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划分坊郭户等的记载在真宗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天禧三年（1019年）均定河南府“坊郭居民等第”，周宝珠先生认为这是划分坊郭家庭户等的开始，日本学者柳田节子则认为城市户等制至迟在仁宗时期就已经存在。可以肯定的是，有关坊郭户等的记载是从仁宗年间多起来的。据范仲淹说，开始的时候规定是“每五年一造城郭等第簿”，庆历年间听从他的建议改为“三年便造簿，重定等第”。南宋的方法是“三年一造坊郭十等，乡村五等，以农隙时当官供通，自相推排，对旧簿批注升降”。是与乡村家庭的五等户划分一样，也是三年（逢闰年）一重排。
宋代坊郭家庭的户口统计也分主户、客户两类而记，但坊郭户等是只划主户家庭（像乡村那样），还是划分全体坊郭民户，抑或主客户家庭分别划分户等，不见有统一的规定，各地的具体执行情况也不一样。欧阳修说他在河东路所见到的情况是，“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辽州最小，县郭浮客尽充等第”。并且说“当定户时，系其官吏能否，有只将堪任差配人户定为十等者，有将城邑之民不问贫穷孤老尽充十等者，有只将主户为十等者，有并客户亦定十等者”。可能是由各地根据差科需要确定划分范围。据有关记载来看，只划分主户家庭为十等的地方比较多。
坊郭户的含义是市民家庭，包括商贾、手工业者和城内其他的居民家庭，并且按城郭的级别大小，分为州坊郭、县坊郭和镇（寨）坊郭。当然，都城更要划分。另外，州县城门外的草市（后来称为“关”的地方）也是城郭的组成部分，住在这里的工商业者的家庭是否也归入坊郭户一并划分，未见明确记载。
编排坊郭户等的程序，据《宋会要》的记载和有关将坊郭户等和乡村户等一并科差的记载来看，与划分乡村五等户相同。坊亦称坊场，是居民区；市即市场，是工商业区。工商业者自己按行业划分为若干“行”，各行行头总揽行会事务，如同乡村的里正，遇有科差的时候行头按各家的户等高下安排“鳞差”。据此推想，制定户等的时候也要通过行头。由定户等的时候“官吏入人家，打量间架，搜索有无，下至抄及卖饼菜之家”，可知官府届时是要派官吏与行头一并划等的。
坊郭户等的划分依据各家的资产，与划分乡村五等户的不同之处在于，划定坊郭户等与各家的人丁多少无关。坊郭家庭的资产可分为不动产和动产两大类。
不动产主要是房舍和铺店。韩琦说“河北诸州当榷盐之初，以官盐散坊郭主客户，令纳见钱主户尚能随屋税纳官”，所说屋税即房产税。吕陶说：“惟务定得坊郭钱多为劳效，州县承望风旨，不问虚实及有无营运，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值，一概定坊郭等第。”漆侠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已指出，坊郭主客户划分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家庭有没有自己的房产，漆先生说：“如果说乡村客户以下无立锥之地为标志，那么，坊郭客户则以上无片瓦为其特征。”细绎之，房产似含地皮在内，“坊郭基地以三等均数计其物力”，因为城内工商业区“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不可不计在内。徽宗颁布《方田令》的时候附带规定：“诸州县寨镇内屋税，据紧慢十等均定，并作见钱”，就是指的与乡村丈量地亩、评定地等的时候一样，要按房宅的数量和质量（在“冲要”处还是“闲慢”处）划分等级。
动产即物力、营运钱、房店钱、活业钱、家业钱等，指各家经营的商品、手工业者的工具、市民的财产，类似乡村民户的浮财。具体统计的时候也是将各种物品折价，以各家的钱贯总数比较高下，如《永乐大典》所录《中书备对》载元丰年间“坊郭亦以家业纽贯百均定等第”，纽即折合、总计之意。庆元年间“上户浮财、物力、营运有至数千贯者，坊郭尤多”，“坊郭等户率是浮财物力多而田产物力少”，即说坊郭家庭中通常是动产多，不动产少。由此可知，动产也包括坊郭户的田产在内，因为他们尽管在城市里做营生，在城市居住，不少家庭在乡下也有田产，所以计算坊郭家庭的资产的时候田亩是不可忽视的方面，也归入“动产”之类了。
2.坊郭户等制度的作用范围
坊郭家庭的资产税是屋税和地税。屋税也称为宅税，咸平三年（1000年）潘美在湖南“计屋，每间输绢丈三尺，谓之屋税”；开德府“屋税曾经元丰年方量，裁定十等税钱”，都是按各家房屋的间数和质量征税。地税即宅基税，也称为地基钱，由官府丈量各家的居住面积，据之定税。房屋地基是坊郭家庭的主要资产，计算户等的时候要折合为钱，作为重要依据；但是征屋税和地税的时候却经常不按户等，而是按实有数目征收。与户等相关联的主要是坊郭家庭的其他方面的杂派徭役。
夫役。普通夫役在开始的时候主要由乡村农民家庭充任，大约在熙宁年间开始推及坊郭家庭。后来经常征发坊郭家庭的丁夫做工匠，各州县修城防也经常“劝谕在城中上丁人户各出丁夫”。元丰年间修黄河大堤，河阴县“坊郭差至第十等”，所有的家庭都差发了；河东路派民夫随军充杂役，“坊郭上户有差夫至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愿出驴者每三驴强当五夫，每五驴别差一夫驱喝。一夫雇值约三十千，一驴约八千”，可见坊郭家庭的夫役中亲身应役的机会并不多（一户人再多也不可能供差四百夫），官府主要是借此名目征收他们的役钱。按照这个标准，上户家庭仅这一项就要出1200缗。宋代坊郭户等的划分不计各家的人丁，所以夫役只是个名义，出役钱才是其实。特别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将役钱普遍推广到坊郭家庭中，由于原来坊郭家庭不服徭役，所以专门下令让他们出“助役钱”，数量为乡村相应等级的家庭的一半。吕陶给皇帝上疏，说成都梓州地区“自来只于人户田产税钱上依等第差役，熙宁初施行役法，别定坊郭十等人户出营运钱以助免役之费”。开始只让第五等以上家庭缴纳助役钱，“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但在实际执行中多是普遍摊派。
差役。即运守官物的衙前之类。神宗以前原则上差役只在乡村中差派，孙升说“差役之法行于乡村而不及城郭，非不知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人苦也，夫平居之时，使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尽量不差及。其实，差及坊郭家庭的现象在神宗之前也是常有的，仁宗天圣年间河北路差派坊郭上户掌管公用宅库，也有因为垫赔而破产的家庭，所以诏令河北诸州“毋得以坊郭上等户补衙前、军将、承引、客司”，但治平年间司马光明确建议“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纲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神宗熙宁年间实行免役法，规定坊郭家庭纳“助役钱”，尽管较之乡村农民家庭已经减半，却等于把坊郭家庭的差役负担长期化、固定化了。
职役。即管理坊郭民户的基层头目，类似乡间的里正。坊郭家庭中的居民组织形式与户等的关系不明确，行会组织中的行头尽管有上承下达的责任，却是由本行公推的，不一定是按户等高下轮流担任。负责收河津关卡商税的栏头，自大中祥符年间就规定“于第五等税户差”，由坊郭家庭中征派。南宋初年给金人送纳绢帛需用担夫，也从坊郭家庭中征派，“保头管夫十名，队头五名，以本坊之殷实者为之”，保头、队头之类就属于职役兼差役性质。组织坊郭家庭出人“巡社”，维系治安，“凡坊郭产钱千缗并出一夫”，这也与乡村保丁相似。据坊郭家庭的资产差派，大概也是按户等差派。
科配。亦称科索，是强制性地让坊郭民户家庭与官府交易某种物品，以不等价交换来攫取各家的财物，“和买，其实于坊郭户上均配”就是这个意思。“坊郭人户常有科配之劳”，刘挚说“坊郭十等户自来已是承应官中配买之物，及饥馑、盗贼、河防、城垒，缓急科率，郡县赖之”。坊郭家庭这方面的负担是经常性的。韩琦说河北地区曾经把官库的绢帛“配卖与诸州军坊郭等第人户，每一匹估钱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以来，限半年纳钱。尚犹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者”。这是地方上自己作主干的，有的时候中央还下令各地这样做，《宋史》卷175《食货志》布帛篇载崇宁年间预买绢帛，“令所产州县乡民及坊郭户并准资力高下差等均给”，“坊郭户预买有家至千匹或四五百匹者”。坊郭家庭的这种“配摊”越到后来越多。
预买绢帛。即官府预先支钱给民户，令各家织成绢以后连本带息折成绢帛归还官府，之所以科配，原因就在于不等价，使坊郭家庭吃亏。大观年间兴仁府坊郭户万延嗣“家业一十四万二千贯，岁均（科买）一千余匹。虽延嗣一户俵买数多，又缘本人物力出等，一路为最”，尽管徽宗特别恩准减其半数，但仍然显得太多。有的时候科配成了赤裸裸的掠取，“潘原县郭下丝绢行人十余家，每家配借钱七十贯文”；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开封肉行徐中正说，“屠户中下户二十六户，每年共出免行钱六百贯赴官，更不供处肉。今据众行人议，定到下项：中户一十三户，其出钱四百贯文，一年十二月份，乞逐月送纳，每户纳钱二贯七十文。下户十三户共出钱二百贯文，一年十二月份，乞逐月送纳，每户纳钱一贯二百九十文”，这是由“供肉”杂派演变来的科索。并且，科配不像屋税那样有定额，经常是任意诛求，欧阳修说河东路在庆历年间为了筹军资，在宁化军坊郭家庭中按主客十等配银三百两，枷棒催驱方才收齐，次年又配一千两，却怎么也收不上来了。真宗年间曾下令“等第分配坊郭之民籴买刍粟”；徽宗仍然让“逐等第都计家业钱纽算，每家业钱几文合籴多少石斗”；甚至诸宫院所需的物品也“各仰行人等第，给限供纳”。绍兴初年由于“大军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调度不继”，让各州县出卖户帖，“立定价钱，应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千，乡村五等户、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买到户帖的家庭就可以免除徭役了。这类科配对坊郭家庭的危害往往比对乡村更为严重。
盐钱。官府收盐后抑配给各家各户，以此与盐商争利，称为榷盐。无论乡村还是坊郭，所有的家庭都要买官府的盐，后来干脆改为直接征收盐钱了，政和二年（1112年）河北东路提举常平司奏：“诸州县寨镇内屋税据紧慢十等均定亦分十等均出盐税钱委是上轻下重不均，今相度州县城郭屋税若于十等内据紧慢每等各分为正次二项，令人户均出盐税钱，委是上下轻重均平。别不增损官额，亦不碍旧来坊郭十等之法。”这是专门为收盐钱而划的二十等户；海南岛四州军“乡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买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广南西路雷州“州郭每年主户第一等食盐八十四斤，第二等六十斤，第三等四十八斤，第四等三十六斤，客户每年食盐一十八斤。每斤钱三十文”；钦州则“作三等出给历头，每月上户买盐三斤，中户二斤，下户一斤半”。本来作为一个家庭无论贫富都需要同量的盐，之所以要按各家的户等高下来规定买盐的多少，显然是为了用这个名义有差别地征收盐钱。
酒钱。榷酒也演变为让民户纳酒钱了，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居民不满数十，岁入酒税达两千缗，征收的办法是“于镇户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纳钱，一户或四五十文，或三二十文，或七八文，以是为月解”，即不论坊郭家庭是否需要、是否会饮酒，都要按户等高下纳规定的酒钱。养马。保马法一直在城乡普遍实行，有时候按资产数，更多的是按各家的户等分派。仁宗庆历年间诏令“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每户养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官买”。不仅州县，连“其镇坊郭依县坊郭例”养马。养马一般主要是坊郭上户家庭负担，因为存在一个购买与饲养能力的问题。尽管名义上是自愿，并且可以免本户的其他徭役，但由官府的规定来看，实际上是带有强制性的。
借贷。仿照乡村的青苗借贷之法，官府规定，坊郭家庭可以“依乡村青苗例支借”钱粮，但必须是“坊郭人户实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者，要考虑借贷者的资产状况及偿还能力。所谓“依乡村青苗例”，也就是按各家的户等高下定借贷的数量，户等高的家庭借贷多，低者借贷少，已如前述。
以上八项是经常按坊郭家庭的户等高下征派的项目。此外，临时性的摊派也经常借助户等，如庆历八年（1048年）京东、河北灾荒，入冬以后流民无处藏身，富弼建议让坊郭人家庭按户等高下腾让住房，第一等五间，二等三间，三等两间，四等五等一间，以供流民暂住。可以说，坊郭户等的作用与乡村户等一样，也是很广泛的。
宋代坊郭户等制的有关规定比较完善，实行得很普遍，作用相当广泛，这也是前代所没有过的现象。
在宋代的城镇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坊郭户等概念也被经常使用。如耐得翁《都城纪胜》说临安城天街的“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6说熙宁年间开封十余家大茶商垄断市场，外地茶商来后只能通过贿赂大茶商，“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如此等等，可以说坊郭户等制的完善化是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征。
以上考察的主要是集中居住在城镇中的工商业者家庭。严格地说，坊郭家庭还应该包括居住在城外的冶户、糖户、盐户等等非农业性的专业户家庭。这些专业户家庭与乡村农民家庭、坊郭家庭一样也分为主户客户，并且按实际生产能力登录入籍，纳税服役。冶户按冶炉大小分三等纳钱，高炉岁输3117文省，平炉1950文省，小炉1300文省。一般说来，有一座小炉即可达到乡村三等户的收入标准，有一两瓮糖霜的糖户则相当于乡村四等民户，有十瓮即相当于上户家庭了。但是这些专业户家庭都不见有明确的户等划分记载。据一些零散资料推测，似乎也划有户等，如“吏市茶，求以多赢为最，常数倍取之，下户益困”；亭户支请本钱的时候“，上等亭户一状有请数千贯者”；“下户有盐在官，积欠本钱不可胜数”。杨时说茶课征派的时候“上户有敷及数十引者，一引陪费无虑十数千”，但具体如何划分还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