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种群内的仪式性的争斗现象。所谓仪式性争斗，就是群体之内的战争往往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在人类看来，那似乎只是一种装模作样的仪式性质的，你张张嘴，我呲呲牙，或者大叫几声，比比谁的嗓门大；有的鸟儿们则抖抖羽毛，战争往往就可因此而搞定；像人类那样大规模的互相屠杀在动物界还是一种极度罕见的丑事。并不是动物的道德高于人类，而是稳定进化策略在作怪。人类在火力装备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往往也是采取这种策略的，这就是我们企盼的伟大的和平。
此前群体选择理论对于仪式性争斗的解释是，虽然在争斗中杀死对手是一件比较有利的事情，因为这样胜利者可以独霸更多的资源和配偶。但为什么它们没有陷入无休止的生死搏杀的泥潭中去呢？因为仪式性争斗可以避免无谓的伤害，而这对整个群体的繁衍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大家为了群体的利益收敛了自己好战的天性。
这种解释，对于初涉进化论知识的读者来说，极具诱惑力，表面上看来似乎确实如此。一个村里的村民们也都知道和睦相处的道理，这样一来，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难道群体选择理论有什么错误吗？
进化稳定策略理论不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仪式性争斗并不被看作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作出谦虚的让步，那只是久经沙场而形成的稳定策略。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谦虚的问题，当然更不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只是因为采取这种策略才有可能更好地生存。不遵守此种仪式性争斗规范的个性张扬的家伙早已青山埋骨、冢生蒿苔了。
有时面临严重的威胁时，稳定策略也会被随之打破。一群狮子如果要抢夺另一群狮子的地盘，则必将展开一场生死对决，斯文的相处和温和的谈判是解决不了任何此类事关存亡的重大问题的。
这本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理论，后来被扩展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而且运用得相当成功，由此而导致博弈论的兴旺发达。股市炒家不得不挖空心思地与其他炒家展开博弈并希望最终形成一种稳定策略以求最低风险。各个主权国家也都一再强调领土完整不容侵犯，无端挑起事端的行为已相当罕见，国与国之间，也相应地形成了一种稳定策略。
道金斯在威廉斯等人工作的基础上，经过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于1976年系统地提出了“自私的基因”这一说法，基因选择理论就这样变得尽人皆知起来。
在道金斯看来，进化的过程不再是个体之间的恩怨情仇，而是基因之间的战斗故事。基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地、更多地复制自己。而那些闪动着肌肤光泽的个体只不过是基因的啸聚之所，是基因临时的、安全的和可移动的藏身之地。一旦基因复制任务完成，这个身体就会被当成一副臭皮囊而无情地扔进历史的垃圾篓中。基因自己则义无反顾地在下一代身体中继续传递，从不回头。
个体的作用与意义被基因选择理论毫不客气地降到了最低点，每一个身体，无论长相是否英俊，个性是否张扬，举止是否儒雅，都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好基因并竭尽一切努力把基因传给下一代，身体的一切活动皆为此目的而设。
换句话说，身体只不过是基因盲目制造出来的奴隶。
所以，道金斯明确指出：“选择的基本单位，即自私的基本单位，不是物种，不是种群，严格地说，也不是个体，而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基因。”“身体不是合适的选择单位，身体只不过是基因识别自己拷贝的地方，身体的作用仅仅是保存基因的拷贝和制造更多的拷贝。基因并不在意哪个身体碰巧是它暂时的家。”
基因选择论的成功并不只是因为《自私的基因》一书的通俗易懂，而是因为这一理论受到了大量生物学新成果的支持，人们可以直接在基因水平上发现很多自私现象。198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奖给了玉米转座子的发现者。这种转座子，其实是一段可移动的基因，它可以在染色体上来回乱跑，也可以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上，从而改变了玉米的某些性状。转座子每到一个新的位置，都会对当地的基因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当它离开的时候，又会把附近的一些基因一同带走，这是典型的唯我独尊的自私行为。还有一种转座子的行为更为恶劣，它本身并不移动，但是却利用逆转录的手法复制大量相同序列插入到其他部位去，从而在染色体上增加自身的拷贝数量。
病毒也被看成是一种自私的基因分子，它们侵入细胞以后，会利用细胞中的一切可利用手段来为自己服务，然后大量复制自己。当宿主条件还不错的时候，病毒一般不会发作，它们会舒服地生活在宿主的细胞里，过着衣食无忧的天堂般的生活，这就是潜伏期。一旦宿主的身体状况发生改变，比如营养跟不上，或者健康状况下降，或者年老体衰，不能为病毒提供足够的能量和优越的环境，病毒就会设法离开而寻找新的居住地，这就是病毒发作了。所以，感染了乙肝病毒或艾滋病毒的患者，如果要推迟恶性发作期，首先一条是要保证患者的营养跟得上。患者吃得好，病毒也就吃得好，吃得好脾气当然就好，也就不好意思随意发作了。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使基因选择论的风头压倒了个体选择论。自私的基因这种说法得到迅速传播，成为个体选择理论最有力的对手。而且，个体选择论本身也有一个严重的内伤，那就是，一些有利于生殖的性状，往往是不利于生存的性状。这已被实验所证实，且不说人类的纵欲伤身的传统说教，在小鼠身上也清楚地证明交配次数和寿命是成反比的。
当然，这并不表明禁欲者可以长生不老。
这个内伤其实是达尔文自己早年提出来的一对矛盾，那就是性选择和自然选择是矛盾的。
但这并不是说个体选择论者就可以束手就擒了。
哈佛大学古尔德在美国是一位大众耳熟能详的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更是一位著名的科普大师。特别是他的科普写作，总能深入浅出地用轻松的文笔讲解复杂的科学道理，涉及面极为博杂，旁征博引且文笔优美，是科学散文写作的经典代表，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列为“在世传奇人物”。他浩大的学术专著《进化理论的结构》则是对进化理论进行的一次集大成式的梳理和总结。在该书中，他对社会生物学和群体选择理论及自私的基因都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反驳，从而坚持了经典的个体选择学说。2002年，古尔德因患癌症去世，此前他已与癌症战斗了几十年，此间从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这是另一种传奇。
古尔德是个体选择理论的强力支持者，他对群体选择理论和基因选择理论都进行了严厉抨击。此外他还写下大量科普作品，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无情的嘲笑。
古尔德是犹太人，这一民族性质决定了他不能像道金斯那样彻底摆脱宗教信仰的影响。道金斯是一位决绝的无神论者，不惜利用一切场合与有神论进行激烈的辩论，所以被看作是一位好战的学者，甚至被比作达尔文的新斗犬。而古尔德相信科学与宗教是能够共存的，两者所在领域不同，原本可以互不干涉和谐共存。两者之所以经常发生冲突，是因为一方总想证明另一方是错误的。其实，科学本不需宗教承认，而宗教又无法被科学所证明。相互吵下去，只会永无安静之日。
很少有人知道，古尔德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推崇恩格斯和他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古尔德批评西方不应因苏联的错误而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支持哈佛大学的反对越战的示威活动，并多次参加游行示威，甚至与警察发生冲突。而那时，他已经是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了。古尔德是“科学为人民”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由反战组织演变而来的激进团体，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也正因为这一立场，导致了古尔德与另一进化论大师威尔逊的激烈争论。这是下一章内容。
因为群体选择理论已是江河日下，所以古尔德坚持的个体选择理论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基因选择论。特别是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出版以后，这一理论传播很快，也很得人心，从而成为古尔德的头号敌人。
古尔德指出，基因选择理论把鸡看成是一只鸡蛋造成另一只鸡蛋的通道，那只鸡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工具。基因就是这样的鸡蛋，而动物体或植物体，甚至是人，都只不过是基因制造更多基因的工具。个体是速朽的，而基因是永生的。这种说法虽然简洁通俗，但是不能让人满意。
古尔德认为，他找到了自私的基因理论最致命的缺陷：因为自然无法对基因直接施加影响，用一句比喻来说，就是自然无法“看见”基因，所有的基因都戴着厚厚的面纱深藏在身体之中，而自然接触的只是身体。所以，选择的也只能是身体。如果自然要决定某一基因的去留，也只能以身体作为中介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