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卫生事业的特点是多种卫生经济成分并存，多种卫生服务层次并存，多种卫生经营、管理和分配体制并存，此外，还有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长期并存、共同发展、互相促进、互相结合，专业卫生工作者与群众卫生工作者长期并存，互相结合，以及由“人治”与“法治”并存，以人治为主，逐渐向以法治为主发展等等，这些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基本格局。根据我国卫生事业的特点以及人民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球卫生政策，我国卫生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按经济规律办好卫生事业，改变单纯强调福利性、忽视经营性的倾向，使卫生事业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环境；在卫生系统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办医形式，建立医疗联合体，推行医疗合同、保险制度，开辟集资渠道，拓宽卫生事业发展的路子，充分利用和开发卫生资源，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卫生机构的自我发展能力；建立、健全基层卫生保健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把预防保健和农村培训医疗卫生人才作为战略重点来抓，并在卫生资源的分配中得到充分发展。
（2）面临的伦理难题与伦理选择
制订卫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合理分配，使之更好地为社会的全体成员的生命健康服务。在卫生政策的制订中，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运用多种手段包括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但其整个的过程都少不了伦理的分析与审视，不然就可能偏离维护社会大众生命健康的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在一定的价值观影响下开展工作，但是往往会忽视伦理的重要性，不是自觉地去进行伦理分析，争取必要的伦理支撑。现代社会中，医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价值的多元化，人们需求的日益增长，特别是对生命健康的关注，使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卫生政策的制订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局面。世界各国的情况皆如此。目前，我国卫生决策大致面临这样几方面的难题：
①生物医学模式与卫生保健目标的矛盾
卫生保健应该从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社会生活方式、习惯，还有生活环境等诸方面予以关注，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卫生保健要求，也很难遏制和预防各种慢性病、老年病日渐增多的趋势。因此，医疗卫生的着眼点是“疾病”还是“以人为本”，是单纯治疗病人还是关注社会大众的保健，本身就体现了重要的伦理选择。
②有限的卫生资源与日益增长的卫生需求的矛盾
当前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此感到棘手。一方面，卫生资源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卫生需求与日俱增。卫生需求与供给难以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在于：一是卫生需求涉及人民普遍享有的生存权利，各国政府一般都承诺为自己的公民提供保健服务，因而使得保健服务成为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终身需求，况且，健康没有最后标准，随着年龄的增长耗费的资源也越多。二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保健服务新项目，因而使得保健服务的需求永无止境。三是医疗高新技术的使用必须有掌握高技术的人才相匹配，具有垄断的特点，因而高技术的扩大或超量使用常常不能随之降低价格。并且在市场竞争中，保健服务价格不会随竞争而下降，反而会节节上升。四是卫生保健的供方、需方与付方三者之间缺乏制约机制。付方不能制约供需双方的耗费与收入，致使国家花的钱多了，个人花的钱多了，企业的负担重了，但人们所得到的保健服务却少了。
然而，在供不应求的背后，又隐藏着卫生资源的某种过剩现象。高新技术服务和贵重药物供大于求，大中型医院供大于求，一部分富裕人群和特殊服务供大于求，这种过剩并非真正的供给过剩，而只是供给与需求的一种扭曲表现。这是由于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过度使用高新技术以及不合理的医疗成本政策误导了医疗消费所致。对于广大基本人群而言，对于基本医疗而言，对于保健服务的低消费而言，仍是供给不足。
据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的统计，1997年我国的卫生资金提供公正性在191个国家是排位第188，这个结果说明了我国卫生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卫生资源分配失衡。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而另一部分人却享受着过度的医疗服务。因此，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不怎么发达，发展不平衡，国家在卫生事业上的投入也很有限，应如何处理有限的卫生资源与日益增长的卫生需求的矛盾并体现公正，其中就需要伦理学原则的指导与帮助。不问结果，不计成本，无视生命质量，一味地抢救病人，延续其生命固然有失偏颇，但只注重经济效益，或“按价论医”，“优价优质服务”，显然也是有悖于公正的伦理原则的。
③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
医疗卫生事业的目标是人人健康，消除或减少疾病。显然，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等繁荣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一直将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一项福利、非赢利事业看待，首先追求的是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国家并不要求，也不靠医疗卫生事业为国家提供积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支出也不是依靠病人的收费，而主要依靠国家的税收。但是医疗保健机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一方面要治病救人，实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要考虑经营的经济效益，关心每天的门诊量和住院率。这一矛盾现象构成了医疗经营者在卫生保健改革中的矛盾角色，也使他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义与利的选择。卫生资源要合理分配，而且要有效益，不得不走市场经济之路，但如果完全市场化，就会背离我们国家对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定位要求。在近几年来，社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强烈不满、医疗纠纷不断增多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医疗卫生工作偏离了社会效益这一根本目标，因此，在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伦理分析与引导就甚有必要。
④医疗机构的集中化、大型化和保健目标要求的小型化、分散化的矛盾
近几年来，随着医疗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介入，医疗机构出现了集中化和大型化的趋势。卫生资源的分配也出现了以下的趋势：资源流向集中在医疗、高科技、大医院，相对忽视了预防、基本医疗和基层；高精尖设备大多被大中城市的大医院所垄断或过多占有；高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多集中于城市，农村严重不足，同时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优惠政策和卫生人才市场的建立，使基层单位和落后地区的卫生人才流向城市，城市和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卫生人才在技术力量和数量上的差别越来越大；医院趋向于大型化，而且高层次、大型化医疗中心不断登场。这些集中化、大型化的医疗机构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和所显示的治疗效率又进一步刺激了医院经营者的积极性，反过来加速了医疗机构的集中化和大型化。但是，要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目标，就必须使卫生保健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要求医疗机构相对小型化、分散化。只有比较小型化、分散化的医疗保健组织才能使人人享有保健，才能使保健适应人群的需求。因此，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涉及多数人与少数人的保健权利的伦理选择。
上述这些问题，在世界各国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而在我国也许目前更为突出。如果再进一步看，卫生事业中需要作广泛深入的伦理分析和思考的远不止此。就人的生命而言，从出生一直到死亡，整个的生命历程凡与卫生保健相关的，特别是受医学生物技术发展的影响，不断会产生伦理的、社会的、法律的问题，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遗传优生、健康责任、克隆人、器官移植、临床诊疗中的医患关系、安乐死等等，无不亟需伦理学参与其间进行探讨。
有人认为，伦理思想、原则与医疗卫生事业是两张“皮”，两者是互不相干的，至少是相互游离的。其实不然，医疗活动中的一些规范，一些“游戏规则”，包括对效率、效益的追求，其中本身就含有伦理因素与价值取向。我国一些专家尖锐地指出：自80年代我国卫生保健事业进行改革以来，这些改革虽然常常冠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之名，但其实质都是以落实增加医院的收入为基点，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这种改革思路是需要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这些负面效应集中在卫生部门创收经营的伦理允许度上，其实质是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
西方社会在制订卫生政策、作出卫生决策时，同样要受伦理理论的影响或指导。西方的三种基本伦理思想各有其利弊：
功利主义强调经济利益的效益和结果，很可能会忽视一部分人的生命健康权利；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与选择，在多元化价值的社会中容易出现无所适从的情形，而且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也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某种损害；公共论从不同的文化、地区出发，考虑相应的卫生政策，表现了较大的灵活性，但无论怎样，最后还需要把人们的卫生保健权利与实际的效益联系起来给以落实。
显然，三者可以起互补的作用，关键是决策者以何种伦理观为主导。
西方的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伦理思想和某些共同认可的伦理原则。但这还不够，还要看到文化背景、传统伦理的影响。如果能把西方的伦理思想、理论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观念结合，毫无疑问将更有利于我们进行深入的伦理分析，作出正确的伦理评价与选择。
伦理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观念上的抉择和指导，其表层似乎是一些伦理原则，而实际还隐含着更深层的哲学思想等终极的追求，以及旁涉政治、文化、心理等多层面、多侧面的丰富内涵，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看待它，而应将其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予以学习、研究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