结起来，大约是：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的那一套；第二，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后，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样，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这一段话给雷英夫留下深刻的记忆（见《******和他的秘书们》中雷英夫：
《音容宛在恩诲犹蒙》）。因为那时中国正执行着“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密切，很多人对苏联的东西崇拜到了盲目的地步，而******难得流露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秘书们十分敬佩的是，周总理常常一会儿是电话，一会儿是汇报请示，一会儿又是接见、讲话，一会儿又回到案边去批示，但是他总是一条一条分得清清楚楚，从不紊乱。仅就请示而言，常常是前面一个人请示的是打仗问题，后面一个人又请示民主人士问题，话题一会儿一换，风马牛不相及，但******马上就能做出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从不搞混。如果别人搞混，他是不客气的。
还是那年冬天，为了支援前方，要做非常精确的军费年终决算和次年预算。
事前三天，******即通知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总后财务部长汤平做好准备。这几位都是军队的老后勤，有名的算盘专家。他们知道总理严格细致、精打细算的作风，所以特为此突击了三天，把成千上万的数据整理成了报表。开会时，******让杨立三把报表发给与会者，并让他逐项讲解。讲着讲着，******突然叫停：“停停，这个数据不对。”杨立三他们不信：“不会吧，这些数据我们都反复算过了，没有错呀！”******很有把握地说：“不对，你们再算一下。”并让雷英夫也算。结果，还真是报表搞错了。杨立三对着两位同伴直摇头，感慨万分：“哎呀，怎么得了，我们带着一伙人干了三天，还不如总理一瞬间边听边算的准确！”
因为朝鲜战场形势一直比较紧张，遇到不负责任的领导，******也要发脾气，对政务院的部长们也不客气。有时当着秘书的面，对一个部长说：“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并把文件摔给他，“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稍一平息，他又将文件拿回，指着上面说，“这句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嘛。”所以，直到后来的******，没有部长敢马虎，谁都怕在总理面前挨训。
******处理事务向来果断快捷，尤其是要向******汇报或通气的事，他一般都是不过夜。但有一件事，却使他不禁踌躇起来，而且拖延了数日……
******把******牺牲的消息压了数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