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精通《红楼梦》的，与高级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谈到过《红楼梦》，只是他多是从政治上或哲学上来读的，因而读出的结论往往与众不同，时时妙语惊人。而俞平伯的办法则是纯学术性，多半是基于考证、校勘上的研究，因而得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感叹自己身世”，即“《红楼梦》有自传的性质”的结论；关于作者的主观情感，他提出了有代表性的“钗黛合一”的观点。当然，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和某些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早在1952年，白盾就投书《文艺报》，批评俞平伯的观点。1954年9月，两位研究古典文学的青年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题为《〈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他们先写信问《文艺报》可以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9月号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他们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他们的文章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的深刻憎恨。他们对俞平伯的某些非现实主义唯心论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是不对的。在文章中，两位青年人也肯定了俞平伯的贡献，认为在考证学范围内的功绩，都是俞先生30年来最可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一些刊登和转载李、蓝文章的刊物，在他们的文章前加上按语，希望引起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
江青进城后，很想找点事干，更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但毛泽东不允许她担任过高的职务，只是安排她做他的秘书，将文化方面的信息过滤后送他阅看。有一天，江青躺在卧室的沙发上，看到她老家山东大学《文史哲》上登载的那篇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很是振奋。她感到作为消遣来看《红楼梦》是不行的，它是阶级斗争的手册。第二天，她兴致勃勃地把两个年轻人的文章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向喜爱年轻人的勇敢精神，期望他们向“老的”
“旧的”事物挑战。他说，这篇文章在怎样看待《红楼梦》这本书上有新的提法，叫江青去找《人民日报》转载。
江青怀着为“伟大事业”不惜病躯的心情，从床上爬起来，驱车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她告诉编辑，她和毛主席认为像这样的不知名作者写的有生气的批评文章应在北京第一大报上登载，借以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
《人民日报》编辑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理由，拒绝转载；最后说要登的话，也只能登一点摘要。后来《文艺报》同意转载，主编冯雪峰为该文加的编者按说：文章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在《红楼梦》事件当中，重又精神焕发的江青意外地出现在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毛泽东政权建立的5周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前来观礼。中共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毛泽东站在中间，江青谦逊地站在一边。周恩来把江青介绍给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看见。毛泽东动作异常迅速地走到江青身边，把她引到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远些的地方。周恩来也许意识到毛泽东的不悦，不再说话。江青也默默地站在毛泽东身边远些的地方，看着广场上的人群。
毛泽东既不喜欢赫鲁晓夫，也不喜欢江青与这位苏共领导人闲谈。他只希望江青做点“文化方面”的事情。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继续注视着《红楼梦》事件的发展。到了10月16日，他饱蘸浓墨，淋漓酣畅地给政治局委员和有关人士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赞李、蓝的文章“是对三十多年以来的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对《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对李、蓝及其文章的态度，不客气地指责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他强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必须开展批判斗争。他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并通过间接的方式向理论界宣布了信的精神。
批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也出了名。李希凡还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周总理报告中间休息时，毛主席退场了，他从主席台走下来同委员们握手，李希凡是委员中少数几个青年之一，当时怎样握的手都激动得忘却了。人群簇拥着毛泽东走出了怀仁堂，李希凡仍呆呆地站在东廊上。这时，青年团代表小组组长胡耀邦拉着李希凡的手说：“走，去见见总理！”
李希凡也看见总理就站在东廊出口，以他那习惯交叉双臂的站势，正和一位委员交谈，不时发出清朗的笑声。他跟着胡耀邦怯生生地走过去。听到胡耀邦的介绍，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打量着李希凡，可能看出他的拘束，先同他聊起家常，问他原籍哪里，哪年入的团，有没有结婚，“蓝翎是你爱人吗？”
“蓝翎是我的男同学。”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人们总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看来，他也是听到一些传言。他告诉李希凡，毛主席表扬了你们的文章，可青年人有锐气，也容易骄傲。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警惕这些毛病，就会少犯错误。特别是你们，现在有名了，会有人包围你们。要清醒，不要犯生活错误，毁了自己。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为党工作……当晚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宴会开始后，李希凡看到总理频频向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张澜、陈叔通、李济深先生等含笑祝酒，也看到一些老同志和毛主席碰杯，心里痒痒的，也想向两位领袖祝酒。但想到自己是小字辈，又有点不敢。同桌的朱学范先生（时任邮电部长）大概看出了李希凡的心意，鼓励他说：“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同桌的一位台盟成员见小李还在犹豫，就拉起他直奔主桌，他一面向毛主席敬酒，一面介绍说：“他是李希凡。”毛主席含笑起立和他碰杯，看着李希凡说：“谢谢你。”
毛泽东的记忆也是惊人的，这次敬酒的一瞥，就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一个多月后，政协在中南海举行春节团拜会，李希凡与聂荣臻和荣毅仁同桌。聂帅看到了李希凡的名字，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文武两条战线，现在仗已打完了。
要看你们文化战线的了。”这时毛泽东在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一一和大家握手拜年。轮到李希凡时，毛泽东特别盯着他看了几眼，像是有些眼熟，一时又想不起这里的唯一的“小家伙”是谁。他似乎追忆着，已经走出了这间屋又返回来，重新和他握手：“你是李希凡？”
李希凡兴奋异常，急忙说：“是我，是我。”
也许有了这次小插曲，所以在第二年政协会上，当胡耀邦把李希凡介绍给主席时，毛泽东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之重视。
毛泽东的信一经披露，思想文化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时间，对《红楼梦》的研究和批判，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在1954年10月的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成员们展开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胡风作了两次发言，引出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
的发言，主题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会议的批判对象一下转到胡风头上。
其实周扬本身也是多灾多难。当时毛泽东对他印象不错，时常被召进中南海交谈。一次毛泽东问起江青的情况，江青当时在中宣部的职务是电影处处长。周扬告诉毛泽东，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毛泽东又问：
有这样的事？但马上也说江青很聪明……这些话很可能传到江青耳朵里。“文革”一起，周扬成为江青最早的一批靶标。他所遭受的痛苦不比胡风轻。
然而，批判胡风的序幕却由此拉开。
狱中的胡风仍把周总理当作精神支柱
胡风的30万言书，平心而论，从内容上说尚有不够正确甚至错误之处，在措辞上也有偏激和欠妥当的地方，对文艺界的现状的概括和分析，亦有偏颇。如果能够冷静地对待，在文艺界开展自由讨论，倒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酿成一大悲剧。
30万言书受到批判以后，胡风受到多方压力，写了《我的自我批判》，但是没有人理睬。倒是另一件事更引人注目：舒芜又把解放前胡风给他的私信摘录并加以注释拿出来发表。这种断章取义地发表私信的做法对胡风夫妇打击不小，认为宪法规定的通信自由也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道理可说呢？
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来往信件被没收，并被汇集出版，成了胡风的罪证。毛泽东看了舒芜整理出的信和胡风的检讨，断定胡风等人是个“反党集团”。因此，1955年5月初，中宣部、公安部共同组成胡风问题专案组。之后，《人民日报》
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按语，指出胡风及其七月派作家群其“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毛泽东太相信手头这些经过加工的材料了。
他一生中花费了许多时间对付那些他认为的“独立王国”。
批判胡风的调子逐步升级，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由“反党”，上升到“反革命”；由对胡风本人的清算，扩大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凡与胡风在工作上、生活上有联系的人，都被审查，并被诬陷为“胡风分子”，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受株连者数以千计。
梅志曾提出两人一道自杀。胡风摇头：“这样会认为我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那今后有谁敢为我们辩护啊！”
7月初，胡风以“反革命”罪，被撤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人民文学》编委等职务，并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
8月，经人大常委会批准，由公安部逮捕了胡风，同时拘捕了梅志，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
梅志被关押后，曾被问及“你们写30万言书的目的是什么？”
梅志回答：“希望中央采纳，大家可以更好地工作。”
又问：“中央这么多人，难道就不会工作吗？是不是胡风想当部长？”
“胡风又不是党员，能到中央当部长吗？他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希望能得到允许办一个杂志。”胡风肯定了这样的回答，“如果要做官，建国初期，职务多得很，不怕没有官做。当时我只是想自由地写点东西。不再搞文艺理论了，只想写诗歌颂党和人民！”
1965年，胡风被关押了10年之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这年年底，胡风被假释出狱。可第二年春节一过，他一家被通知离开北京去四川定居。1967年10月，随着“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深入，胡风由雅安地区的芦山县劳改农场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监，与梅志分离。按照原先判决，胡风应于1969年8月刑满，但无人过问。1970年年春，胡风上书有关部门做出处理。报告送出后，不但没得到释放，反而四川省公安厅派人对胡风住处进行了搜查，在搜查中发现胡风所保存的一张毛主席像的背面和四周，有胡风手写的诗词，当局即以此为大不敬罪，改判为无期徒刑，并押解至大竹县第三监狱关禁。1976年周总理逝世，胡风受到很大打击，他一直把周总理作为精神支柱。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胡风的神经错乱曾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经常自言自语，与空中的假想人对话。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在1979年元月15日，即春节的前两天，胡风终于获得了自由。
自然，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无法知道胡风的结局。
胡风的冤屈只能留给后世记取。
严格地说，俞平伯、胡风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接触多，误解也多的是另一位人物——
他就是个子小小、脑袋大大，外表像个不起眼的小老头，却是个满腹经纶的大学问家的梁漱溟。
他曾被周扬称为是唯一敢与毛泽东主席在公开场合唱对台戏的人，敢于面对面向毛主席提反对意见的人。
初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梁漱溟
关于梁漱溟，世上议论颇多。这不独因为他在1953年的一次国务会议上公开顶撞毛泽东而举世闻名，也因为其一生的传奇经历、博杂的思想，甚至长寿不老而为众人所知。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稍长于毛。他虽然一生为中国正宗的传统文化鼓吹，但据梁家旧谱记载，他的确是蒙人后裔。最早可查的祖先是元朝皇室也先帖木耳。也先帖木耳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元亡之后，宗室重臣大都逃回漠北，但也先帖木耳一系却流落河南汝阳。明朝初年，留居中原的元宗室后纷纷改从汉姓。梁家世系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到梁漱溟的爷爷一辈，还充任过内阁中书。至梁漱溟，已是梁氏第二十四代。很明显，梁漱溟身上那股刚直不阿、直来直去的性格，仍然打着大漠成吉思汗后代的印记。但梁老先生自己却说，他生于一个中间性的家庭，大概是指他种族血统上的双重性，即蒙古人的血脉，加上几百年与汉族通婚，自然融合了两种不同的血统。
梁漱溟24岁那年，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慧眼识中，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一个中学生居然一跃而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舆论大哗。但梁氏确有学问。在北大执教期间，正遇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经徐志摩引荐，泰戈尔与梁漱溟得以一晤。梁氏将儒家学说浅显一说，令泰戈尔高兴异常，说道：“我对儒家所知粗浅，今听梁先生当面解说，耳目为之大开。”此语一出，北大学人顿时为之震惊，传之社会，梁氏声名大振。
1938年1月，对蒋介石抗战失去信心的梁漱溟，在侄女婿和外甥的陪同下，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
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