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祭祀，夏代实行五庙制。现在留存下来的皇家祭祀祖先的宗庙———北京太庙，位于紫禁城左前方，与社稷坛形成“左祖右社”的古代祭祀建筑的基本礼制。太庙主建筑，分前、中、后三殿，均安排在中轴线上，两边有配殿，前后几重院落，古柏参天，庄严肃穆。为强调王朝家天下的政权意志，具有国家意义的太庙，是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在此进行“先祖遗训”和“理政教育”的地方。太庙、社稷祭祀，由皇帝主持。
（二）民间家祠祭祀
中国民间家祠祭祀文化，是比皇家太庙祭祀表现更为深刻和更具普遍意义的“礼教”。家祠建筑，是祖先的象征，是宗族家室祭祀先祖的地方。家祠建筑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有极大的关系，不是家家都能兴建祠堂的，其建筑权和祭祀权往往都掌握于士家大族阶层的手中。家祠祖庙一般的位置是在住宅之东，成“左庙右寝”家庙礼制规范。虽然祠堂祭祖的形式、规模与皇家的太庙、诸侯的宗庙祭祀不可相提并论，但祭祀体制思想、礼仪文化与皇家宗庙祭祀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只有礼仪规格、地位等级等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本质上都是维护“宗法礼治”的一种“家国管理”制度。它是一个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又是团结家族、教化族民的“神圣物体”。因此，“人必归族”，“族必有祠”，“效法先祖，不违祖训”，敬厚祖宗的礼制观念也就成为旧时代人们最深刻的社会伦理风尚。
朱熹在《家礼》中明确地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在遇上灾害或外人侵盗时，要“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把祠堂放在高于一切、关乎宗族命运的神圣地位。至于祭祖那更是一件需要按时进行的庄重大事，不得有半点马虎和懈怠。祭祖仪式在祠堂内进行。正厅设有神龛，所谓“龛”，是指附着在墙上的象征性小殿阁，神主牌位放在当中，前面用帷幕掩饰，后来简化成一种特制的巨大长方形木桌摆放神位。始祖的神位居于中间，高祖、曾祖、祖、父四代神位按左昭右穆的次序分列两边，超过四世的先祖神位则迁至配龛中，而始祖是永6不动的，这就是民间所说的“五世则迁”与“百世不迁”。神位是有木座的长方形小木牌，或白底黑字，或红底黄字，上面一般写明第几世祖及其正妻的名讳、生卒年月、葬地等。神龛前设有香位，放置香炉，摆放供品。祭祖选在重要的岁时节令和祖先的忌日进行，春、秋两次大祭备受重视。祭祀之前，参加拜祭的家族成员要沐浴、斋戒，以示对祖先的尊敬。仪式由族长或宗子（嫡长子）主持，设有陪祭、读祝、纠仪、赞引、分引、执事等人员，祭祀过程严格而繁缛。祭祖的最后是“祖宗赐食”，借此可以联络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充分表现血缘亲情。对参加祭祀的人员也有严格规定，只有本族男性成员才有权参加祭祖仪式，女子则是禁止参加的。那些行为不端或因劣迹恶行玷污了祖先的族人，也是被禁止祭拜祖先的。无法或不能祭祀祖先，在封建社会是最大的悲哀或最严厉的惩罚。参加祭祖活动既是族人的权利，又是族人的义务。这种活动，增强了宗族血缘关系，加深了家族内的相互依附，形成共同的精神和文化寄托；祭祖使人感到了约束与限制，同时更多的是自尊与自豪，至少可以在心理上获得某种满足感与荣誉感。
祭祖之前，族长会向族人“读谱”，宣读族规，宣讲劝诫训勉之辞和先贤语录，让族人加强封建宗法思想和家族观念，使祠堂成为了学习封建礼法的课堂。族中遇到大事都会由族长召集聚于祠堂，讨论族中事务；族人违反家法族规，祠堂名正言顺地又成为了家族的法庭，对违反者进行审判，实施惩罚。祠堂用血缘文化的纽带把同族人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家族组织体系，是封建中国的“政治”缩影———“家国”文化与“家族”文化的体现。
（三）先圣、神灵庙祠祭祀
祠庙原指民间供奉祖先神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后随祭祀内容的扩大，将纪念先贤仁哲的庙堂也称为“祠庙”，再以后祭祀神灵的地方也称“祠庙”。佛教也将自己的房舍俗称为“庙”。后复引申之，凡祭祀先灵宗祖名贤的“祠”都可视为“祠庙”。中国的神庙建筑与雕塑、绘画融为一体，共同表现神灵世界，为宗教礼仪服务。先圣祭祀，是中国重视历史传统的文化表现，于是先圣、前贤成了敬奉的对象，文武忠义、孝节贤仁均为祭祀的核心。中国现存的著名先圣祭庙，是祭祀文圣的孔庙和祭祀武圣的关羽庙（又称关帝庙、武庙）。孔庙，以北京孔庙和曲阜孔庙最为著名；关庙，以关羽的老家山西解州的关帝庙规模最大，建筑最为壮丽。现存北京的孔庙，是最高等级的文庙，供天子或礼部在这里进行祭祀。北京孔庙旁是最高学府国子监，古称之为太学。其中心的一个建筑叫作“辟雍”，是皇帝讲学之处。除帝都孔庙之外，各州、府、县也均建有孔庙。一个城市如果既是州府治所，又是县衙所在，那么这城市就有几个等级的文庙。古代一般在孔庙旁边设学堂，学堂也分等级，所谓府学、州学、县学。著名先圣祠庙建筑除北京孔庙、山东曲阜孔庙外，还有云南建水文庙、苏州文庙、山东邹县孟庙、太原晋祠、成都武侯祠、湖南汨罗屈子祠、陕西韩城司马迁祠、杭州岳王庙、四川眉山三苏祠等。
神灵祭祀，是先民敬重自然的文化行为。民间以祭祀神话传说人物来寄托自己的良好愿望，各地的城隍庙、关帝庙、妈祖庙等祠庙，均属于此类建筑。著名的神灵祠庙，有上海城隍庙、山西解州关帝庙、福建湄州妈祖庙、四川张飞庙、都江堰二王庙。
三、中国庙祠建筑发展特征
（一）庙祠建筑发展特征
中国庙祠建筑历史起源很早，通过发掘总结，可以概括出以下发展特征。
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及秦安大地湾等仰韶文化建筑的“大房子”，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真正建筑意义的祭祀建筑，成为最早的“明堂建筑”。大房子采用半地穴式的建筑形式，每个房子的方位相同，面积一般近200平方米，房子中间是四根粗大的木柱，四周立有相对较小的柱子，以四角最为密集。建筑形制讲究方位（正向的南北向）和次序这两大祭祀要素。建筑呈“井”字形，十字轴线对称结构。
商代，明堂建筑又称辟雍，发展为周围环绕圆形水渠的十字轴线对称建筑，用“井”字形分隔相邻为九、间隔为五的空间模式。蔡邕的《明堂月令论》说：“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环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实，其实一也。”辟雍是商周时期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也是象征王权的建筑，诸侯在明堂中朝见天子。天子则在明堂颁布政令，宣讲礼法，祭祀祖先和天地。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商时期形成的明堂形式建筑势微。
———汉代，尤其是东汉因儒学的神圣，明堂作为体现其宇宙观、政治观、宗教观被重新重视，并变周祭祀四帝为五帝（加一黑帝）。东汉的明堂建筑对称性很强，中心极点尤为突出，借以强调皇权的绝对权威和儒学的唯一正统，并融会了阴阳、八卦、五行等内容，增添了神学的象征涵义。如太室方形，属阴，为“地”的象征；屋顶圆形，属阳，为“天”的象征。
汉长安明堂建筑
中国原始初民，用幻想创造了粗犷、浪漫的图腾崇拜和鬼神思想，以约束、规范自己质朴无忌的天性。至孔子时代，图腾崇拜和鬼神思想渐渐演变成充满理性精神的“诗礼”文化，并形成“宗法礼制”观念，使本来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礼仪规范很快成为人们主动的“内在欲求”的“礼义道德”。因此，服务于这套规范的礼制建筑应运而生，自然成为建筑文化上的重要形式及内容。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群，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布局考究，足以证明这一点。在这十几组建筑中，有一座是汉平帝时期（公元5年前后）建造的明堂辟雍。明堂是奉祀祖先、颁布政令、占云望气之所，辟雍则是举行习礼盛典之地，是国学的主体建筑。它们不同于陵墓，既要附会形、数关系，符合象征要求，又要满足实用要求。从形制上讲，明堂与辟雍有共通之处，“水圃宫”，“中有一殿，四面无壁”。所以，在汉以后常混为一谈。汉长安明堂辟雍正属此列。它的中心建筑覆盖方形夯土台而立，外观三层，下层为太学，中为明堂，顶层为灵台。廊宇深出、平台宽敞，灵堂上为四坡屋顶，为了抬高檐口，分成两段，如同后来的重檐顶。它的四角则建有小亭，既丰富建筑造型，又起到加固夯土台的作用。中心建筑建在圆形台基上，其八坛外有正方形平面的围墙，正对明确的十字轴线，各开辟一阙式城门，四隅有配房，墙外又有圆形水沟环绕。这两组外圆内方的组合正是套用早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礼制观念的结果。这种附会在实例中有很多，如对应乾坤、阴阳、象宿之数，拼凑五室、九室之屋等等。所以，它实际上有很浓的迷信色彩，只不过思想意识还很纯真，没有后来的神秘性，所以，一切都显示出明确的象征意义和缤纷多姿、乐观超然的浪漫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盛行，佛教礼仪替代了儒家礼仪形式，明堂建筑与佛教建筑比较，相形见绌。此后，一直到唐武周时期才见转机。
———唐代，明堂建筑改以前的九室、五室的府制，变祭祀功能为皇威象征，而具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下层象征四时；中层象征十二时；上层象征二十四时，以及天（上）圆、地（下）方，以突出皇权的绝对权威和皇家的宏伟华贵。
———南宋已不建明堂，只在宫中进行祭祀活动。
———辽、金、元三朝，无祭祀明堂建筑制度。
———明初，在南京、北京均设有天坛、地坛、大祀殿（即清祈年殿的前身）等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