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
悼沈家铭
沈家铭，1951年生于香港，学成于香港工业学院，1975年移居加拿大，未能学以致用，改行投身餐饮业。辗转就职于多伦多数家著名餐厅。1992年来到中国大陆在金牛苑集团管理的上海绿谷别墅任经理，后至半岛集团管理的北京王府饭店嘉陵楼任经理，自1994年元月一日起，受聘于锦江集团管理的北京昆仑饭店，官居餐饮部经理，成为锦江集团所属企业中职位最高的外籍雇员，在任出职凡八个月。于1994年9月8日在山西五台山亡于车祸。
聘用外籍员工担任这样高级的管理职务，对于我们无疑是一种尝试和一场赌博。昆仑饭店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客源结构由低向高的转换速度出人意料地加快，对餐饮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到了1994年年初，除了上海风味餐厅因前有吴春兰，后有赵仁良，仍然一枝独秀外，只有四季厅的生意随着散客的大量涌人，应运而生。而锦园餐厅和三十年代夜总会残损待修，己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日餐“桔泉”，在开张之初依仗名厨马场正宪主政，曾辉煌一度，之后数年，一蹶不振。在它的对面，丝路餐厅的火锅在1993年火爆了片刻，同样每况愈下了。两年前还盛极一时的宴会部，也如同一位过气的名星，如果没有新的包装和新的出品，面临的将只能是顾客的冷淡。
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冬天，沈家铭在加拿大做了短暂休假，匆匆回到北京，显得有些紧张地坐进了餐饮部经理的办公室。
这对我们确实是一次冒险，我过去在新锦江曾经聘用过一位意大利籍的餐厅经理，由于他和本地员工日甚一日的矛盾冲突，那次“引进”不算成功，这使得我在考虑沈家铭的聘用时，心有余悸。正常情况下，在个别薄弱的岗位上聘请外籍员工，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专业的经验和成熟的操作，但同时也会带来麻烦。这些外国人，包括沈家铭这样的“假洋鬼子”，对我们中国企业的工作习惯、管理模式、人际关系、国情店情，能不能适应，谁也不敢保证。
这个职务对于沈家铭也是一次冒险。在他四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中，只有两年是在中国大陆，其中又有一年多就职于外国公司管理的企业。昆仑饭店对他毕竟太陌生了，他只身一人从另一个世界走来，他在这里的孤独几乎是注定的。
经过总经理办公会议的讨论，我在1993年的腊月三十那一天才犹犹豫豫地同意人事部与沈家铭签订了聘用合同。
合同规定：乙方到职后，需经三个月试用期，在试用期甲方有权提前十天通知对方终止合同……
八个月之后，沈家铭死了，在他死后我们听到和看到很多很多的惋惜之声和怀念之情，使人在悲伤的同时又感到一丝欣慰，因为这证明他确实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他那么迅速而又那么全心地接受了我们的大奖大罚现奖现罚的原则，接受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他和很多干部，北京的和上海的，同级的和下级的，混得厮熟，成为大家当中的一个。在这八个月中，我能感受到他行事的谨慎，和对融入我们这个集体的渴望。
在这里我不能不为我们这个集体有这样宽大和包容性感到骄傲。在沈家铭适应我们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适应他。我们很多人真诚地给过他温暖和支持，对他的缺点则表现出必要的宽容、谅解和耐心。特别是他的上级张润钢、他的助手李垦玲和餐饮部的许多人，更是给予了他无数几乎是启蒙式的引导和提示。
八个月来他做了什么呢？他使宴会部的厨师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且开始着手灶具设备的更新换代。沈家铭计划在9月至10月间推出全套新的宴会菜单。桔泉餐厅正式更名为东京料理，改善了厨房和前台的管理，出品和服务的质量明显好转，营业额数倍增加，新设的寿司吧也告成在即，大有再度辉煌的势头。丝路餐厅更是脱胎换骨，由敦煌佛窟南渡，摇身一变，成了满身法国殖民地痕迹的“芭蕉别墅”，准备和北京惟一经营越南菜的西贡餐厅，争一步之短长。在清理沈家铭的遗物时，我们还在他的宿舍里，翻出一份二楼卡拉OK歌厅被餐饮部接管后的酒水推销方案……
他的政绩不必一一评说，总之这些天沈家铭和我们一起在这些方案和计划的无数细节中忙碌。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安排他从职工公寓迁进饭店的客房，他谢绝了，我们破例允许他免费使用健身房和游泳池，但他一次没去。
看上去他在昆仑是愉快的，他对国外的家人和北京的一些香港朋友表达过这种愉快的心情，在发生车祸的那天中午，还对培训部唐苏明经理说起他如何喜欢北京，喜欢昆仑，打算在此定居下去。唐苏明不信，两人还打了赌，约定三十年之后再见分晓。
但是几小时以后他就死了，这样意外这样突然，震惊了我们所有的人。当天晚上张润钢从山西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使我彻夜未眠，因为他们去山西是我同意的，所以对他的死我负有责任。他是在对生活和未来抱有美好憧憬的时候死去的，这使他的死显得格外悲惨。
他在山西不止一次地和同伴津津乐道即将开业的越南餐厅，那餐厅还有一个法文的名字叫作“情人”，他和她恋爱有日，却一直不知道她出嫁时将是怎样的新装。我们曾经互相承诺，我向他保证将把她装饰得异彩夺目，他向我保证餐厅的菜品好吃，小姐好看。这位“情人”还未出世，己经被我们想象得风情万种。今天，“清人”终于打扮停当，出来见公婆了。她的姿色让人为之心动，这种心动又充满了伤感和遗憾，因为最钟爱她的人己经无法与我们同叹一声，迎接她的降生了。
沈先生当然也有很多缺点，他一不是共产党员二不是革命干部，在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和与我们的感情交流方面，都有许多可以指摘的地方。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是不能在死者身后指指点点的，在这篇悼文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毛泽东主席写过的一篇著名的悼文《纪念白求恩》。白求恩是为共产主义的事业牺牲在中国的，而沈家铭是来中国打工挣钱，死于意外事故的，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之间惟一的相似处，只不过同是始于加拿大，就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沈家铭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从小熟悉的生活环境，参加进我们的行列，为我们的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当悼念他。
按照迷信的说法，人死七天之后才可以安魂。到“满七”的这天，死者的灵魂是要回到生前的居所向亲友和他的用物告别的，所以这一天亲友们必须把他的房门敞开。在9月15日这天的夜里，并没有人留意为沈家铭开门，据说东面的宿舍楼里香港厨师养的那两条从来不叫的狗，竟反常地狂叫了一夜。第二天不少人胡乱猜测，说一定是沈先生回来了。沈家铭多少是有些信佛的，以佛教的圣地五台山作为终结之地其实是他的造化。现在，他的姐姐带着他的一撮寒灰回到加拿大去了，但我终究相信他的灵魂定会实践他生前的愿望，留恋在北京姗姗不去！
佛教是讲轮回转世的，如果真的心诚则灵的话，我们会看到他的来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