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辽太郎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擅长写历史小说，也写散文、游记以及有关历史和文学的评论。司马是一位多产作家，从1956年发表处女作到1982年的二十六年间，写了几十部长篇小说和不少短篇小说、游记、评论等。1971年，日本文艺春秋社在纪念该社成立五十周年时，开始出版他的全集，至今已达三十二卷。
司马辽太郎1923年生于大阪市，原名福田定一，父亲福田定是经营药房的药剂师。
司马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小学时代他常去奈良县的外婆家玩，那一带有许多古代留下的坟墓，以及日本最古的官道――竹内街道。司马在那里拾到了大量的弥生时代的土器和石镞的碎片。从1938年起，在中学读书的司马，每天放学之后都上大町市内御藏迹町的市立图书馆博览群书，总要读到晚上八九点钟才离开。1940年司马中学毕业，在投考旧制大阪高等学校落选之后，利用这一年的空暇时间步行游历了有名的金刚山、葛城山和六甲山等，增长了许多见识。
1941年4月，司马入大阪外国语学校学习蒙古语科。在大阪外校学习期间，司马阅读了大量小说，特别是俄国文学，并酷爱《史记》。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青年时代读《史记》，每次都很激动。”
战后，司马曾当过几年记者。1946年他进入京都、大阪、神户地区驻扎的一家新兴报社――新日本新闻社京都分社工作，1948年5月转入产经新闻社京都分社。他在这两家报社担任记者期间主要负责大学和宗教方面的采访任务。他曾先后任产经新闻社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之职，1961年升任该报社出版局副局长。为了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他于同年3月辞去了报社的职务。
1956年4月，司马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波斯的魔术师》，用的是司马辽太郎这个笔名，意思是他远不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1957年5月，他与日本作家海音寺潮五郎等人创办了同人杂志《近代说话》刊行会，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戈壁的匈奴》。自那以后，司马写了许多历史小说，大多是些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也写过不少有关日本历史和文学的评论以及散文等。
进入七十年代，司马的创作题材从日本历史扩展到中国历史，写下了《汉风楚雨》、《空海的风采》、《项羽与刘邦》等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从长安到北京》。
司马自开始文学生涯以来，曾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大抵取材于日本的战国时代、幕府末年以及明治维新初年这三个时期。在取材于战国时代的人物和故事的小说中，比较著名的有长篇小说《窃国故事》、《新史太阁记》、《关原》、《城塞》和《丰臣家族》等；取材于幕府末年的有《龙马行进》、《燃烧吧，剑！》、《新选组血风录》、《幕末》、《生活在世上的日子》、《花神》、《最后的将军》和《山岭》等；取材于明治初期的有《坂上之云》、《岁月》和《殉难》等。
司马喜欢描写大动荡时代的历史人物。他在《我的小说作法》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的小说所需要的是历史上那种剑拔弩张、金戈铁马式的紧张时期。紧张得就如一根绷得很紧、即将断裂的弦。这样的历史紧张时期，可以看作一辆正从横里开过来的汽车，而我作品中的人物和他的人生则处在与疾驰中的汽车相交错的位置上，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和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喜欢把人物放在时代矛盾的焦点上来描写，这样便于把人物的性格特点充分表现出来。
司马自有他自己的描写历史人物的方法。他称这种特有的小说技法为“俯瞰法”。他在《我的小说作法》里对此作了如下说明：“我常从高楼的顶上往下眺望。即便在平日住惯了的城市里，从上面看到的也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地形和景物。变小了的人和车辆在其中行进。我喜欢从高处往下看事物。也就是说，在我看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踏着楼梯的台阶来到大楼的顶上，从上面再一次窥视这个人。这比从同一水平面来看，别有一番情趣。……总之，‘看完整的人生’是很有趣的。”
司马认为，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预见到身后的事。而历史小说作家则可以清楚地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他的命运以及他的存在与行动对后世的影响。他举例说：“如果写织田信长，任何粗心的笔者，总可以知道信长自身不曾知道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在京都本能寺为他的部将所杀的命运。而历史小说正是以这样的视角来写成的。”
司马所说的“俯瞰法”以及“看完整的人生”，据译者理解，就是居高临下地看待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作出全面的评价。
司马根据他自己的上述技法塑造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人物既有长处也有缺点，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无论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还是德川家康都无不如此。
司马对他所写的人物是非常熟悉的。日本的著名评论家尾崎秀树在谈到这点时说：“司马对他所写的人物了如指掌。无论是坂本龙马、斋藤道三、还是织田信长……他都能与之交朋友。”“与历史上的人物交朋友并不那么容易。”“他用一种独特的叙述故事的方法来表现人物。因此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仿佛都在我们眼前。就像我们谈论自己的伙伴那样，司马自如地谈论历史中的人物，好像他是他们的伙伴。”
关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往往有着几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记载或传闻。历史小说的作者往往是从中选取一条线索，舍弃其余的线索来从事创作的。在这种取舍中间正好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看法。
司马的历史观中有一些积极的东西。从他的历史小说中可以看到如下几点：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战国时代、幕府末年的社会已经腐败，旧的封建制度必然要崩溃，新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肯定那些旧秩序的破坏者和新秩序的建设者在历史上的功绩，歌颂历史上的这些英雄，并为他们中的某些人翻案，帮他们摘掉原来戴在他们头上的“恶人”的帽子。
司马的历史小说在日本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的作品不仅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而且为历史学家、文艺评论家们所称道。所以如此，我们以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司马的作品在客观上适应了战后日本人民要求推翻旧的秩序、探索新的秩序、建立新的生活的愿望和要求，对经过了十五年战乱生活、正在埋头于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日本人民起了启示和鼓励的作用。
二、司马通过小说这一形式，以他对日本历史的独特的见解，叙述了日本中世纪至近代的为期数百年的历史。读者们从中可以得到生动而丰富的历史知识。
三、司马的小说，不仅给人以艺术享受，而且往往包含着某些有益的教训和解决难题的办法。
四、司马把历史和现实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读者们从他的历史小说中既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面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周围的人们。
五、司马的历史小说的构思雄伟，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细节描写逼真生动，故事的展开条理清楚，语言通俗流畅。他特别善于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丰臣家族》一书所描述的是日本封建社会中的战国时代的故事。
距今约四百年前，日本历史上第二个军人政权――室町幕府日渐衰落，出现了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局面。这在日本历史上称为战国时代。这期间，以本州中部岐阜城为根据地的织田信长异军突起，势力日益发展。织田信长想以武力统一天下，然而在大业未竟的时候，由于部下将领明智光秀的反叛，他在京都本能寺丧生。同是织田部下将领的丰臣秀吉以讨伐叛逆者明智光秀的名义，将大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实现了统一全日本的伟业，并以大阪（现在的大阪）为中心，建立了丰臣政权。这一政权在结束乱世、统一全国以及实行某些政策方面，具有进步意义。然而它对外穷兵黩武，两次出兵侵略朝鲜；对内横征暴敛，穷奢极侈，使经过长期战乱的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从而失去了民心。丰臣秀吉死后，权力转移到了丰臣政权的首席大臣德川家康手里。家康移都江户（现在的东京），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三个幕府政权，即江户幕府。
《丰臣家族》所写的，是在日本历史上实现了统一全国伟业的丰臣秀吉及其几个亲属的故事。它最早连载于《中央公论》杂志上，1973年出版单行本。全书由九个短篇小说组成。由于所写的都是丰臣家族的事，相互有联系，因而这九篇故事既是独立的短篇小说，又可以当作描写丰臣家的兴衰史的长篇小说来读。
在封建社会里，权力是掌权人――皇帝、将军和各路诸侯的私有物，即所谓“家天下”。丰臣政权是丰臣秀吉及其家属的私有财产。因而，小说中所说的丰臣家、织田家或德川家，既是指他们的家庭、家属，也是指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或拥有的势力。为此，《丰臣家族》既是丰臣秀吉及其几个亲属的故事，也是丰臣政权的兴衰史。
本书的构思有其独到之处：在横的方面，九篇故事中所着重描述的十个人物，都与丰臣政权的首脑丰臣秀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纵的方面来看，每篇故事都对主要人物的一生作了有头有尾的描述，巧妙地将其长达数十年的生涯压缩在短短的篇幅里，而并不像一般的短篇那样，仅仅截取人生长河中的一段或几段，一个或几个场面。作者从人物的一生中摄采了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例，加以探讨、渲染，赋予每个人物以特定的个性和使命。
作品对人物的描写，贯彻了作者看待历史人物的“俯瞰法”、“看完整的人生”的主张。例如，在作者笔下，丰臣秀吉既是一个实现了统一日本伟业的英雄，也是一个封建思想很浓的人物，他千方百计、煞费苦心地要使自己掌握的权力成为丰臣家世袭的天下，以致最后陷入了昏庸。
作品所描述的虽然没有什么离奇的情节，惊险的场面，毋宁说都是些常见的、容易理解的故事，然而读来不仅使人感到亲切、有趣，而且使人觉得有不少发人深省之处，对于我们理解日本的封建社会――生活在那个社会的人，他们的思想、风习、趣味、爱好等，会有不少裨益。
译者在日本工作期间，曾有机会于1980年秋天到大阪市司马先生府上拜访过先生，受到先生亲切的接待。司马先生对中国怀着友好的感情，曾多次访问过中国。司马先生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对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甚是热心。司马先生要我向中国的读者转致问候。《丰臣家族》是我国翻译出版的司马先生的第一部小说。这个译本的出版，如果能在加深我们对日本的了解方面起一点作用，将使译者感到十分喜悦。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指正。
译者1982年6月于日本京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