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字句，非常不好懂；而庄子之意，又公认不可从字句中求之。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传统庄学集大成的着作。但王先谦为之作序，说庄子若见到这本书，只怕倒会说：“此犹吾之糟粕。”
（引子）
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往往可以不大计较眼前的得失，而专注于世界本质永恒价值感的人，也容易对繁琐的历史没什么兴趣。
佛教关心成住坏空的轮回，以四十四亿年为一劫，然后动辄千劫亿万劫无量劫。舌头一翻，多少个地球都没了。视野这么大，则释迦牟尼在世的年月误差个几百年，也就是小焉者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开创了诸多学科，但却没给历史学留一席之地。毕竟，人家的第一个身份是哲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往下看，文学挨得比较近，因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是在玩演绎法，就有些哲学意味。相反，一板一眼地记录历史事实，像是卖把子笨力气，他老人家不免觉得是通人烦恶，壮夫不为的。
中国也一样，讲究对历史负责的儒家，比较重视记录事实。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六部大经典其实全是史书。而据说“哲学上高出诸子”的道家，要么纯说理，要么讲故事，但事实与否，他们是真没上心。
也不妨套孔夫子的名言，仁者乐山而智者乐水。一般印象，当然是儒家重仁，山势地貌比较稳定，难得有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惊天动地的事，所以忠实记录很有意义；道家人物更聪明，虽然他们经常反智，但水无常形，记不记就无所谓了。
六道之外议庄子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各位大家的生平，是模糊不清的。老子何许人？云山雾罩。庄子的行迹要清楚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庄子》书里，以庄子为主角的故事讲了很多，但主要只能作为了解庄子思想和性格的材料看。当事实，则往往假得太明显。
司马迁为庄子写了篇两百多字的传，流沙河先生分析了一下，刨去评论和不可靠的寓言，就剩下来五句话。但就这么几句，分量还是很重的。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蒙是地名，不是说庄子特别会蒙人——虽然《庄子》这书后来确实成了蒙人利器。
蒙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当时属宋国。宋国被认为是出蠢人的地方，大家都爱拿宋国人开涮。但守株待兔的故事也好，宋襄之仁的史实也好，这种蠢是透着认死理的固执，耍诈弄奸而老是穿帮的那种蠢，则和宋国人是无缘的。
庄子耍滑头的言论有很多，似乎和宋国的国民性正相反。
周尝为蒙漆园吏。
漆园是地名还是漆树园子，无定论，两种理解都可通。拿官职称呼人，是中国坚定不移的老传统，过去书上经常说“漆园”如何如何，就是在说庄子。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自然也就是和孟子同时。奇怪的是，这二位却谁也没提过谁。这引起了很多猜疑。有人说，其实他们彼此眼中还是有对方的。孟子骂杨朱，是指桑骂槐冲着庄周去的；而庄子虚构过一个叫“孟子反”的人物，就是要和孟子反着来。作为考证，这番见解可说证据相当薄弱，但它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并世两大高手竟然没过过招，这可实在太遗憾了。
当时宋国的国君是宋康王。这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宋国第一位称王的国君，也是宋国最后一位国君。在他的指挥下，弱小的宋国嗑了药似的，把身边的魏、楚、齐三雄挨个给揍了，但最终结局是身死国灭。《史记》说，宋康王是个神经病一样的暴君，把自己老祖宗纣王（宋是殷商王室的后裔）的暴行，全套复演了一遍；韩非子则说，宋康王是好人啊，推行仁义啊，但在战国中后期搞仁义不是找死嘛，所以他完了。
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让历史学家感到很困惑。但对庄子来说，这倒完全不成问题，反正不管仁君暴君，他都不喜欢。
其学无所不窥。
庄子学问很大，啥书都看。这句话还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庄子并不是很穷，至少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生活条件应该还不错。那年头没纸，没印刷术，书之竹帛成本很高，一部书的流传范围也不会很广。能接触到这么多知识，需要钱，更需要一定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
颜世安先生有一个分析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生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出头机会大把抓的时代，绝望得那么彻底，从头到尾一点努力的兴致都没有，没落贵族家庭出生的人可能性大一点。换成苏秦、李斯那样的苦孩子，才没工夫这么矫情呢。①
庄子如果想富贵，他的生活条件一定可以大大超过他实际拥有的，这个判断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但说他有多穷，倒也不至于。忙于操心一日三餐的人，未必有工夫写那么多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文章。庄子打打鸟，钓钓鱼，是生活方式，但不见得是谋生方式。兴致一来就把钓到的鱼都倒掉，真饿着肚子的人，很难做出这个举动。
他有时很缺钱，也许是急不是穷。比如下面这件事——庄子找监河侯（掌管一段黄河水道的官员）借钱。监河侯说，没问题，等我把税收上来，借三百斤金子给你。庄子怒了，就讲了着名的“涸辙之鲋”的段子：小水洼里的鱼，需要一盆水救命，你不能跟它说到吴越去引西江水给它。同理，你跟我扯三百金有意思吗？
历来的分析，都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监河侯的心理。但似乎也不能排除下面这个可能：监河侯确实想给庄子一大笔钱，赞助文化人说起来也是很有脸面的事情，太少了也确实拿不出手——对比一下，稷下学士是列大夫的待遇，孟轲老师收黄金，也是整百整百的收——他是真没想到庄子急需用钱到这地步了。
另外，文人喜欢在文章里夸张自己的穷困程度，这个毛病根深蒂固，我们不能断言庄子就一点没沾上。庄子见梁惠王，穿补丁衣服，上台阶时衣带、鞋带挣断。咱们不说他是刻意耍酷，但当相国的老朋友惠施就在身边，如果庄子同意换身好点的衣服，一定也不难置办。
在《列御寇篇》里，还说到过庄子的学生想厚葬庄子，庄子没接受。如果这段不是寓言，那倒也说明厚葬的经济条件是有的。
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司马迁说，庄子学说是对老子的发挥。司马迁的爹司马谈最推崇黄老道家，认为老子综合了一切学说的长处，理所当然会这么认为。儿子受爹的影响，如此写也很正常。老庄是一家，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印象。
但庄子自己不承认。《天下篇》里，他把关尹、老子算一派，自己算另一派。章太炎给作了解释：
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心乃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己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诸子学略说》）
意思是，庄子的理论似乎和老子相同，但用心则和老子完全不同。庄子对老子赞誉有加，是因为老子“道法自然”之类的观念是自己所取法的；不愿意跟老子待一块儿是因为老子阴谋诡计的东西很多，庄子嫌脏。
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这牵涉到《庄子》这部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
今天的《庄子》，六万五千多字，没有“十余万言”。全书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总计三十三篇；《汉书·艺文志》里提到，《庄子》共五十二篇，可见现在是不全了。
司马迁说《庄子》是庄周的个人创作，这个观点今天大多数学者已经不认同。但哪些是门人弟子的作品则不好说。全书观点不一致，文风不统一的地方有很多。①比如说，看《庄子》的大多数篇章，你会认同前面章太炎的观点。但有些地方，因为讲得细，脏得比老子还油腻。如果说，老子的阴谋像冲人脸上泼污水，庄子这些阴谋则像往人眼睛里糊油泥。有些热爱庄子而勇猛精进的学者，碰到这种地方往往会认定这不是庄子的思想而主张直接删去①。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得说太史公不愧是太史公，“洸洋自恣以适己”七个字，实在概括得好，创作立场和文风气势，都说在里头了。
庄子这种态度，很难得。咱们的先秦诸子越细看越精彩纷呈。但站在庐山之外打量，则很容易发觉，他们关心的问题其实挺狭隘，就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庄子对这个问题当然也说了话，但主要是在爽自己的，时代主题面前，他是跑题者。
所谓“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得从两个角度理解。一个是王公大人瞧不上庄子，因为庄子没法当统治工具用。西汉初推崇道家，讲的是黄老之学，没有老庄这一说；一个是庄子也不愿意被王公大人瞧得上，被你当伙计使，有意思吗？
彼此干净利落地无视对方，省了不必要的对话，其实也是良好的状态。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相忘于江湖。
世界是用来调戏的（上）
这一节的内容，说得严肃一点，可以叫“游世思想”。
庄子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客观标准是没有的。基本上，普通人推崇的东西，庄子都开过涮。
荣华富贵不重要。
《庄子》书里，讲了不少庄子本人有机会当官的故事。
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了两个大夫来请他去做官（《史记》中说是相国）。庄子拿着钓鱼竿头也不回：“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死了三千年了，你们大王把乌龟壳当个宝供着。请问从这乌龟的角度说，是喜欢死了享受这种待遇呢，还是宁可活着在烂泥潭里甩尾巴玩？”二位大夫说：“应该还是宁可在烂泥潭里吧，好歹活着。”于是庄子说：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的老乡兼老朋友惠施做了魏国的相国。庄子去找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是来谋夺自己的相位，在魏国首都大梁城中搜捕庄子三天三夜。结果庄子主动走到惠施面前，说南方有种鸟，名字叫鹓鶵①，从南海飞到北海去，那么远的距离，一路上再累，不是梧桐树绝不停下来；再饿，不是竹米绝对不吃；再渴，不是特甘甜的泉水绝对不喝。这时候，猫头鹰抓到一只死老鼠，看见鹓鶵了，心里很紧张，于是对鹓鶵发出威胁的咆哮声。
这都是有名的段子。故事里称庄子而不是庄周，大概是学生记录老师的轶事。是不是事实不一定，但确实表明了一个态度。
还有一种套路化的情节：一个隐士在家待着，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的正是当今天子——无非是黄帝、尧之类的人物；这个大人物说：“我挺有自知之明的，我不如您，要不我这活儿，您来干得了。”
隐士们一听，都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这种东西你也给我。极端点的还要跑到河边洗耳朵。
说实话，个人对这类故事说不上喜欢。需要通过拒绝当官当天子，才能证明自己隐居是清高而不是无能，真是挺可悲的。
但庄子为什么那么讨厌当官？
第一从政有危险。庄子跟惠施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就像“狸狌”，也就是狸猫、黄鼠狼之类。
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
不管白猫黑猫，玩到最后都是死猫。
实际上，当官的风险性，庄子肯定是夸大了的。选择夸大，恐怕是他厌恶官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这条理由相对不重要。
第二是官场很肮脏。
把相国的尊位比作死老鼠，听说别人要把天下让给自己就去洗耳朵，这些行为都是在形容政治脏。
庄子眼中政治到底有多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下面这个。一个叫曹商的宋国人，游说秦王很成功，秦王赏赐了他一百辆车。曹商就来跟庄子炫耀：“要说人活着就该困在贫民窟，打草鞋糊口，脖子像枯枝，脸色像病危，那兄弟我的确无能；不过要说一番言辞让大国的国君接受，弄支车队显摆下，兄弟倒还有一技之长。”
庄子说：“听说秦王生病，能给背痈开刀排脓的，赏车一辆；能给肛痔吮脓舔血的，赏车五辆。原则是疗法越下作，赏车就越多。你得在痔疮上反复舔吧，不然车子怎么多到这地步？”
庄子看起来很无所谓，但在对官场的态度上，我觉得庄子有洁癖。很多学者都提过这个问题，学者不愿意当官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为什么庄子连稷下都不去？待遇好，说话比较自由，也没有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有人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天堂啊。
其实，稷下虽是学术圈，但和政府挨得那么近，事实也是按照行政级别定待遇，衙门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你可以从事比较纯粹的研究工作，但官面儿上你至少也得大体敷衍得过去。举个例子，稷下黄老之学最盛，谈老子算是情有可原，怎么把黄帝也扯了进来？因为黄帝据说是田姓齐王的老祖宗，“黄老”这种齐国国家级的科研项目，自然是要往篡位者脸上贴点金的。
如果你的性格只是比较有原则、比较高洁，这种程度的妥协也没啥不可接受的。但事实就是，庄子没接受。
第三是当官不自由，约束非常多。
有个故事说是宋国有个旅馆老板，有两个小老婆。一个漂亮一个丑，但这老板就喜欢那丑的。别人问为什么？他说：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所以嚣张），我就不觉得漂亮；难看的自知难看（所以谦卑），我就不觉得难看。
这个故事，理解的角度很多。可以认为是在讲男人怎么管媳妇。对漂亮的，就得打压，借助一个丑的来打压漂亮的，更是妙法。甚至于，可以由此引申出帝王术，君主整治臣子的手段也是如此①——要知道，古代文人，自来喜欢拿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屈原作楚辞，一写到楚怀王，自己就发出了女人腔。
从女人（臣子）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教导人要低调，别因为自己漂亮（有本事），就自以为了不起。要记住，讨主子欢心，多磕头少说话，低调是王道。
但我要是就不喜欢低调怎么办？
庄子其实不低调，所以他会写大鹏鸟，写任公子钓鱼，写秋水时至的黄河和万川归之的大海。骨子里，他喜欢的是激越恢弘的意象。惠施骂他，也是说他“大而无用”，跟领导没法处。
再说，何止是被人管很烦，其实管人也很烦。到了魏晋时，庄子有一条大粉丝，叫嵇康，他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说到如果当官，自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甚不可”是说风险性，“必不堪”是说不自由，其中既说了怕见领导，也说了怕带下属，总之，把自己放到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就很烦。
所以在《至乐》篇里面，庄子描述极致的欢乐，不但要“无君于上”，而且要“无臣于下”，然后才能“从然以天地为春秋”。
【段子为证】
自来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庄子虽然没当官，但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有巨大的影响力。《史记·越世家》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范蠡离开越国后，做生意发了财。后来他的二儿子在楚国犯了事，要被斩首，范蠡就让小儿子去通关系。这时大儿子挺身而出，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救弟弟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让我去，我就自杀。范蠡无奈，就让他去找自己的老熟人“庄生”，说具体该怎么做，你完全听他的。
大儿子找到住在贫民窟的庄生，奉上千金，拜他说项。庄生一口答应，钱收下了，但其实是打算事成之后还的，之所以先收着，是让范蠡的儿子放心，表示自己会尽力。这个行为不算难理解，我们今天有时也会听到外科医生因为不收红包，所以被患者家属认为开刀马虎，然后被劈了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