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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遗世独立墨巨侠(1)

没有君主接受墨子的主张。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墨子,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甚至书也很少有人去翻动。这时,他坚持的意志与奉献精神,在晦暗的背景下显得熠熠生辉——这也正是很多人所熟悉的那个墨子形象。如果墨子成功了呢?庄子说,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引子)

战国的煊赫过后,将近两千年,很少能听到墨家的消息。但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墨家又吃香起来。《墨子》这书素来无人关注,传抄中失传了不少,留下来的也错乱得不行,现在有第一流的学者开始花大工夫整理;孙中山主持创办《民报》,一边提倡“三民主义”,一边甩开孔孟老庄,单捧墨子为宗师;梁启超甚至说:“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只有墨家思想,才能救中国!鲁迅写《故事新编》,儒家称道的伯夷、叔齐,道家的大腕老子、庄子,都被调戏得不行,只有墨子和墨子的偶像大禹,有理想,有担当,浑身“正能量”,是大先生笔下少有的积极形象。

当然,捧墨子,不是他的十大主张都捧。“明鬼”“非乐”就明显不受欢迎。“兼爱”自然最得好评,因为很容易联想到“平等博爱”,也容易和基督教挂钩;《墨子》书里一些似乎和科技有关的内容,被迅速附会为声光电化;当时的中国正风雨飘摇,反侵略的“非攻”,当然也是格外被强调的。

这造成的结果是,一般人对墨子的印象,就剩这几个标签:兼爱、非攻和科学知识。最近这些年,和墨家有关的通俗文化作品不少。大体都是在强化这几个元素。墨子的侠义形象深入人心,而墨家的领导人叫“巨子”,我们可以亦尊他一声“墨巨侠”。

墨子的四记杀招

战国末年,韩非子回顾之前几百年的大辩论,下判断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

可见在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很大程度上是平分秋色的。但到了西汉盛世的司马迁那里,给两家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孔子本人以布衣而入了“世家”,孔子的弟子们有传,孟子、荀子也有传,而对于墨子却只在《孟子荀卿列传》里附了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真是冷落得可以。但就算只有这么一句话,也还是透露出墨家曾经的煊赫。墨子比孔子小,本来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墨子》书中也从未掩饰这一点,但社会上却仍有墨子和孔子同一时代的说法。在好古崇古的气氛里,人们普遍相信年代越早的人物越牛。道家要压倒儒家,就宣布老子比孔子早;墨子被认为和孔子同时,大概也是反映了儒墨两家曾长期打个平手的状况。

关于孔子和墨子,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叫“孔子给了春秋一个辉煌的结束,墨子给了战国一个闪亮的开始。”

墨子的生卒年不好确定,大概就在孔子去世前后,墨子出生。《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是跟孔子的学生学习,两位大师并没有照过面。

墨子的里籍也有争议。他是宋国人还是鲁国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依据,考证留给学者们——其实材料就那么多,还是不定论稳妥些。

墨子为什么叫墨子?有的说他姓墨;有的说因为他黑;有的说因为他是木匠(木匠要用墨线);有的说因为他是刑徒(墨是五刑之一)——重要的是他不但姓墨而且叫翟,墨是劳改犯,翟是野蛮人,而且他的着作确实是被旁人看作是“贱人之所为”的。总之,这个称呼反映了他社会边缘人的地位。

谈到墨子的相貌,古往今来的人们,印象倒是比较一致。孟子说是“摩顶放踵”,就是摩秃头顶,走破脚跟;庄子说是“腓无胈,胫无毛”,就是腿肚子没肉,小腿上汗毛掉光。一直到鲁迅先生写小说,“像一个乞丐,三十来岁,高个子,乌黑的脸”。①

以这样的一副形象在儒门上课,他是怎样和那些讲究衣着、举止进退的儒生同学相处的?那情形想想其实也蛮好玩。彼此看不顺眼是一定的,斗嘴、打架或者在当时就有。后来墨子自立门户,等于撕破了脸,从此双方关系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大家族,路上碰见了不斗上一回,回去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招呼。

所以《墨子》这书,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板砖向儒生们头上拍去。在《非儒篇》里,墨子②谈了“孔某”的好多劣迹。其中说道,在楚国,孔子帮助白公胜造反;在齐国,孔子帮助田常造反;在鲁国老家,孔子站在权臣季孙氏一边来对付国君,斗争失败季孙被追捕,孔子展示大力士风采,力托闸门让季孙脱身……要按事实考察,这些段子破绽多得让人无力吐槽。总之按墨家的说法,当时普天下的动乱事件中,到处活跃着孔某人和他弟子们的身影,而孔子本人始终安然无恙,相形之下,拉登之流,简直弱爆了。

《公孟篇》里,墨子还总结儒家的四大罪状,引原文:

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墨子坚信,这个世界上绝对是有鬼的,儒家却怀疑天的权威、鬼的存在,因此得罪了天地鬼神。这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厚葬是说墓地工程太大,表现为大棺材套小棺材,尸体上衣服裹了一层又一层,死人下葬就像把家搬入地下,结果是普通人死了,家产全埋了;国君死了,国库恨不得都埋了;久丧是说守丧时间太长,守丧期间,要痛哭流涕,要显得自己伤心得形销骨立,于是别人搀扶着才能起身,拿着拐棍才能出行,说啥我听不见,有啥我见不着,如此一折腾就是三年,而如果七大姑八大姨接二连三地死了,那就不知道要折腾多少年,啥也别干了。这也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文娱活动搞得太多,这又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相信命运,认为人发财还是受穷,长寿还是短命,国家太平还是动乱,安全还是危险,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君主相信命运,就会不处理政务,普通人相信命运,就会不从事工作。这更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这四条指责,有的打中了儒家的痛处,有的虽然未必打中,却有很好的煽动群众、引导舆论的效果。

第一条,儒家不信鬼神——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比较暧昧,原则是不肯定不否定,能不谈就不谈。但祭祀的时候,假装有祖先或神明在。墨子特看不起这种和稀泥的态度,要么你就别祭,要么你就真信,这么扭扭捏捏的算啥子?拿这条批儒,证据不算确凿,但在迷信气氛浓厚的社会环境里,这条罪名绝对是大杀器,所以墨子也拿过来就用了。这事算中西一理,雅典公民控诉苏格拉底,罪名也是这厮不信神,而且同样也没啥过硬的证据。

第二条,儒家厚葬久丧——我们可以从《论语》里找到很多证据,表明孔子虽然坚持三年之丧,但也不喜欢过分的繁文缛节,不赞同办丧事一味追求豪华。但孔子之后的儒生,很多大概确实就是墨子说的那样。墨子说办丧事是儒生的“衣食之端”,点破了非常实在的问题,丧事办得越盛大,他们赚得越多。这是经济基础,关系到广大儒生尤其是底层儒生的生活质量,比祖师爷云里雾里的教诲可切身多了。颜回死,孔子主张薄葬,可到底架不住门人们的执拗,最后只好叹息,“我想把你当儿子看待,可是却做不到。”①孔子生前都如此,死后更由不得他。

第三条,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墨子觉得这是瞎折腾。听音乐可以使粮食增产吗?不能。听音乐可以使战争胜利吗?不能。那还听音乐干什么?这种论调,今天一听就觉得刺耳,很容易觉得太狭隘、太偏激。但应该注意到,墨子面对的是一个把音乐功能夸张得过分的对手。儒家说,五音和谐中,包含着治国的大道②。音乐家的选择,比各国领导人一块儿表态更有说服力①;而低级趣味的音乐,更是会带来自然灾害②。墨子不承认这个耳朵眼儿里的中国,对拍的过程中,就走了极端。这就像你说莎士比亚很伟大没人会有意见;但你说大英帝国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肯定是要有人指责你说便宜话,甚至翻老账说,莎士比亚在文学史上被炒得那么火爆,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从殖民地反攻大不列颠。

另外,当时所谓乐,外延比现在大,可以泛指一切文娱活动。它们的开销确实太大了,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前一条一样,不管孔子本人怎么看,国君加大礼乐方面的经费投入,对儒生有利。

第四条,儒家信奉乐天知命——孔子的天命观也比较复杂。大体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怀抱一种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的态度,完全没有鼓吹人偷懒的意思。墨子这么批孔,把孔子庸俗化了。但是,多半在他之前,孔门自己已经把天命观庸俗化了。毕竟,明知道不成功还坚决不放弃的犟脾气,在“理性人”中太不具备可推广性了。所以,这条批孔或许不准确,批孔家店,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批判儒家的同时,墨子推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共十条:

尚贤(让有本事的人当官);

尚同(所有人应该保持一致);

兼爱(爱所有人就像爱自己);

非攻(反对侵略);

节用(节省开支);

节葬(主张薄葬);

天志(天有意志,天代表着世界的终极价值);

明鬼(证明世界上真的有鬼);

非乐(反对娱乐);

非命(不相信命运)。

这其中,天志、明鬼就是在反对儒家“丧天下四政”的第一政,节用、节葬反第二政,非乐反第三政,非命反第四政。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在批儒时没提是因为这四点在当时和儒家没有直接的冲突。

其实区别是存在的,而且很关键。

非攻的底牌:以暴制暴

非攻就是反战,反战这个观点,在当时不算有特色。

春秋时的战争多少还保留着些西周军礼的遗风。宋襄公恪守“不重伤”“不擒二毛”(头发有黑有白叫二毛)的规矩,虽然被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当时的风评,却不是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发生在晋楚之间的邲之战、鄢陵之战都是有名的惨烈大战,然而邲之战胜负已分后楚军指导晋军怎么逃跑;鄢陵之战时晋国大夫则在战场上还要抽空向楚王下车行礼,这些也都被传为美谈。

到了战国,可是整个儿变了局面。“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了。眼见着大地血染,白骨如雪,稍具人心者都要站出来反对战争。

墨子《非攻上》开宗明义,证明发动战争是不义的。偷别人家的桃李是不对的,当然偷别人家鸡狗猪更不对,偷别人的牛马又比偷鸡狗猪不对,杀人则比偷牛马更不对,杀十个人又比杀一个人更不对,杀一百个人又比杀十个人更不对,发动战争死的人更多,所以特别不对。看见一点黑色说是黑色,看见很多黑色说是白,这是不知道黑白的分别;尝到一点苦味说是苦,尝到很多苦味说是甜,这是不知道苦甜的分别……所以不反对战争,就是不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

如此夹缠的一大篇,可抵得过庄生的一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把墨子骂作禽兽的孟轲孟老夫子,也曾宣称“善战者服上刑”,最好各国都把能征善战的名将都杀了,于是也就天下太平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孟子的反战,比墨子还要彻底。墨子非攻,但是对“诛”却很赞许。就是说,像古代圣王那样发动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我们都知道,后世那些热衷侵略屠戮的元凶巨恶,谁不爱扯个正义的大纛?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战双方的普通士兵,又有多少人是满腔热忱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巨侠的这个缺陷,庄子看得很清楚,他说,“为义偃兵,造兵之本”。

孟子反而没这个问题。不义的战争他反对,而一旦正义,他就坚信应该有征无战。商汤征伐四方,结果是往东边打西边着急,往南边打北边着急,少数民族兄弟都抱怨说:“你咋才来呢?”(奚为后我?《孟子·梁惠王下》)周武王讨伐商纣,商王朝的军队立刻临阵倒戈,为王前驱,争先恐后当了带路党。道德感化力强悍到这一步,仗当然是打不起来了。也有说法认为商周之战杀得血流成河,血河上面漂着被丢弃的大木棒,孟老师是绝不认可的。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相信的,就是那些圣王战争打得很暴力的记录。

所以,只要战争是残酷的,它就一定不正义。孟老师这个反战逻辑,称得起一以贯之。当然,一旦面对现实,它立刻就显得无比脆弱可笑。事实上,墨家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拿儒家开涮的。西周、春秋时代温和的战争规则,儒家对之始终有一种怀念,但墨家就说,要不你就别打,要打你就应该下死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懂不懂?说什么敌人逃了就别追啦,虚拉几下弓弦不放箭,逃敌的车陷坑里就去帮他推车……这算什么呢?

说到底,墨巨侠“非攻”的与众不同,不可企及之处在于他是实践派。

庄子话说得再精彩犀利,孟子话说得再慷慨激昂,面对屠刀,你们有办法吗?

可是巨侠就有。他能够以暴力对暴力,你能攻我就善守,你作云梯我就有“守圉之器”,你攻城的招数已经用尽了,但我防备的办法还有余。

而墨子最有名的“非攻”实践,自然是救宋的故事。

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很着急,从齐国赶了十天十夜的路到楚国郢都。先见公输般,再见楚惠王。一从道义的角度论证攻宋不合理;二从成本收益论证攻宋不合算;三模拟演练,证明宋国根本打不下来。总之,墨子冒着生命危险,总算是保住了宋国。

而墨子回去的时候途经宋城,宋国人居然不让他进门避雨。

照例,介绍墨巨侠行侠仗义的业绩时,都要讲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煽情结尾,还是让人有点疑惑。

有的古书说,墨子是宋国人;有的古书说,墨子在宋国做过官;还有学者分析,墨子的思想,和宋国的文化氛围很合拍。就算这些说法都不对,但要确定墨子和宋国关系挺密切,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宋国人没理由不认得墨子。再说,墨子刚刚才跟楚王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在宋国帮助守城。现在老师来了,这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问题就出在帮助守城上。

墨子向公输般和楚王证明了自己的守城技术和设备很了得。但打仗是个系统工程,光靠技术、设备肯定不够,他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守城措施,才能做到实战像模拟一样无懈可击。这才是墨子真正的底牌。

当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宫里演练攻防的时候,在禽滑厘①率领下的三百墨家弟子应该是在宋城忙着这样的工作:

禽滑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守城的官吏、小军官、富人以及贵戚的亲眷全部集中起来住到官府,安排可靠的人把他们保护和监控起来。实际上,是拿他们当人质,这样才能确保城中关键人物不会叛逃。

其余墨家弟子们则迅速分散到全城各个角落,一部分查点百姓家的木材、砖瓦、石头等器物的数目,登记其长短和大小。另一部分则组织安排城里的官吏、士兵和百姓结成联保联防。

这一切完成后,禽滑厘飞速赶到中军,击鼓三次,这意味着宋城开始戒严。从这一刻起,城上道路、城内街巷都要禁止通行,擅自出行者,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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