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台湾当代文坛上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琼瑶的创作以广泛的大众传播效应，伴随着无数少男少女走过了青春的岁月。作为过去年代里的一种文化图腾，琼瑶小说不仅建构了台湾言情小说的发展历史，也见证着文坛有关通俗文学批评观的几度沉浮。把琼瑶放在走向大众文化时代的台湾背景下来观察，她的作品又负载了大众阅读心理、女性通俗文化乃至某些社会生活变动的象征意义。由此看来，解读琼瑶，并非一种单纯的文本意义。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琼瑶，1949年随全家迁台，毕业于台北二女中，16岁时在台湾《晨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云影》。高中时代因为与自己的国文老师恋爱，引起了周围环境的轩然大波。19岁大专联考落榜，于是专心致力写作。之后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困境中仍不改文学初衷。1963年，24岁的琼瑶以长篇处女作《窗外》崭露头角，并开始了与皇冠杂志社社长平鑫涛的长期合作关系。1975年，相知相爱达16年之久的琼瑶和平鑫涛，有情人终成眷属。琼瑶说：“我这一生已经把人家几辈子都过了。我在生活、爱情及婚姻上遭遇那么多，我才会有这么多可写。人有一种潜意识的发泄心理，有人用写日记来发泄，我却发泄在写作上。”基于此，琼瑶一共出版了64部小说，又据以改编了50部电影和600多小时的电视剧，写了200多首歌曲，成为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其作品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在台湾、大陆、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拥有众多的读者群。
解读琼瑶，首先应该注意到她的文学观。以创作动机而论，当初吸引琼瑶去写作的是一股无法抗拒的狂热，而非社会使命。她认为：”一个作家写作，并不一定负有社会使命。我写小说很少考虑到会有什么社会影响，我只是以我的手写我的心、我的感受，只要是人类有的感受：爱情、亲情、友情、仇恨我都写。”至于“评论界的褒贬我并不在乎，我只要读者，越多越好”。“我爱我的读者，我为他们而写。”琼瑶自知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并不在意她的作品能不能永恒，至于时间是否把她的作品淘汰，她以坦然态度相对。琼瑶很欣赏香港科幻小说家倪匡说过的一句活：“人不要追求永恒，因为人太渺小了，永恒的是日、月、星。”这种创作宗旨，使琼瑶既不8担负“文以载道”的责任，也不去追求作品永恒的意义，能够为读者写作，并拥有众多喜爱自己作品的读者，就成为她最大的成功和幸福。从人生态度和美学追求来看，琼瑶多情易感、浪漫梦幻的气质与情感方式中，蕴含了一种对美的与生俱来的敏感，生活把她造就成一个“惟美是求”的作家。琼瑶说：“我永远带着一份浪漫的情怀，去看我周围的事与物。我美化一切我能美化的东西，更能美化感情。无论亲情、友情、爱情，我全部加以美化，而且很迷信我所美化的感情。”作为一个整天生活在“云里雾里”的标准梦想家，琼瑶编织小说，编织故事，自己也生活在小说和故事里。琼瑶深知扬善惩恶、凸显美隐藏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欢乐和希望，她想通过笔下那些被美化的感情故事，来传达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企盼，对美的偏爱和渴求。对于琼瑶这样一种生长在通俗文学领域的作家，我们应该注意从她的创作理念出发，去寻找属于她的大众的、言情的、惟美的、梦幻的文学路线。
以1963年出版长篇处女作《窗外》为标志，琼瑶正式加盟言情小说创作队伍。从《窗外》到1971年出版的《白狐》、《心灵》，构成琼瑶60年代的早期创作。这期间的作品着眼于爱情与外在社会势力的冲突，而后者常常以家庭和父母亲为代表。女性抵不过命运的压力，爱情最后以悲剧而告终。作者笔下的小说世界往往是她本人过去大陆经验的再现，作品中的人物填词、作诗、绘画，颇具中国文人气质，也挣扎于家庭束缚与爱情追求的两难人生境地。
70年代，琼瑶进入了中期创作阶段，从第18本小说《海鸥飞处》（1972年），到第37本小说《燃烧吧！火鸟》（1981年），琼瑶着重处理亲情与爱情的对立、冲突与统合。她笔下的小说背景开始呈现出一个雏形的、自给自足的台湾社会，书中的年轻一代都生长于台湾，他们不再身披历史的烟尘，也不象先前人物那样背负着回忆与怀乡的重担，而是在琼瑶所提供的70年代新兴的台北中产阶级的梦境中，品尝着生活富足、精神愉悦、亲情与爱情皆为2满的人生理想。
从第38本小说《昨夜之灯》（1982年），到第53本小说《还珠格格》（1997年），它构成了琼瑶的后期创作阶段。进入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在文学多元化的背景下，琼瑶小说的内容脱离了70年代的故事模式，其笔下的爱情、婚姻和亲情都出现了危机及问题。如何表现这种变迁中的都市男女爱情观，就成为琼瑶处理当代爱情生活题材的侧重点。但这种努力由于笔力不逮，也因为当年造成琼瑶笔下爱情悲剧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琼瑶以不变应万变的爱情模式便遭遇了某种尴尬，故这时期的现代爱情生活作品，并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另一部分演绎清宫生活的小说，如《新月格格》、《还珠格格》等，则借民间传说虚拟历史，更着重于作品的言情趣味。综观琼瑶的文学历程，她的创作不仅时间跨度大，作品数量多，其言情小说的形态与模式，其创作与所处时代以及阅读大众的互动，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台湾当代言情小说的历史。
琼瑶小说的核心，是以女性的梦幻与理想，编织成人世界里的爱情童活。围绕“言情”而生发出来的人物形象、情节模式、世间情态以及审美风格，构筑成琼瑶笔下林林总总的爱情世界。言情的魅力，曾使琼瑶作品在大众读者心中产生共鸣与愉悦，并造就了琼瑶的成功。琼瑶也以自己鲜明的创作特征，提供了大众文化时代颇具代表性的言情小说类型。琼瑶对于笔下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在传统的痴情中融进现代的思想观念，并注重突出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意向。其基本价值取向，是追求真情流泻的爱，忠贞不渝的爱，有文化有教养有道德的爱。她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个性解放以及家庭的民主和谐，这对于挣脱封建道德传统的束缚具有进步意义。琼瑶作品中那些理想化了的男女主人公身份，多是作家、画家、音乐家、医生、编辑、记者、教师、工程师、经理、中级职1、护士、大中学生，等等。作为社会转型期日益活跃的中产阶层，他们虽然不一定是社会改革的先锋人物，却是追求人生前程、多才多艺的青年才俊。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设计虽然不乏时代的特征，但琼瑶没有让笔下人物面对广阔的社会生活而行动，而是让他们主要生活在爱情的世界里。由爱而凸显人物的个性色彩，由爱而引发人物的命运沉浮，由爱而扭结复杂的人际纠葛，爱情成为人生至高无上的主宰。所有的男女主人公，无论身份、地位、性格有何差异，他们都走不出爱的王国。透过琼瑶笔下的三种爱情人物设计，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作者的爱情观、女性观与人生观。
其一，充满现代感的苦恋式情人，集中体现了琼瑶式的爱情理想与浪漫情怀。这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作者青年时代的感情投影和人格意向，他们多是痴情而带有理想色彩的现代都市男女，为了追求爱情，历经磨难痴心不改，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战争、烽火、时间、空间割不断情，地位、金钱、门第阻止不了爱，生命的残疾、年龄的悬殊、境遇的落魄、长辈的干涉也改变不了爱，爱的王国里到处有痴情男女的身影。一如那个不顾世俗流言和重重阻力，情8跟着老师康南浪迹天涯的雁容（《窗外》）；为了丈夫能够浪子回头，不惜忍辱负重、痴情等待的杜小双（《在水一方》。“爱到深处无9尤”，“问一问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反复出现的旨在点题的诗句，正是苦恋式情人形象的写照。
其二，介于叛逆与传统之间的人物，真实地反映了琼瑶和同时代人在新旧价值观念激烈碰撞社会里的两难选择。琼瑶谈到：”在我的身体和思想里，一直有两个不同的我。一个我充满了叛逆性，一个我充满了传统性。叛逆的那个我，热情奔放，浪漫幻想。传统的那个我保守矜持，尊重礼教。”作者这种精神矛盾与双重性格，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她对笔下人物的理解和处理。琼瑶作品中的爱情男女，在与世俗偏见冲突的时候，往往从叛逆的形象开始，以传统的皈依者而终结。作者钟爱的许多女性，在追求美好爱情的奋斗中，都能做到不卑不亢，独立自强；一旦得到爱的归宿，就会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把生命的理想终结在婚姻的句号上，《一帘幽梦》中少女紫菱所走的人生路线，即是如此。当年的紫菱，是以叛逆少女的勇气，顶着世俗偏见和传统压力，与离婚男子费云帆走到了一起；然而进入婚姻的堡垒，紫菱的性格锋芒便开始消失，她靠一个男人实现了爱情梦，也在一个男人的怀抱里终结了人生理想。无论最初她如何地奔放、叛逆，最终还是回到闺房，去守着自己苦斗来的如意郎君，重蹈传统生活的覆辙。
另一部小说《浪花》，则深刻地表现了社会新旧价值观念撞击下的琼瑶人物的矛盾性格。女画家秦雨秋太沉迷于梦想、自由和绘画，太崇尚真实、独立与叛逆，所以她总不被世俗社会所容忍。在家庭生活中，她被视作不称职的妻子，并由此导致离婚；在社会天地里，她又被认为是“出格”的画家，而不为流行时尚与平庸画界所接受。雨秋一直以会思想的画对生命挑战，以叛徒的形象同社会作战。与“云涛画廊”经理贺俊之的相遇，使两颗寻寻觅觅的灵魂发生强烈共鸣。然而，他们苦苦追求的这段感情生活，却敌不过传统秩序的樊篱。俊之抛不掉已经属于他的婚姻、子女和家庭，雨秋也面临着是与非、道德与传统、畸恋与反叛的种种社会压力和心理困扰，最后她以独自离台、浪迹天涯的选择宣告了叛逆的终结，从而完成了“又西方，又东方；又现代，又古典；又反叛，又传统——一个集矛盾于大成的人物”形象。
其三，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形象，提供了琼瑶小说最常见的人物模式。作品中的灰姑娘，皆为辗转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她们或因生计所迫做了歌女和舞女，或因失去双亲寄人篱下，或因家境窘困艰难谋生，虽然身世境遇有异，人生命运却颇为相似。一则她们都有姣好的容貌和清纯的气质，充满女性魅力；二则她们都不乏独立奋斗的精神，有一种令人心仪的人格美；三则她们都以传奇般的爱情经历，改变了整个人生。如同《庭院深深》中章含烟的爱情传奇那样，从晒茶场上柔弱无依的小女工，到办公室里聪慧灵秀的女秘书，再到柏沛文老板“含烟山庄”的女主人，含烟人生的三级跳，完成的是一个灰姑娘梦幻般的童话故事。
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人物模式，讲述的是成人世界里的“现代童话”，其核心是对爱情传奇的建构。一方面，它反映了人们渴望生命传奇的浪漫心理，表现了人们对平淡无奇生涯的排拒，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女性对于婚姻改变人生的期待。另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爱情传奇，琼瑶没忘记故事发生的年代，她特别突出了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生活背景的巨大反差，强调了独立奋斗、追求自身价值的人格力量与门第、家世、金钱、世俗偏见的尖锐对立，由此张扬了一种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这就在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童话的古老框架中，融进了现代社会具有进步意义的精神内容，而不再停留于以往那种贫与富、善与恶对立的单纯童话模式上。
围绕笔下性格各异的爱情男女，琼瑶呈现出情天恨海中聚散两依依的人间情态，让爱情的故事在地老天荒中不断重演。从青年的、中年的到老年的，各种年龄段的爱情生活各具特色；从指腹为婚到自由恋爱，传统的、过渡的、现代的爱情形态一应包含；从青春恋、师生恋、黄昏恋，到报复恋，婚外恋、三角恋乃至多角恋，不同的爱情方式色彩纷呈；从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受西化之风影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时代的爱情风貌皆有展示。以琼瑶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6种爱情形态来看，在理想梦幻型、一见钟情型、青梅竹马型、爱情残缺型、性格互补型、三角恋爱型等诸种爱情模式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世间情态的典型写照与艺术描摹，也从中感受到琼瑶对爱情自身命题的苦苦思索，以及她对爱情心理模式的独到发现。
琼瑶对言情小说的艺术经营，首先表现在情节模式的建构上。一元化的人物和多元化的三角关系，是琼瑶小说的基本模式。琼瑶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身世、地位、命运可能不同，但其教养、个性、人生追求基本一致，呈现出爱情角色的定型化。让这些极富文艺色彩和浪漫情怀的人物坠入情网，作者往往选择多元化的三角关系格局，驱使人物命运在其中经受重重考验。其表现方式，或为“显三角”的格局，诸如《烟雨濛濛》中陆依萍姐妹对何书桓的爱情角逐，《在水一方》里卢友文与朱诗尧面对杜小双的情感对峙，皆是这种情节模式的衍生和复制；或为“隐三角”的关系，它往往由主人公爱情追求视野内外的两个人物，构成无形中的爱情对峙与竞争，诸如《心有千千结》、《浪花》、《庭院深深》等作品中的爱情描写；或为“叠三角”的模式，它所缠绕的常常是旧情往事的回忆、代际矛盾与友谊爱情的纠葛。《几度夕阳红》、《船》、《却上心头》所提供的，即是这种恋爱形态。
把握不平衡的艺术，强化情节结构的戏剧性和曲折性，是琼瑶小说建构情节模式的操作技巧。一方面，她的作品如同西方的妇女小说一样，是直线型结构，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这使故事保持了大众阅读的流畅性与连续性。另一方面，作品又通过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情节安排，使直线型的故事发生了波浪型的变化，以调动读者阅读心理的紧张状态。琼瑶的故事往往从静态的平衡——三角鼎立的布局开始，到动态的不平衡——由多角“火并”到合而为一。这种动静相生、悲喜交加，起伏更迭的手法运用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满足的正是读者审美情感波浪式起伏的心理需求。
悬念的设置和神秘氛围的营造是琼瑶小说情节引人入胜的魅力所在。作者擅长在作品中设悬念、卖关子、结扣子，使故事情节既环环相扣，曲折回环，又神秘莫测，令人遐想。这种悬念与神秘，或根据爱与恨之情而生，或紧扣人物的身世之谜而来，或围绕环境氛围的制造而呈现。如同我们读《菟丝花》，仿佛进入的曲径迷宫那样。作品中罗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行为怪戾，人人神秘莫测。孤女忆湄的罗门投宿与身世之谜，都让读者心生疑窦，手不释卷，几欲探究个中奥秘。作品对罗宅与花草的氛围渲染，使神秘的幽灵鬼影，恐怖的夜半梦魇笼罩全篇，维持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度”和神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