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北京新增了不少空调公交大巴专线。我家门口有一条“康恩专线”，据说是香港人投的资，“康”指康家沟小区，“恩”指恩济花园。这趟车贯穿北京东西，北京的东边是声色犬马之地，而西边大多是国家机关及其宿舍区。
我住在西边，而朋友们约的饭局大多在东边。东边做得好，也便宜，而且关键是“人气旺”。
西边的饭馆大多一到九、十点钟就开始扫地擦地，凉啤酒也没了，火也封了……我倒是也跟哥们在这类饭馆里吃过，有的饭馆老板脾气好，到点儿也不轰我们，伙计们就在一边洗脸洗脚看电视（兴许两只耳朵上都夹着我们敬的烟），然后拼上几张餐桌，铺上油之麻花的脏褥子，盖着颜色混沌的花布棉被蒙头大睡，女服务员是睡在灶间厨房还是在附近租房就不得而知了。他们也没招，因为第二天还要卖早点。
西边的北京人早中晚三顿饭，顿顿不落。
康恩专线为我去东边赴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一般不用倒车。由西至东，窗外的建筑由笨重厚实渐变为轻佻华丽，建筑材料自然也由水泥砖头渐变为玻璃塑料；下班后往家疯赶的自行车大军也是越往东阵容越缩小（也许是我到了东边已过了下班高峰），行人中也渐渐出现了捏着个手机腆着个肚子的小款哥以及将头发染成金黄的高佻女郎，诸如此类吧。
一般当我到达饭局所在地时，天也刚黑，满世界霓虹闪烁，一脚迈出康恩专线，立时头顶花天脚踩酒地了。
与我同车的时常有些去东边“上班”的艳妆女子，她们大多是两三个人一拨，坐在那儿目光平淡，一言不发，偶尔抠个指甲什么的，绝无看报的习惯，她们在想什么呢？
我知道的是，我们都将后半夜才能回到西边，我估计她们是在西边合租的房子，但那时康恩专线早就停了，只能各自打车回家，好在她们两三个人打一辆夏利也不算贵，正如有时我也跟住在西边的酒友打一辆车。
在北京，我一次也没嫖过。一是因为钱，一是因为气氛也不对。酒后洗过一回澡，纯是洗澡（我他妈酒前洗完澡出的家门），洗完了让一个村妞给按摩了一把，毫无感觉，然后就躺在大厅里看投影录像，旁边的榻上请我来的哥们鼾声如雷。借着酒劲我竟被某七八十年代的港台爱情片给感动得哭了，在如此的场所我竟被“艺术”陶冶了一把心灵！
16
这一切均与李琴无关。
我们虽然住在一块，但却并不常见面。她在某韩国外企，巨忙，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倒头便睡，其作息时间正好跟我相反。
有时候我“下班”晚了，沐浴着满天朝霞回家，正赶上她上班匆匆出门，见我惨白的脸，她扔给我一句“你就喝吧”，然后闷着头走了。我自然也是倒头便睡。有时候她下班早了赶上我去“上班”，她问：又哪啊？我就说：哪哪，她说：你就喝吧，我可能会扔给她一句：某某找我有事儿商量！便头也没回披着满天晚霞直扑饭局。
大多数时候见不着，周末她们也老加班，或者就整那套企业文化什么的，周末全公司员工拉出去玩两天，甚至在市内包个豪华宾馆住两天。东方文化么，就是在一堆儿使心眼子呗，当然李琴她们老总的做法我举双手赞同。
有时我想，倘若我关上我这屋的门，去外地玩几天什么的，李琴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让她忙吧。
17
我的另一条喝酒路线是坐300路去木樨园。那儿算城乡结合部吧，有很多外地人在那儿租房。半夜打车去那儿，有很多司机不拉，半夜喝完酒从那儿往回赶，往往也要等很久才有出租。
我在报社结识的新哥们李英在木樨园租了间楼房，李英来自东北，东北人似乎有在家请客吃饭的习惯，于是木樨园李英处就成为一个据点。
李英长着双牛眼，模样口音均酷似黄宏，在东北写青春美文即小有名气，但要有大名气，可能还是得来北京发展。
东北人的表里不一在散文界似可得到验证，这几年，充斥各报纸副刊及时尚杂志中那些柔情似水的青春美文，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东北糙老爷们之手。相反，南方那些瘦小文静滴酒不沾的文人写手，倒是时常弄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给中国文坛捣捣乱。
来李英这儿的，除了我，全是外地人，外地进京的文化人，而且都是刚进京不久，处于创业艰难阶段。随着时间推移，有些人创业有点眉目了，就不再来了，所以，这儿永远聚着一帮不成气候的倒霉蛋。还有什么圈子比这儿更让我觉着舒服呢——年轻，来自五湖四海，有朝气有冲劲但因为缺心眼少智慧往往干事不着四六，或者天生是个懒汉因逃避女友躲进京城，重义气（起码在酒桌上）……
这里似乎又给了我新的希望。当然，你也可以说像我这般推崇旧、破、穷，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凡是落魄就生三分爱的心态，不过是另一种媚俗，是一种肤浅的反抗，甚至简直就是一种恶俗，是物质追求失败者某种阴暗心理的体现……
是吗？就算是吧，反正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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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干部子弟身无长技，就是有房，这一点要感谢共产党。但正是因为有房，往往又会使我们不务正业，聚众喝酒搓麻或搞俩姑娘倒还在其次，严重的是，有人干起了辞职写作的营生，这就糟了，比如我。
我的同龄人大多已功成名就至少衣食不愁，而我呢，仗着有两间空荡荡的破屋子，已若干年没有正经工作，欠了一屁股债，趸了一堆难以发表的小说随笔，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落户。
或许这一切跟房子没关系？跟我同样有房的干部子弟们大多数不也活得像个人似的？怎么他们就那么地怕破落而偏偏我不惧破落乃至我都爱上了破落！
没有人相信我会爱上破落，我跟他们解释不清楚，他们会说，你现在住着两间房有条件说你“爱上破落”，倘若你露宿街头呢？
这种理论令我气愤，他们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们在以他们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我的价值标准。
“爱上破落”在他们的词典中是个病句，没这么说的！
如果我天真地以为我真的露宿街头他们就能够有所明白，那我就大错特错了。
我坚信，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成为一个露宿街头的乞丐，他们会嘲笑我，会不理睬我，会躲着我，会施舍我，但绝对不会明白我。
而且他们可以轻易地伤害我。
因而，我决定，露宿街头当乞丐不是最好的斗争方式。
那，什么是呢？
面对如此强大的“他们”，我将采取什么方式呢？
写一个让他们看着高兴但看完了心里又别扭的小说吧。
这个想法是让我可以时常坐下来写作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让我的同类看了心里痛快，这自不必说。
之三是自己痛快，这还用说？
19
坐300路到达木樨园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种环城公共汽车与康恩专线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我赴酒局的时候大多也是下班的高峰，我坐过一两次，完全是一项重体力劳动，而且闹心。
后来我就改坐小公共了。
小公共充满了典型的中国式的狡诈，尤其是当代中国式的——那些外地进城原本淳朴的农民，在北京地痞司机的督导下如此这般报站卖票：嘴甜而含混（女性统统叫大姐，男性统统叫大哥），将大话说满，绝不兑现，乘客亦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在那闭塞肮脏直不起腰的环境中有说有笑，或者坐在小马扎上打着手机联系买卖。倘若有半途上车的外地农民，往往就会被多收一倍的钱，卖票的口气一般是这样：“大哥您给四块钱！”前半句声音洪亮，后半句声音略轻一带而过但绝对让你听清钱数。对此，所有只交了两块钱的乘客无一人站出来戳穿真相，甚至有时，那位挨宰的外地农民并未被拉到地点便被轰下车去，那位原先也是农民的卖票伙计关上门后再骂两声“傻逼”，全车人无动于衷。
我虽有动于衷但从未站出来过，我比这一车丑陋的中国人更丑陋吧？
总之，坐小公共就是要经受良心的考验！
木樨园到了，我对卖票伙计说“师傅前面过街天桥停一下”，捏着一沓子脏钱的脏伙计扭头冲司机油腔滑调嚷了一嗓子：“天桥给踩一脚！”
车稍停稳，我便蹦了下去，同时也蹦离了我那不安的良心，换之以一颗对冰镇啤酒的渴望之心。
李英租的小屋就在马路边上，灰秃秃的一座板楼，他住三层，电梯五层以下不停，我一般都爬楼。楼梯狭窄、肮脏（又是“肮脏”，看来我得把这个词用烂了为止），我怀疑这楼道有100年没打扫过，地上、墙上因多年来一层一层肮脏的叠加，现在在昏暗的灯光下（竟然还有灯！）简直都脏出花儿来了。稍一恍惚，你会觉得地面和墙壁是不是被恶俗地装修过？那地面黑乎乎的油光类似大理石了，那墙上的斑迹也有些像某种廉价墙纸上的花朵——真是脏出水平来了。
我大步流星奔赴李英的一居室，厨房亮着灯，我甚至都能听见葱花炝锅的声音及闻见菜香，我身后的小公共自然也冒着黑烟卑鄙肮脏地开远了。
20
我记得因为小公共我还跟我的前任女友楚洁辩过。楚洁去德国混了几年，目前在北京一家德国外企当什么主管，西方腐朽没落的那套东西她是一点没学到，反而继承了白手起家那一路资本家艰苦朴素的作风，什么精确守时，什么AA制，什么万不得已绝不打的，以及鄙视卡拉OK，还有就是对吸烟者满怀歧视……
有一次我跟她去郊区看一位旧日朋友，坐地铁到西直门，从地下钻出来，有小公共，有出租。楚洁要坐小公共（此行是她花钱），我陪她坐了。据我分析楚洁的月薪应该有上万人民币，我只能分析，收入保密也是她们那一套规矩之一。
从我们上车到人坐满开出，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路上车出毛病（常年超载所致）靠边修了十分钟，加之每到一站为了拉客都得磨唧半天。其实早就没座了，光油箱上就挤了三四位，但每次车下的人问有座吗，卖票的伙计都能变戏法一般不知从什么犄角旮旯变出小板凳、马扎、倒扣过来的塑料桶乃至一块脏棉垫子。实在变不出来了，就卖半价的站票。到这个份上，司机和伙计才心满意足。伙计不再白话，司机也可放心地驶上快行道。自然走不快，让人担心弄不好底盘就要掉了，但司机却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甩开膀子加大油门，脏兮兮的小面包颤颤巍巍却又一副大摇大摆的架势。
自然，干这行就得这么干也都这么干，问题是，挣一万多块钱的楚洁没必要这么干。我对她说，我要是你就打车。
她说，你不挣钱还挺会享受的啊。
我说，我是说如果我挣了钱的话。
她说，那也应该能省就省着点。
我说，你不觉得打车节省时间和体力吗？
她说，你还是那么能狡辩啊。
我说，不是狡辩。
我心说，您这种“节俭”完全是生搬硬套嘛，把挤小公共所花的时间和体力用来多挣点马克不好吗？
可我什么也没说。“前妻”么，我已无权对她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了，哪怕是善意的建议似也多余。
我们不再提这个话题。我扭头看窗外北京那灰蒙蒙的阳光，以及工地，工棚，落满灰尘的杨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