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论述到目前为止，所希望达成的就是论辩整全性、先于知觉，并且沟通建构的经验，可以如何取代知识论中的知觉隐喻，而成为知识论的另类隐喻。重建分析的知识论基础即是运用这种另类的隐喻。现在我们所要检视的是，社会结构的分析所需要的是何种原则的知识论。
首先，让我们回顾批判知识论如何适用于重建分析（运用于阶段二与阶段三）。重建分析强调局内人的观点及意义场。我们的研究从阶段一到阶段三，一路走来很顺利地重建，并阐明了三种范畴的宣称（包括客观知觉、规范与价值的信念，以及主观状态的再现，这些都是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里惯常使用的）。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意义场与有效性的宣称。我们会注意到其中隐晦不清之处、文化形态的变化与其转移，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相互矛盾的宣称。研究结果发现的并非单一的实在，而是研究对象颇为一致参照的有关实在的宣称场（fieldofrealityclaims）。然而，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可能会发现这种宣称场有其数量上的限制，而且这些为数有限的可能性宣称所呈现的特质也有一定的范围，不可能找到无限多的可能实在。这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经验而来的宣称；假如你不相信的话，那么就试着在田野工作中检验吧！大体而言，人们和冲突相安无事，而且有时候也确实生活在矛盾的实在概念当中。不过在文化进展的过程中，仍有朝向协调一致的趋势。也许理由就如同Giddens相信的，他认为人们对于安全感的需求有着存有学（或本体论）上的意义（Giddens1979）。
所以重建分析为了避免“镜像认识论”，尽可能地以局内人的观点来提出研究问题。批判民俗志的研究所采用的诠释学式的推论，需要尽可能地采取局内人的立场，如此的推论重新建构他人对实在与存有学的宣称。不少批评传统知识论镜像隐喻的学者，他们的批判论点常常就是主张全然局外人的观点根本是不可能成立的。硬要采取局外人的观点，结果就会造成扭曲，而且往往适得其反，不自觉地以研究者本身的文化架构来阐述研究对象的他者文化。
因此，“内在”与“外在”是种种批判传统知识论的重要论题。重建分析寻求重建局内人的观点，但是在内在与外在两者之间当然还存在着辩证的空间，绝不会有全然内在的观点，也绝不会有全然外在的观点。研究对象本身就常常对事件做出局外人或第三人称立场的宣称，这在沟通上是必要的。当我们理解研究对象如何分别局外人的立场（多元进路），以及局内人的立场（独有进路，与共享的规范/评价领域）时，我们自己就也“内在于”该文化当中了。
所以，从第三人称立场转移为全然浸润其中的局内人立场，乃是理解他人所不可或缺的前提。理解并非是占据某个观看的立场，而更像是从各个不同立场来了解文化意义的变动。理解是互为主体性的，而非主观或客观的。
除此之外，沟通行动总是包含某些普世的宣称。所谓普世宣称就是不管是谁，生在哪里，都会同意或遵行的宣称。人们在其意义视域中宣称自己的世界观，而且各自宣称其世界观是有效的，事实上并不存在普世皆同的世界观。因此论者对于游离观点研究者的批判乃是正当的，因为当这些研究者企图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找寻普世宣称的时候，其实是诉诸于将自己文化的建构视为具有普世有效性的真理。批判研究者主张，以局内人的立场进入他人的文化之中，也就是借此寻找这些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和采用自己文化的普世宣称。就这一点而言，建构论者与相对论者很少批判研究对象所涵藏的民族中心倾向，但是却又全力批判其他学派方法论违犯了民族中心倾向的缺失。
所以，重点是：研究者分析的触角应该超越所研究团体之文化视域，而方法就是在研究分析当中纳入研究对象所持有的主观见识与日常用语，使他们的普世宣称与你自己的普世宣称相互抗衡，并且让两者进行对话。邀请研究对象参与你专业化的分析，以局外人的立场来建立普世化的宣称并没有什么不对，只不过同时还必须努力看清楚这些普世宣称可能带来的蕴义。也就是说，要想获得他人对于自己研究的实际贡献，就必须致力于赢得广大的认同。
系统分析目的在于解释跨越不同团体的文化形构，因此光是靠特定团体之内的重建分析必然是不够充分的。就知识论来说，系统分析乃是将多元进路的普世宣称摆到前景的位置。这种普世宣称采取的是“全然局外人”的观点，但就我们的知识论而言，全然局外人并非真是游离的观察者。我们所谓的全然局外人，乃是任何匿名的个人都可以采取的立场，这是一种向多元进路开放的宣称，而开放的对象则尽可能愈接近普遍大众愈好。
因此，根据批判知识论，所谓局外人的立场仍是具有局内人的性质，所以依然有出错的可能（参阅第一章）。不过其目的还是在特定历史之中，找寻人类文化内部的极限事例，以期满足各种标准，从而使得任何生活在今日的人类，在不受压迫且同意所使用词汇的前提下，大家都会赞同以此立场所做的宣称。
系统分析应该尽可能保持开放性，以期在研究分析中尽量容纳各种不同文化的意涵与观点。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学专门术语极为有限的流通（系统分析所使用的专门术语的流通就相当局限），因此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从参与者的经验与生活情境来着手，阶段三以前的研究主要就是着重在这方面的理解。从知识论以及研究伦理的角度来看，研究对象的理解与同意必须摆在研究的优先位置上。因为我们试图去了解与诠释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生活似乎也会因研究者的分析而受到最大的影响。在下一章中，我将提出指导方针，以助于研究者在进行阶段四与阶段五的资料分析时，能够优先考量研究对象的生命经验与特殊用语。本章最后一节将澄清一些系统分析的概念。
行动的条件与社会系统
阶段一到阶段三强调的是社会整合，而阶段四与阶段五则强调系统整合，以及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之间的关系。
社会整合指的是在一个场地中，通过面对面互动而来的行动协调（coordination）（Giddens1979：74）。
系统整合指的是时空分隔的不同社会场地之间的行动协调（Giddens1979：74）。
在研究系统整合时，我们感到有兴趣的是，跨越时空的不同场地所发生的惯常行动如何产生协调，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跨时空的协调。社会的构成就是建立在这类协调（亦即系统整合）之上。“基础/上层结构模型”、“文化复制模型”、“符应原理”以及“文化回路模型”等理论都致力于解释系统整合。
系统整合涉及许多不同的因素，但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注意每个地点的行动条件而辨认出来。这些行动条件大致上可分为三类：
文化主题的分配
经济的关系
政治的关系
行动的文化条件
行动的文化条件就是资助或限制行动者行动意志的条件。所谓“意志”（volition）就好像是“自由意志”（freewill），指的是“促使身体采取动作的一种意志的作用”（Flew1979：370）。自由意志的概念非常微妙且容易引起争议。然而，就我们的理论而言，行动者有能力在行动期间监控及改变自己的行动。行动者也有能力通过彻底思考可能的行动与后果，以选择如何行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在行动前明确思考，不过我们的确在先于概念的察觉层次（PreconcePtuallevelsofawareness）上，监控自己的一连串行动，并不断加以调适。这就是我们所定义的“意志”，意志关系到我们如何根据价值、规范与欲求的自我认同等来监控行动。
意志本身依赖着文化结构而存在，因为监控行动的动机需要于内心采取立场。不过，行动者可以在采取立场时有所创新，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文化主题，也可以选择其他另类的文化主题。文化并不是完全决定行动，每个人所做的每个有意义的行动，通常都是重新建构既有的文化的结构，而且重建的同时还带有某种程度的创新。
文化是社会行动基本且必要的资源，但是文化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因为行动者只能在其文化所容许的范围内创新。不同的文化主题在社会上有着不同的分配情形，这就成为一种对行动的限制。文化主题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社会上某些行动者根本无从运用某些的文化主题，因此这些行动者就不可能表现出参照该文化主题的行动。
除此之外，在文化群体的活动当中，某些文化主题被复制的频率也会影响社会行动的限制或资源。行动者的行动比较倾向于参照广为运用的文化主题，而比较不会参照不常被复制的文化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