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干仲儒安全到了朝鲜义勇队，邓旭初心头一块石落了地，这高兴、轻松可别提了。听了邓旭初对丽水专员公署和民生日报的情况介绍，尽管杨进也知道其中定有我们自己的同志，但是情况不明，敌人耳目众多，邓旭初一个人能够隐蔽下来，已经很不容易，自己再要留下，危险太大。商量结果，他要邓旭初请沈栖为自己开张民生日报的通行证，再到金华朝鲜义勇队，设法到苏北找军部。第二天，杨进到民生日报取了通行证，便独自前往金华。他同干仲儒一样，过去都在新四军上饶办事处工作，对白区情况比较熟悉，再加上民生日报这张通行证，沿路并无麻烦：到了金华，再到朝鲜义勇队，把情况告诉了干仲儒和李苏民，大家欢喜。
回头再说邓旭初。见到杨进，了解了干仲儒情况，便放下心来，到景宁县政工室上班。时间大概是3月底4月初。县长侯轩明在自己办公室，接见了这位广东同乡。看了介绍信，便把政工室副主任赵国琛找来，作了介绍。赵国琛先带邓旭初到一个大厅，里面放了十几只办公桌，县里几个机构，少的一两只办公桌，多的两三只办公桌。到了一只办公桌前面赵国琛请邓坐下。原来这只办公桌，就是堂堂景宁县的政工室。因为景宁县是个山区小县，而且是畲族同胞聚居地（现在就成了畲族自治县），很穷。整个县政府的机关，就这样挤在一个大厅里。政工室有两个主任，没有职员。主任由县长侯轩明自兼，副主任赵国琛“主持日常工作”。来了个邓旭初，就变成了“两个主任一个职员”，“规模”表面上扩大了三分之一，实际上是整整一倍——一个副主任加一个职员，“一个”变成了“两个”。两个人就面对面坐着办公。
5.赵国琛“白皮红心”
一上班，自然先要了解周围环境、人事，分清左中右等等。由近而远，邓旭初一开始就研究起了对面坐着的副主任赵国琛。此公到底何许人也？相貌平常，无甚特点。“政治面貌”，面孔上没有字。自己乍来新到，双方各怀警惕，言语谨慎，也不足一天两天所能了解。最简单的办法，是看政工室出版的墙报：内容同我党主张，基本一致，邓旭初就放了一半心。这个副主任可能是我党地下工作者，至少也是个同情者。日子一天天过去，双方一天天增加了了解，越谈越投机，又是彼此心照不宣：我们都是“一条板凳上的人”（上海解放以后，邓旭初在上海遇到赵国琛，故友重逢，赵国琛才向邓旭初透露真情：初次见到邓，也实在有点吃不准。
因为“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对政工室的动向相当注意，他不能不防。他是地下党员，当时向上级党组织询问邓的情况。组织回答是两句话：“是从皖南跑出来的，是个好人。”他才放了心。）在吃准赵国琛是地下党员以后，也曾经要求他帮助找党。同沈栖一样，赵也推说：“走散了，找不到。”邓哪里知道，一到丽水，沈栖便向上级党作了报告；一到景宁，赵国琛又即时向上级党查询情况，知道了他的身份，处处予以照顾。只是他被俘越狱，组织关系中断，地下党无权接续。只能等候机会，让他回到军部，由军部党组织决定。
县政工室的工作很简单：编辑一份墙报。编好，连同纸张一起送到各乡小学，抄贴出来，供大家阅读。内容主要是团结抗日，反对法西斯等等。消息来源，主要摘自报刊。赵邓二人，也写过不少文章，宣传团结抗日，有时还巧妙地用“蒋委员长”自己昨天的言论，来批评他自己今日的作为。这在那个年代，极不容易。好在景宁偏僻，国民党耳目不及，才能由他们两个共产党人畅所欲言——这也说明，侯轩明这位县长，也同余森文这个专员一样，是“白皮红心”。
到5月上旬，赵国琛去丽水结婚，一个县的政工室就只剩下了一个小职员邓旭初了。有一天，县秘书长傅国华通知邓去开会。一踏进会议室，邓旭初就觉得气氛不对。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为首的一伙反动头子，在那里指手画脚。邓不声不响，装作年幼无知，听了个“透”——根据国民党上级指示，由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三青团等组织，出人组织“清乡巡回工作队”，执行反共任务。邓旭初一言不发，混过了这个会议。
赵国琛一走，邓旭初除了编一份墙报，没有别的事情做，“日长如岁闲方觉”。周围见不到几个可以放心谈话的人，心里更日日夜夜想着军部，想着党，想着轰轰烈烈的抗日前线。心急火燎，日坐愁城。这滋味，在那个时候，对于一个满腔热血的中国青年来说，实在难受得紧。然而，邓旭初终究不甘寂寞，会闲来寻事。一天，忽然想到，前几个月在那个伤兵医院，听到一个国民党指导员来上过课，满口胡言，中心一句，就是“新四军不抗日”，这当然是屁话。那时却是身在樊笼，无机会反驳；现在这里，倒有点儿“著作自由”，时间更是多得无处“储存”。于是，邓旭初心血来潮，决心给那个指导员一记大巴掌。认认真真思考一番以后，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了一篇战地通讯，记述安徽繁昌一支抗日部队反抗敌寇扫荡的英勇事迹，题目是《在反扫荡中的一隅》。虽然限于地点，不能指明“这支部队”正是新四军所属，但是只要有点常识的人，只要读到这篇文章，必然会料到：“此乃新四军了！”写好这篇文章，便寄给了羊城彦，后来听说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其时其地，在民生日报是决不能刊登这样的文章的。这篇“战地通讯”，也就是邓旭初的“处女作”。原作已经无法找到，不过他本人感觉很好。好像真的给了那个指导员——也正是邓旭初心目中顽固派的一个“小代表”一记响亮的耳光。
又过了一段时间，赵国琛没有回来。邓旭初天天想党，越想越急，特地请假去丽水，问赵能不能找到党。赵明确答复：“当前无法找到。”邓旭初只能怏怏而返。在景宁，赵国琛曾经向邓旭初介绍过一个朋友，此人姓孙名腾祥，在合作社工作。下了班，赵邓二人常常到孙家谈天，看杂志。赵国琛介绍时，只说孙是“好人”。邓观察了一段时间，估计孙也可能是地下党员。
赵去丽水，邓也常往孙家走。不但谈天看书，还把县政府里听到见到的情况，向孙报告。自丽水回景宁不多久，上面派来一个叫王醒吾的人，接政工室副主任这个职务。此人政治面目不清，邓旭初按习惯，谨慎应付。几天以后，他再到孙腾祥家，孙却主动告诉他：“上面来人了，要我照顾你。”这句话对邓旭初是个很大的安慰，从此对孙更加信任，可找党之心，始终炽热。
到6月底7月初，邓旭初已经有了3个月薪水的积蓄，到苏北的路费已经够了。因此，与孙腾祥商量以后，便打了个“辞呈”辞去景宁县政工室的职务。王醒吾并未挽留。离开景宁，邓旭初翻山越岭，先到云和，住宿一夜，准备第二天，乘长途汽车去丽水。在旅馆里，巧遇景宁县长侯轩明，他刚好出差回县，也住在这个旅馆里。邓对他说：“离家日久，想辞职回南洋。”侯轩明很客气，只作了个“礼貌性挽留”便匆匆别过。邓旭初此时还不十分清楚这位县长大人的政治面貌、政治身份，仅仅觉得“这个人不错”。解放以后，这两个人——一个“上司”，一个“属下”，巧遇于家乡广东。“侯县长”特赠诗四首，回忆旧事，终于解开了这个谜。这四首诗，很能说明“皖南事变”过后我们同志的心情。今天读来，仍感人肺腑。原诗抄录如下：
赠旭初老友
1984年甲子孟夏月中，老友邓旭初同志自上海交通大学南来与广东高等院校同仁举行座谈，交流院校体制改革经验，间得晤面，感慰交集。闻友人不日将继续作西南西北万里行，喜赋七绝四首，以壮行色，并略述所怀留念。
一去山城四十春，千锤百炼赤心存。
十年扰扰身犹健，妖雾重重胆未寒。
三渡重洋抱赤诚，寻求真理过前人。
不知疲倦开新局，西北西南万里行。
闭关自守误时光，世界长宜放眼量。
改革展开“三面向”，愿君长屯作津梁。
齿豁头重视若茫，愧无椽笔著文章。
读书报国心犹壮，他日重逢话短长。
侯轩明
1984年3月21日于羊城
第二天一早，邓旭初上了云和去丽水的长途汽车。真巧！一上车，竟看见余森文这位专员大人正坐在车上，——先遇侯县长，再逢余专员，这个“巧”，也巧得有点怪。余邓一见面，大家很高兴，但讲话很谨慎。只是在汽车加水的时候，两人到一小茶馆喝茶，邓才告诉他已辞职，准备经上海回“南洋”，余不作挽留，只是有意无意地告诉面前这个皖南来的小同乡：“去上海”，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取道杭州，乘火车；二是取道温州，坐海船。前一条，不能多带行李；后一条，可以多带行李。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果我自己去，我是准备坐船的。”邓旭初懂得他的意思——“这位专员大人，什么时候能够带了大批随从，大量行李，到‘上海’来啊！”
6.天目山遇险
到了丽水，沈栖介绍一位叫傅逸夫的同志给邓旭初。傅是义乌人，有位叔父，专门收集火腿，贩卖上海，可以设法把邓带到上海。这之前，邓住在在民生日报宿舍，在临街门口，曾多次看到有个身穿蓝色中山装、胸口挂个徽章、样子很精干的人，在有些店铺中进出，以为是特务分子，对他很警惕。经沈栖介绍，才知他是自己人，外表只是伪装而已。邓与傅一起，先到义乌傅的叔父家里，受到热情招待。一住个把星期下来，那位叔叔因为火腿没有收齐，行期未卜；邓旭初却是归心似箭，片刻难熬。只好回到丽水，想办一张过得硬的通行证，然后自行赶路。这也是“年幼无知”的一个表现。想啥干啥，完全不知道此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到沦陷区，再从沦陷区到解放区，没有熟悉人作伴，外加一口“广东官话”，有多少麻烦，结果可能“欲速则不达”。邓旭初念不及此，想走一定要走。
再回到丽水，沈栖又介绍他认识张新豪，张也想去苏北新四军军部，正好结伴同行。邓旭初先到专员公署，想请何新邦帮他准备一张通行证。何正在会客室会客，听说有人要找自己，匆匆出来。一拉门帘看见邓旭初，大吃一惊，立即放下门帘，迅速把他领进一个办公室里，连说：“太危险了！太危险了！现在会客室里，我会的是丽水特务头子，被他们看到了，就麻烦了！”问明来意，何很快为邓开了一张通行证，写明邓旭初是华侨，想取道上海回美国，证明上面，还贴了邓的相片，盖了专员公署的关防和专员余森文的签名章——这张通行证，可算硬之又硬了。何还不放心，还给了邓一张印有官衔的余森文名片。张新豪也自想办法，在其他地方搞了一张通行证。
通行证有了，邓旭初和张新豪就昂首阔步，上了长途汽车，先到金华。
到了金华，就去朝鲜义勇队探望干仲儒。他伤已痊愈，身体依然虚弱，没有路费，不敢贸然与他们同行。而且还在朝鲜义勇队的少年先锋队任政治教员，成天与孩子们滚在一起，有工作可做，倒也不觉寂寞。邓旭初见干情况稳定，也就放心。别过干仲儒，便与张新豪先坐火车到了兰溪，再坐船经桐庐，到分水，再步行到天目山。时已下午，便在天目旅馆住下。
40年代初，天目山是国民党浙西行署所在地。行署主任贺扬灵，是井冈山下永新人。原本是共产党员，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叛变投敌，成为国民党的红人。此地特务机关甚多，到处都是特务，另一方面，我们党的地下组织，也是不弱。双方非常复杂，也很尖锐。对于这种情况，邓、张两人不清不明。张新豪曾在浙江的一个话剧团里当过演员，所以，想先到天目山话剧团找到朋友，再定路线去上海。邓旭初“两眼墨黑”，恨不得插翅到苏北，“盲人骑瞎马”，跟着闯进了这个特务大本营。
开始，邓旭初还不知不觉。在旅馆住下，张新豪就去话剧团找人。很快领了一男一女来到旅馆。介绍已毕，仅仅寒暄一番，客人就告辞。在送客人出门的时候，邓旭初见到底楼有一个中年军人，在逗一个小孩玩耍。旅馆嘛，人人住得、来得，邓旭初也未在意。吃过晚饭，张新豪在灯下给一个女人写信，讲什么“追求光明”之类，邓旭初独自到一间祠堂里去看话剧。邓旭初到祠堂，朝里面一看，已经客满，自己又没有票，只好站在剧场后面的板壁外面，通过板缝朝里看。演的是《日出》。看完话剧，已经半夜，脑子里还在想着陈白露、小东西……也不觉得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岂知回到旅馆，一脚跨进房门，日间底层那个中年军人，也紧紧跟进。进了门，他就板起面孔，要邓拿出通行证，检查了一番，不由分说，便把通行证和余森文的名片，自说自话，放进自己怀里，吩咐一声：“跟我走！”就这样，把邓旭初带进了旅馆附近的一间空民房中，不问不审，自顾自走了，门口却派了一个“岗”，很明显，邓旭初被当作什么嫌疑人关押了。
第二天，日上三竿，邓旭初又被押到一个小洋楼。房间摆设，看上去像个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还有一个青年军人，在准备着做笔录：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邓平。”
“从哪里来？”
“我从丽水九区专署来。”
“你到哪里去？”
审讯就要开始了。
“我是军法处的录事。”
“我是华侨，准备到上海，再回美国。”
“你为什么走到这里来？”
“准备从这里渡过大湖，乘火车去上海。”
“同你一道来的是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