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重点
社会存有学与社会研究
“变数”与其存有学的预设
操作定义，为何不使用此种定义的原因TRUST计划简介，作为批判研究的范例规划研究主题
明确表达初始首要的价值取向
存有学的模式：社会场地（socialsites）、社会场景（socialsettings）、场域（locales）、社会系统（socialsystems）、社会整合（socialintegration）、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社会复制（socialreProduction）
批判质性研究的五个阶段
第一章末尾所列关于知识论的一些论题在本书后段会有后续讨论。要记得的是，“知识论”是一系列对于知识和如何正确有效获得知识的假定。本章较偏重存有学，而批判知识论的部分会从第四章开始继续讨论。
本章也会介绍笔者多年以前进行的质性研究“TRUST计划”。在本书中，我会以TRUST计划为范例，逐一解说田野方法（fieldmethod）与资料分析等主题。在本章中则是举TRUST计划为例，说明规划研究专题的初始首要步骤，同时也会讨论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最后我会以列举纲要的方式，提出实施质性研究的五个重要阶段。
社会存有学
第一章中曾约略提到“存有学”一词，在那儿我们知道了存有学乃是关于存在的理论（theoriesofexistence）。在这里我们给它下一个正式的定义：“在任何概念架构、理论或观念系统之下关于存在的假定”（Flew1979：256）。
在批判方法论中应用到的核心存有学，与知识论紧密结合。不同种类的有效宣称对应着多元的存有学范畴。每一类的有效性宣称都需要透过参照相对应的存有学范畴的明辨历程，以使个别有效性宣称得到良好的支持，从而变得更分明。第四章将会介绍更多关于这个核心的存有学，并详述批判知识论。
本章我们会专注于“衍生的存有学”（secondaryontology），是一种“社会存有学”，提供我们基本的概念架构，以了解社会研究的对象客体。事实上，每当有人思考社会客体、论题、群体或地点时，都会内隐地运用到社会存有学。换句话说，任何的社会研究都必须要先预设一些有关社会（存在或实在）的概念，然后研究才得以开始进行。
所有的社会研究都会运用到社会存有学，只是有些研究者可能并未意识到。社会存有学从属于完全缜密思虑的哲学存有学，根本上社会存有学必须由哲学存有学衍生而来，但我在本书并不在意这方面的连结：因为如果设法论述两者之间的从属与衍生关联的话，势必导致本书变得复杂难懂，这样的情形是我一直尝试加以避免的。
变数与存有学的预设
所有的研究设计都需要对社会实在与人类经验的特定加以某些预设，只不过这些预设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在量化研究中，其核心假设主要与“变数”的使用有关。我在Houston大学共事的博士班研究生，就有许多人的博士论文在量测诸如“工作满意度”、“态度”、“领导风格”及测验分数等。他们使用量表和问卷作为研究工具，以达到量测的目的；然后，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变数间的关系，例如：性别和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社经地位和测验分数、家庭型态和学习成就关系等。这类的研究大家都很熟悉了，毕竟社会科学期刊上都是这类的研究。
但是，什么是“变数”？使用变数的重点何在？所谓变数乃是从关于社会生活的主要假设抽象而来的概念。依照我的经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使用的变数都落在以下三个范畴中：
1.抽象自人类活动或表现而来的概念（例如：测验分数乃是由一般问题解决能力抽象得出的；最高的学习等第乃是从无数教育活动抽象得来的）。
2.抽象自人类经验而来的概念（例如：满意程度、孤独量表、焦虑量表等）。
3.抽象自影响人类表现和经验之条件而来的概念（例如：年龄、性别、工作环境和家庭型态等行动者意志以外的外在条件；态度、信念与价值等属于行为者意志的内在条件。行动的意志和条件容后再论）。
因此，隐含在变数之建立的根本假设不外乎以下三类：（1）社会行动；（2）人类经验；（3）社会行动与人类经验的条件。然而，量化的社会研究者在运用变数时，并没有掌握变数所根据之社会存有论基础。他们鲜少将他们的假设回溯到社会行为、人类经验和行为条件的理论，也就是抽象变数根源所在的社会存有学基础。
变数的问题
质性研究者避免使用“变数”，有些人甚至认为“变数”这个名词不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社会研究。部分原因在于变数乃是尝试概括许多不同社会脉络去量测行动、条件和经验。然而，我们知道社会行动和人类经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总是高度脉络化的；对于不同的社会脉络情形作普遍的推论乃是非常危险的。
更进一步来说，行动与经验的脉络背景是整体的，亦即整体性的脉络在本质上并不是一堆可解析而分离（discrete）的语汇，从而轻易可以被转译成相对应的“变数”。如果说，脉络是可以解析而分离的话，那么脉络的问题确实就可以简化为验证有多少变数在“交互作用”（interact）。有许多统计方法都已发展来探索变数间的交互关系，但是多数情形是，个别因素（factors）交互作用之模型却无法完整捕捉脉络的整体性（holisticquality）。本质上，因素并不是分离的（discrete），因此硬将因素解析分化为分离的概念，其结果便会大幅地扭曲我们对事实的理解。
我个人相信某些行动和某些条件的确是适用变数的建构与量化的研究方法。然而，研究者在从事这类行动和条件的研究时必须非常小心。良好的社会行动理论必须帮助确认哪些情形是适合建构变数，并且指出哪些程序是建构变数所应该遵循的。在一般的量化研究中，我却很少发现有这样谨慎而小心的考量。
另一方面，社会研究中使用变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变数必须是可以客观描述的，它才能够作为研究之用。何谓客观性（objectivity）将会在第四章明确定义，在这里暂且把它想成“可量测性”（measurability）与“可观察性”（observability）即可，无法观察就无法被量化。但是，所有的人类经验和多数的行动条件在本质上都不是客观的，这也是造成量化研究者必须使用操作型定义的原因。
操作型定义不过就是一种推论关系的建构，也就是一种“对应的规则”（maPPingrules）。这种对应的规则借由推论将客观/可量测的现象与非客观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予以规定，以作为社会因素或概念的操作型定义。例如态度调查，是透过自我陈述的调查工具（客观）将价值与信念（主观）赋予操作型定义。受试者接受态度调查者对于调查工具所作的客观回应，就被用来指涉非客观的信念、价值与情绪。因此，在态度调查中所使用的推论关系包含了一项假设：人们填答问卷时不会说谎；另一项假设则是人们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而能够正确地回答问卷。这些假设能否成立事实上都是大有问题的！虽说运用操作型定义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是再一次强调，一个良好的社会行动理论还是应该有助于形成比较完善的操作型定义。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检视社会研究客体的进路更为直接。质性研究不使用变数及操作型定义。在质性研究中，概念抽象化的工作大多是在现场实地的调查结束时进行，而非研究进行以前。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有相同的研究兴趣：
社会行动（及其形态）
主观经验
影响行动与经验的条件
由于质性研究探求事情的取向乃是相当直接的，所以其方法论的架构就更容易趋向于直接检视行动、经验与条件的本质。因此，我们质性研究者也就必须更明确地体认研究对象所依据的社会存有学基础。其实，量化研究也应该如此，只不过一般都未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量化研究者倾向使用“原因”和“依变项”等术语，但质性研究者却避免这些术语的原因之一。良好的社会行动理论和社会存有学会排除决定性（deterministic）的术语，其所构思的行动概念是绝对不同于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行动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conditioned），但不是完全被这些因素所决定（determined）。
研究设计的存有学模式
本章后面的篇幅将介绍基于社会理论的几个基础模式。这些理论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主要关注的论题如下：
以一种能够有效连结研究旨趣与分析方法的态度，建构出一些或多或少有助于观察社会现象的概念性工具，从而能够使得研究从提问、方法到分析的不同层次之间，相得益彰并开花结果。就此种观点而言，社会学理论并不是用来产生能够在经验上接受测试的假设，而只是提供从经验来探究社会结构与行动者的基础（Mouzelis1991：2）。
即便是为经验探究而提出研究的问题，提问的本身其实就已经要对社会生活的基本特性作出一些假设。社会理论提供一套社会存有学的模式，不但让研究得以进行，而且这套模式也能够经由经验的发现进一步加以修改而更趋完善。
我已经解释过，虽然量化研究应该采用这些模式，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做到。我很希望我能够说，相比之下，所有的质性研究都采用了这些模式，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据我所知，在众多质性研究和质性方法论的书籍中，除了人类学领域之外，仍然未能有效地建构属于各自领域的社会理论模式基础。其中，在社会学和教育研究领域，批判质性研究者显然是最擅长说明他们的社会存有学（请参阅Silverman1985；Hammersly1989）。事实上，好的批判质性研究有助于修正存有学模式。研究结果的一部分已是改善过的一些如社会结构、权力、文化、主体性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正是每个研究计划一开始就想追求的。
我无意在此讨论每个有关的模式，也不会把所有相关的话题一网打尽彻底讲完。只不过在我们深入探索社会理论的相关论题以前，我们还是必须先对批判知识论有更多的了解。但在介绍批判知识论之前，我将先介绍一些对于研究设计而言非常重要的社会理论概念。
我相信举例说明是介绍这些模式最好的方法，所以在本章及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提供自己多年前的研究为范例，示范介绍方法论的原理与运用，并分享我的研究发现。
TRUST计划
多年以前，我的一位学生，我们姑且称他为Robert（本书中所有人物、学校、计划等名称都是化名），请我评鉴他所设计的一个计划。他是WestForest小学的副校长，那是位于Houston低收入社区的一所学校。他向我解释：“我们学校在纪律上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学生流动率居高不下。”
我替Robert设计实施的评鉴，运用到许多我想在本书中介绍的原理，从最初的研究设计到最后研究报告的撰写，我所使用的原理与程序适用于任何的质性研究计划，包括那些仅使用访谈方式探究主体性的研究，以及仅分析媒体资料或关注其他非教育场域的社会研究。因此，无论你本身的研究兴趣为何，TRUST计划都能提供值得参考的资讯，足以作为范例说明研究方法的概念，并且几乎普遍适用于任何你心中可能想到的研究主题。
学生“流动率”高乃是Robert的学校所受到的困扰，此现象凸显Houston地区学校学生搬迁频繁的特性。Robert所指的是，在一个学期当中会有学生家庭从一个学区搬到另一个学区。这样的情形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Houston是很常见的，因为油价的重挫造成Houston的人口剧烈迁移变动，造成数以千计的专业人士和白人劳工失业并离开Houston；房地产净值大幅下滑，房租也跌至历史低点。贫穷的家庭，其中许多为非裔美国人或中南美裔美国人，开始搬进原本设计给有钱人的公寓，当他们失业而连低廉的房租也无法负担时又迁移到别处。我到现在仍记得我第一次造访的一个Houston的“贫民区”（从前我会称之为“豪华公寓”），这个“贫民区”有好几个游泳池，到处种满了棕榈树，而且每户都安装有微波炉。但是，当趋前检视时，就会发现其实每样设施的可用程度欠佳，不是需要重新油漆粉刷，就是需要大幅翻修。
像WestForest这样的学校，在过去好几年里原本学生都是来自白人中产阶级或更优渥的家庭。后来突然之间却出现许多来自穷困弱势家庭的学生，甚至有些新学生入学未满一学期，就在学期中转学了。这样的转变造成了学校非常大的困扰。正如Robert所说：
去年本校学生的流动率高达107%，学生不断来来去去，很难维持正常教学进度或是建立班级管理常规。因此，我的构想是将每班问题最严重的学生挑出来，集中教导他们解决冲突的技巧，让正常班级的教师能够有机会重新建立班级常规管理其他学生。而这些有问题的学生只有在社会技能学习有明显进步时，才得以回到原来的班级，这能够提升这些学生的自尊。我称这个计划为“TRUST计划”。
当我听到Robert谈起TRUST计划时，我想到的是文献资料上看过类似的学校筛选计划。这些恶名昭彰的计划挑选出弱势或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往后的求学生涯中将背负着坏学生的标签，而通常这些计划都有个动听的名称及崇高的目标，在形式上是为了帮助学校中适应不良的学生，但是实际上却成为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控制这些问题学生的工具。我希望能够查明这个TRUST是否如同其他的筛选计划。我的评鉴研究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关于这类筛选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与修正我们对于权力、文化、身份认同及社会复制的理解。
形塑质性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