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辕台湾：女性生存空间的体认
50年代台湾文学的生存语境，面临着两大现实：一是战后台湾文坛创作的困境与低谷，二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之后实施高度统一集中的文化政策。对于原本处于文坛位置的新移民女作家而言，上述文学境遇显得尤其严峻。她们不仅遭逢着在一片荒芜的台湾女性文学领域的再出发问题，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战斗文艺”一统天下的官方文化格局中寻找生存地带和突围路线、建构女性主体论述的现实压力。透过家乡观念的变迁与叙述，新移民女作家对50年代台湾文学创作的独特建构，对于女性生存空间的体认与拓展，都提供了当时文坛主流覆盖下颇有意味的潜流话题。
有关家乡的观念和叙述，是50年代台湾文坛普遍触及的敏感而尖锐的主题，它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又衍生出不同路线的叙述层面。从主流倾向和显在层面来看，受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主控的“政治怀乡”写作，往往借助于原乡神话的臆造，在“反攻大陆回故乡”的政治语境中展开家乡主题，并由此衍生出失乐0辕复乐0的历史5由和返乡欲望。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氛围与个人身世之感的融合，也不排斥有少数女性怀乡篇什，以“战斗”情绪的抒发，加入了主流文坛的合唱。但就大多数新移民女作家而言，她们是以疏离于主流文坛的边存在和潜流话题的写作，坚持了女性对于家乡的认知、想象与叙述。这其中，第一，她们是以“情感怀乡”和“文化怀乡”的回眸路线，在故乡辕异乡的人生视野中探寻家乡的主题，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政治命题的直接言说，从而抒写了有关亲人师友、故土风俗、童年岁月的乡愁情结。第二，一部分新移民女作家是以立足台湾、重建新家的再出发路线，将家乡观念拓展为家园意识，逐渐变落叶归根为落地生根，表现出迥异于当时主导论述的鲜明特色。上述情形，使得看似风高浪急的主流文坛之下，又有暗潮潜流在悄悄涌动。
从一方面看，当故乡往事、前情旧梦都已成为昨天的时候，面对茫茫大海中的孤岛生存现实，新移民女作家的“家乡”观念悄悄发生变化，立足台湾、心安即是家的文学叙述，开始在她们笔下出现。刘枋的《陋室》，徐钟佩的《我的家》、《写在前面》，钟梅音的《乡居闲情》、《闲话台湾》、《人间有爱是清欢》，林海音的《从何说起》等作品，在家辕台湾的认知与想象中，都对踏上台湾土地建立起来的新故乡，投之以深情的瞩目与热爱。
刘枋，这位以散文《千佛山之恋》（1955年）和小说集《逝水》（1955年）而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因为写作、编辑、演戏、拍电影、从军的多种履历，被人称作文坛的“五项全能”。在“战斗”氛围紧张、“打回故乡”呼声高涨的50年代，她漫步在川端桥下，既便“有一缕淡淡的怀乡的哀愁，也是稍纵即逝，没有干扰我心底的平静呢。”且看身居陋室、怡然自得的刘枋：
走笔至此，室外正是好黄昏，夕阳窥牖，隔帘射进霞光缕缕，我抛管覆纸，擦去脸上汗水，然后放地卧榻榻米上，轻挥小扇，看著“斯是陋室”，不觉信口漫吟出：“人生若梦谁非寄，到处能安即是家”来。初到台湾，身世飘零，举目无亲，又遭逢50年代台湾的经济困境，新移民女作家初建的家，自然也多是陋室穷居。但心安即家的人生观念，使她们没有一味停留于昔日往事的回眸，而是逐步认同脚下的土地，开始寻找女性的生命空间，重建女性自我的叙述主体。由此，台湾这个蕞尔小岛的意义，对于飘洋过海时正值中青年时代的新移民女作家来说，不再仅仅成为她们暂时歇脚的驿站，人生过渡的跳板，而是象征着一种未知的希望，意味着女性人生再出发的起点。就像当年只身飘流到台湾的罗兰，她在“感情、学业、事业、家庭”四大皆空的境遇中，一心要找个远的地方重新开始起步。所以，那个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台湾新家，不仅是她们遮风蔽雨的栖息之地，与她们有着患难与共的生命维系，更成为女性自我建构的“一间自己的屋子”。
永远是一个新闻记者，且创作越出了稳固的女性抒情传统，并以《英伦归来》（1950年）、《我在台北》（1951年）两本书风靡50年代台湾文坛的女作家徐钟佩，她向异国友人这样介绍的《我的家》：
我有一间最方便的卧室，前通客堂，侧通餐室，后通走廊，走廊的一头通厨房，一头通厕所。我闲常坐的地方，却是走廊里书桌旁的那张椅子。书桌斜放着，斜对着洗脸的小房间，那小房间下通厨房。我的书桌正扼守交通要道，读书写字时，还可以兼管厨房。
如此轻松风趣的描摹背后，可见作者开朗豁达的心胸，而一旦告别这“四通八达”的陋室，既便日后搬进宽敞明亮的家，徐钟佩说：“但我总忘不了我的故居，也许因为它是我的患难之交，也许，也因为它是我流离三月后在台湾的第一个家。”林海音自1948年底自基隆港上岸起，一安顿好简单的家和三个幼小的孩子，就去买报阅读，准备写作投稿。坐在堂兄阿烈哥送给她的一张小小的旧书桌前，“倒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情呢”。林海音与这陋室书桌相伴多年，并使伏案握笔的工作，成了终身的爱好与职业。
对于钟梅音来说，初到台湾时居住的乡下，反倒让她滋生出一种闲情；门前那片谁也不屑于流连的草坪，“成了真正是‘属于我’的一块地方，它在任何时侯，都静静地等侯着我的来临。”她有感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忙碌和趋利，“因此忘了他们的周遭还有这么一个可爱的世界。而我，却从一般人以为枯燥贫乏的乡居生活里，认识了它们”。钟梅音在乡居生活中不仅发现了台湾之美好，体味到创造生活的快乐，还以病弱的身体开始了6村乡居的文学生涯，仅50年代就出版有《冷泉心影》（1951年）、《十月小阳春》（1953年）、《母亲的忆念》（1954年）、《迟开的茉莉》（1958年）、《小楼听雨集》（1958年）五本作品集。
事实上，女作家仿佛与生俱来的生命意识，使她们对于家园的建设、生活的创造情有独钟，因而更能从现实出发，开始人生的再度跋涉；而女作家所渴望的主体重建，也有助于她们打破过去时的家乡观念，在新的生存空间，实现新的人生价值。钟梅音就曾以极具女性主义的口吻，宣称女性天性爱好建设，男性喜欢破坏。所以一旦男女易位，男人走进厨房，女人掌管权力，非但战争成为历史名词，男性也将获得“寄生草”的称号。从另一方面看，与那种一味沉浸在故乡世界里的回眸忆旧所不同的是，一部分新移民女作家在对新的生存家园的体认中，开始了发现台湾、书写台湾的创作变化。
风光优美、物产丰富的台湾，首先以其美丽岛和桃花4的形象，出现在新移民女作家的笔下，女作家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新家园的热爱，也尽显其中。在乡居宜兰的钟梅音看来，台湾并非人们常说的鸟不语，花不香，画眉与杜鹃的宛转歌唱，百合花的洁白芳香，常常让她留连忘返；而“一旦置身于碧波万顷，白鸥点点的海边，还有那松风、岚影、蔚兰的天，诡谲的云，又如何教人不喜爱台湾呢？”钟梅音不仅从中发现山川景物之美，乡居生活之乐，也通过台湾民众的性格认知，从而得以“人”的发现：
但本省同胞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忠厚淳朴，不尚虚伪，假使他们肚里不高兴你，决不会在脸上跟你装出“相见恨晚”的表情，反之他们是诚心诚意地和你交往。
他们胼手胝足地工作，平日粗衣恶食，刻苦得无以自奉，一遇到“拜拜”，便又割鸡宰鸭，煮肉烹酒，呼朋唤友地前来共享，没有到的还要送些龟糕以示结5，糜费之钜，了无吝色，我不能赞同他们这种生活的方式，但我却羡慕他们这种浓厚的人情味。
对于善恶的分野，他们喜欢走极端，仿佛、似有、尚无、也许、然而、姑且这些字眼都是他们不原页接受的，虽然有时不免显得气量狭窄，尤其在这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世界上，一般人过去那种模两可兼容并包的处世态度，适足以助长不肖份子的肆虐而己。在张漱菡的作品中，桃花4的形象也一再得到彰显。这位以描写大陆青年男女感情纠葛的爱情怀乡小说《意难忘》而崛起于台湾文坛的高产作家，50年代就有散文《风城画》（1953年）、《春晨颂》（1959年），小说《海燕集》（1953年）、《意难忘》（1953年）、《桥影箫声》（1953年）、《翠鸟热梦》（1953年）、《绿堡之秘》（1953年）、《花开时节》（1955年）、《七孔笛》（1955年）、《海燕集续集》（1958年）、《喘息的小巷》（1959年）等11部作品集问世。张漱菡多篇作品表现出来的空间意旨，耐人寻味。《风城画》展示的台湾形象，是一片世外桃4般的净土，它优美、宁静、温馨，给人们的生息、发展开拓出新的空间。1955年发表的《白云深处》，则进一步将桃花4从武陵移植到台湾。在小说的叙述构架中，原典与现实发生了置换，从武陵到台湾，由渔人变为游客，这就使古典的桃花4故事延伸出现代的台湾版，并具有某种寓言的性质。小说写到台湾南部某深山里，自明郑以来就有大陆移民来台，隐居山中。他们安居乐业，在这片土地上过着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生活。在桃花4建成之后，移民们更是流连忘返，不思故土。对外则采用避守而交流的方式，宁8与高山族有易物换物的交流，而不8与同为大陆迁台的新旧移民进行更多的接触。既便与同类有间接的来往，也不留下任何供对方来访辩认的痕迹。张漱菡对台湾的桃花4想象与文学叙述，与当时的官方论述之间，显然存在着裂隙。在一片“反攻大陆回故乡”的喧嚣声中，女作家笔下竟然出现了一个让人乐不思蜀的桃花4，这一切正像台湾学者范铭如所说的那样：“在当局宣扬著‘跳板’论述时，《白云深处》似乎在经典的遮掩下，幽幽地吞吐着过河拆桥的耳语。”随着生活的深入和关怀面的日益扩大，新移民女作家对她们安身立命的这片新家园，不再仅仅是一种桃花4般的想象，走进现实后的发现，让她们看到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使他们对台湾的现实书写开始有了沉重的一面，有关家辕台湾的叙述，也以不同的侧面，得以完整意义的形象复现。这其中，有两类题材的创作格外引人瞩目：
其一，台湾社会的不平，底层人民的困境，这是新移民女作家书写台湾现实时首先触及到的议题。钟梅音在发现台湾好、家园美的同时，一想起本省同胞，又感到心情异样沉重。台湾素以盛产水果闻名，但果农种的香蕉凤梨，从前的日据时代是“吃不着”，统统运到日本和“满州国”去；光复以后是“吃不起”，“只因介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囊括双方膏血的剥削阶级，以致消费者既然‘吃不起’，生产者亦复辛苦经年难获一饱。”这篇发表于1950年10月25日的文章，在纪念台湾光复五周年的欢乐氛围中，因为不8只顾凑趣而漠视台湾同胞的疾苦，钟梅音说出了这些“煞风景的话”。“这段文字在今日看起来也许平常，但在刚刚撤退来台的翌年，即以马克思色彩强烈的说法批评患有恐共症的国民政府及其资本主义政策，为本省同胞进言，实不可谓不激进，尤其发表日期选在原应歌功颂德的光复节当天！”艾雯，这位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多产作家，曾以一部体现了青春女郎爱与愁的散文集《青春篇》，而被推举为50年代“全国青年最喜爱阅读之作品及作家”。这一时期，艾雯出版了散文《青春篇》（1951年）、《渔港书简》（1955年）、《生活小品》（1955年）、《艾雯散文选》（1956年），小说《生死盟》（1953年）、《小楼春迟》（1954年）、《魔鬼的契约》（1955年）、《夫妇们》（1957年）、《雾之谷》（1958年）、《一家春》（1959年）等10部作品集，颇具文坛影响力。其散文关怀万物，追求真美善的生活；小说则重在阐扬人性，维护人类尊严，映现时代的风貌面影。《生死盟》所收入的14篇小说，描述的多是一些平凡而真实的人和事，特别是《银色的悲哀》，大胆触及了台湾底层劳动者的悲剧性生存现实。有感于盐民生活的困苦，艾雯动笔之前大量搜集有关资料，并以“谁知盘中盐，粒粒皆辛苦”的题记，表现了自己的悲悯情怀。小说中写到的茂成一家三代七口人，饥饿、劳累、疾病陷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被社会漠视和遣忘的边生存境遇，又让他们生无希望，苦不堪言。艾雯借作品人物之口，表达了底层劳动者的强烈愤懑：“我们一辈子这么做做！脚浸烂了，眼睛吹瞎了，末了却连肚子都填不饱，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尽这么捱下去，谁晓得捱到那辈子出头！”这部读来令人辛酸和悲哀的小说，后来曾被改编为广播剧，也被当局作为改善盐民生活境遇的参照资料。
其二，在由大陆到台湾的文化风俗环境的转移中，台湾野蛮而落后的养女制度触发了新移女作家的不平与呼吁，也使这类题材进入书写台湾的最初视域。
面对50年代初期的台湾新故乡，受过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女作家，对台湾女性的落后地位与现实症结，有着强烈的感触。林海音回到台湾后，对养女制度的不合人道非常愤慨。早在1950年“三八”妇女节，她就在《中央日报》的“妇女与家庭”专栏发表了《台湾的媳妇仔》一文，对台湾的养女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批评。台湾的养女，生身父母多贫穷无告，因家穷而卖女；养家多从婚姻经济学与平日操作家务需要着眼，买来养女预备给自己的儿子做媳妇。而在养家虐待中长大的养女，不仅成长的岁月里过着非人生活，2房后也无法保证婚姻幸福，她永远摆不脱一个奴婢的身份地位。养女制度由来已久，光复以前，台湾的知识分子就发出过“解放养女”的呼吁，但一直积重难返。林海音由此分析到：
台湾的物质文明虽然相当进步，但是许多风俗习惯仍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形式。就拿婚姻来说，台湾的婚姻还没有脱离买卖式的聘金制度，而“媳妇仔”的命运也就是在买卖婚姻制度下演变出来的。外省人的眼光里，总以为台湾妇女很解放，起码“性”的解放不成问题的，我也常常听见这样的话：“台湾女人乱得很！”他们不知道在气侯、生理、习惯、制度、综杂关系下产生的台湾女人，是在怎样的叹惜她们的生命，“台湾查某（女人）真歹命！”她们常常这样说。林海音对养女制度的抨击，对台湾女性悲苦命运的同情，流贯于字里行间。此文得到了台湾《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版主编武月卿的热烈回应，她呼吁作家关注现实，加入关于本省妇女生活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