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网络时代的国际环境中，任何国家和地区如果想脱离全球化的大环境，闭关自守，独处一隅，再想过自耕自作的田园生活，完全是信息时代的乌托邦。已经打开大门的中国，充满自信地敞开胸怀，主动投入到全球化进程中。
那么，网络传播将给中国的文化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迎接文化网络化，以更积极的态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这正是我们研究网络传播与文化关系的主要目的。
7.1中国文化对文化全球化的认同
对中国本土文化而言，文化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双重过程：一方面是外部世界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本土文化加入世界文化的大合唱，亦即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这两方面构成了外来文化尤其是作为其主体部分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不仅导致了本土文化的重构，而且也导致了本土文化对自己民族身份、民族同一性以及文化传统的自觉和反思；它既表现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融合，也表现为两种文化的相互摩擦和碰撞。
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不自觉甚至是强迫到自觉的吸收，吸取其精华。这一不断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吸收外来文化，吸取其精华的标志，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他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大搞帝制复辟。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搞所谓的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更是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
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但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
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新文化的倡导者积极地从外来文化中吸取优秀精华，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全新内容。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最伟大之处就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球，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幻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的炮声，使处于绝望和彷徨中的中国人民终于听到振奋人心的国际歌声；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全新含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变。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但伟大真理的力量，最终使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就是对科学和民主精神继承和发展的最好的例证。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这里，毛泽东对从五四运动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作了概括，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所谓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其次，“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而且吸收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有“民族的特点”，“民族的形式”。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加以继承发扬，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尊重自己的历史，“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从而是民主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在这个基本纲领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明确指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而其根本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
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无疑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1.文化认同的曲折道路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互动过程和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特殊语境相结合，使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众多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思潮，则是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回顾20年以来的历史，这种反思大致可以把80年代与90年代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在80年代“文化热”中，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有“儒学复兴”论、“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造”论等思潮，“文化热”的主思潮则是扬西贬中，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批判传统文化，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风气骤然大变，90年代的学人，不仅改变了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同时也改换了知识谱系。其集中表现则是90年代的中国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破门而出，如今似乎呈蔚然壮观之势，它不仅是一种情绪或意向，而且有学理，有论证，还有自己鲜明的旗帜主张。
海内外比较有影响的反西化思潮大致归纳为三种流派：一是后殖民文化批评。这派理论受到近年来大红大紫的塞义德思想的启发，从文化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话语，判定它们无非是西方“东方主义”在中国的内在化，他们断然宣布现代性在中国应该终结了，必然代之以具有本土意识的“中华性”。
二是海外新左派。他们以西方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新进化论”等为理论，主张“第二次思想解放”，也就是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在中国通过“新集体主义”等多种制度创新，实践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分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是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该学派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若干理论为依据，向历史提出挑战。认为近代以来由西方文明主宰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武器优胜者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将给人类带来不可纠错的核灾难，“西方文明”的不文明性质注定了其不能拯救世界。而中国文明内在的具有和平、伦理的性质，它将成为拯救世界于核灾难的惟一希望。
80年代的“扬西贬中”思潮和90年代“反西化”思潮，都有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深刻动因，对此，学者已作了多角度的分析。
这里只想从文化全球化的视角对这两种思潮作一定的探讨。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看，无论是“扬西贬中”思潮，还是“反西化”思潮，都可视为中国本土文化面临外部世界挑战时的一种回应方式，是摆脱文化认同危机以及寻找中国现代化出路的一种尝试。当然，两种思潮也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外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延续。
“扬西贬中”思潮，从学理上看，这一思潮无疑是“五四”激烈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延续。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改革开放以来，当人们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放眼世界时，更多看到的是发达国家较高的物质文明以及令人眼花的商品世界。由于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而在人们心理中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中国当代激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急起直追的愿望。
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一个经济上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或国家被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或国家当作学习、仿效的对象时，前者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容易成为后者的采用和随从对象。我们可以借用心理学的光环效应这一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
所谓光环效应，是指在印象形成过程中有明显的个人主观判断作用，由这一特点推断出其他特点，认为有一种好的特点，其他所有特点都是好的，或者相反。
这种个人主观推断，在印象形成中具有泛化、扩张和定势的作用。光环效应实际上就是个人主观推断的泛化、扩张和定势的结果。
人们对于外来文化的仿效，也会受光环效应的作用，即当他们形成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文明水平较高的刻板印象后，这种印象也会泛化，扩张到该国的文化领域。对他国物质文明较高发展水平的认同，会连带造成对他国文化的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参照系下80年代“文化热”中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或“扬西贬中”思潮兴起的原因。
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待“扬西贬中”思潮，另外一点也值得注意。对外开放以来，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无疑表现在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
从全球化视角分析中国90年代“反西化”思潮，值得注意的内容是，全球化很明显地表现为西方现代性扩张的过程，面对这种扩张过程，人们如何保护民族性和主体意识？也就是说如何保持民族认同。这显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西方文化的扩张，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觉。
从全球化视角分析中国90年代“反西化”思潮，还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上的成功往往会导致亨廷顿所说的针对外部世界的本土文化的“自我伸张”，即对外来文化的疏离和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在前文分析“扬西贬中”思潮时，我们曾运用了心理学上的光环效应，这一理论同样也在相反的意义上用以分析90年代的“反西化”思潮。在这里，光环效应意味着当人们形成了本民族和国家物质文明较高发展水平的刻板印象后，这种印象也会泛化、扩张到本国本民族文化的领域。本国本民族经济上的成功会连带造成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认同以及对外来文化的疏离。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扬西贬中”一概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张，还是反对西方文化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都可视为文化全球化语境中不同的文化认同方式。
但是，两种思潮均未能跳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认同困境。如果说人们总是难以跳出传统掌心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显然也是难以凭人们的主观愿望而一概加以否定的。
如果中国以现代化为目标，而无可否认现代化和现代性又最早发源并普及于西方，那么对西方文化的抗拒和排斥显然也是不足取的。
在这种语境下，学者许纪霖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应该是一种建构性认同方式，即不是静态地对历史或现实的文化价值的认定，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参与的、建构的方式，通过对什么是好的、共同体文化的开放性的讨论，比较各种文化价值的意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中西文化的融合之路尽管曲折，但是发展态势必然是走向融合，冲突和侵略没有出路，只有各取所长，将中西文化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世界文化才会变得更加科学、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