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是一个信息中心，服务面广，全校师生都可以在此受益，但学校的老图书馆已经不能满足交大发展的需要，不如建造一个图书馆。想到这里，他马上回答说：“最好能捐赠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在包先生陪同柴树藩同志夫妇参观日本濑户内海的几个造船厂的轮渡上，柴部长对包玉刚先生说：“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但是教育跟不上，我和夫人商定，在我们去世后，将我们的微薄积蓄全部捐给国家的教育事业，包先生是热心于祖国教育事业的，如果包先生为六机部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捐款建造一个图书馆，将是一件千秋大业。上海交大是国内著名大学，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你捐款建造的图书馆将长期存在。今后所有在交大读过书的学生对包先生将永志不忘，这是一笔最值得的投资。我们也将永远感谢你。”包玉刚先生听了柴部长的建议，非常高兴地说：“你说捐多少？”柴部长说：“1000万美金。”包玉刚当即同意向上海交大捐赠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
1981年元旦，包玉刚先生访问广州，邓旭初随柴树藩同志前往，二人一起与包玉刚先生商谈捐赠事宜，正式达成协议：由包玉刚先生出资1000万美元（8年内分期付清）为上海交大建造一个图书馆。包玉刚先生也提出了一些希望：新建的图书馆要适合学校的需要，经济实用，不必过于豪华，不要超出预算经费；建议以其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
此事很快在校内传开，并立即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表示高兴，认为是一件大好事。另一种则表示反对，认为接受海外资本家的捐款，这已经值得考虑，现在不但接受，而且还用资本家之父的姓名为堂堂交大图书馆的馆名，是否太失国格、人格。反对之声越来越大。在一次中层以上骨干干部会议上，各种议论再次响起。邓旭初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声说：“哪个能捐款1000万美元给交大，我也用他祖宗之名命名。”此后，反对之声有所收敛，但对邓旭初的压力并未减小。
1981年7月，包玉刚与其父包兆龙先生一行9人来内地访问。7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政治局委员王震在北京接见了包兆龙、包玉刚一行，包玉刚先生向邓副主席正式递交了捐赠1000万美元给上海交大建造“包兆龙图书馆”的信函和象征性的支票。邓小平同志接受了包先生的捐赠，并欢迎和赞赏了包先生的这一爱国行动。此时，交大的反对之声才逐步得到平息，邓旭初也感到轻松了许多。
此后，包玉刚先生与其父包兆龙老先生专程来交大察看了馆址，选择了图书馆设计方案，并对图书馆内部设施、装潢、功能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
1982年6月，“包兆龙图书馆”奠基典礼在即将破土动工的馆址上举行。主席台对面，高悬着“热烈欢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来我校访问”、“热烈祝贺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奠基”的巨幅标语。馆址周围，缤纷绚丽的彩旗迎风招展，交相辉映。伴随着典礼的进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全场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气氛。菲律宾共和国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马科斯、国际著名实业家包玉刚先生、中国船舶总公司董事长柴树藩、总经理冯直、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外交部顾问韩念龙等国内外来宾和师生员工共4300多人出席了典礼。
邓旭初在欢迎词中，高度赞扬了包玉刚先生关心“四化”建设、热心发展祖国教育事业的可贵精神，感谢他为帮助交大建设所做的贡献。邓旭初说：
“奠基典礼的日子将给交大师生留下难忘的记忆，‘包兆龙图书馆’的建成，必将在交大史册上写下重要的篇章。”
包玉刚先生说：“无论在课程方面，还是在师资方面和设备方面，交大都能和世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相提并论。交大的毕业同学，数以万计，分布四海，在事业实践上都有卓越的表现，这次能为交大略尽绵力，觉得快慰。”
邓旭初在奠基石上写了“包兆龙图书馆奠基”八个大字，埋入图书馆基础中心的土地之中。
1984年2月16日，王震同志来校视察参观了正在施工的包兆龙图书馆和部分实验室，召开校务委员会，并讲了话。
1985年10月图书馆落成。叶剑英委员长亲笔为馆名写了“包兆龙图书馆”六个大字。
10月27日，举行包兆龙图书馆落成典礼。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香港环球航运集团董事会主席包玉刚和夫人、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长柴树藩、上海市政协负责同志、兄弟院校领导以及来自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来宾出席了落成典礼。王震代表上海交大向包玉刚先生赠送了感谢信。典礼结束后，王震同志和玉刚先生为图书馆落成剪彩揭幕。随后，在校领导和图书馆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图书馆。
包兆龙图书馆由18层、5层、3层、2层4个建筑物组成。建筑高度73米，当时在上海仅次于上海邮电大楼、上海宾馆和国际饭店，居第四位。建筑总面积为25128平方米，占地面积5700平方米。五层部分为主要阅览区，高层部为书库、科技情报资料室、研究生阅览室。一个设备齐全的学术报告厅设在三层部分。图书馆拥有大、小阅览室82个，2600个座位，可藏书228万册。设有多种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设施。当时是我国高校中面积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
创建教师活动中心在包兆龙图书馆建立以前，邓旭初和交大党委还做了一件破天荒第一回的大事，敢于率先接受海外热心祖国教育事业，愿意帮助上海交大的老校友荣鸿元先生的捐赠，建造了高校内部宾馆——上海交大教师活动中心。
1979年11月，老校友荣鸿元先生之婿朱传榘博士来上海交大访问。
朱先生对交大非常关心，开始提出代其岳父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给管理学院作培养人才之用。邓旭初当时考虑到，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当时并不缺经费，而海外校友专家来校交流越来越多，急需建一幢接待外宾的用于学术活动的宾馆。但上海早已三令五申，不许建楼堂馆所，依靠国家拨款建立接待宾馆不可能，是否可用校友赠款来建宾馆呢？不妨一试。当时邓旭初向朱传榘先生建议：“管理学院的教育经费，每年都有相当款项下拨，虽不富裕，但不紧张，荣先生的捐赠，是否可考虑以下几点：1.建一个有长远纪念意义的建筑物；2.该建筑物是上海交大的急需；3.该建筑物是国家不可能投资的。如果同意这几点，可在交大本部建一幢“教师活动中心”。这个中心包括住房、会议室、演讲厅、餐厅等等。可作为国内外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之用。这个建议得到朱传榘先生的赞同。
建教师活动中心确定了，但海外校友的捐赠，是否可以接受，却是一个难题。接受国外捐赠，过去上级是不会批的，认为是有失人格国格。以前有海外校友要捐图书，向上级报告，打了回票，不准接受。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人们在观念上应有所转变。邓旭初认为校友捐赠是爱国爱校的表现，应理直气壮，向上报批。结果，终于批准了。于1983年10月12日正式开工，1985年9月29日落成。共用去180万人民币（学校出80万元，荣鸿元先生出100万元）。教师活动中心的建立，对接待国内外学者来校进行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教师活动中心成立后的十几年，一直在总经理张东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成绩显著，给教师许多便利，而且中心本身有相当大的发展，每年还交给学校可观的利润。这就是改革开放第一个接受捐赠的建筑物，也是建国后第一个接受外资捐赠的建筑物。
上海交大接受包玉刚和荣鸿元先生捐款建设校园，开辟了引进外资办学的新篇章，从此后，广大校友、友人为了交大的发展纷纷慷慨解囊。除了用包玉刚捐款的余额在闵行校区建了一座12000平方米的“包玉刚图书馆”
外，还有侨居日本的盛毓度先生赠建的“上海留园”，侨居新加坡的莫若愚先生赠建的“学术活动中心”；侨居英国的秦本鉴、孙秀莹夫妇赠建的“学生俱乐部——铁生馆”和“教工之家——铁生馆”；台湾殷之浩先生赠建的“浩然高科技大厦”；香港胡法光先生赠建的“光明体育场”；日本昭和女子大学赠建的“菁菁堂”（大礼堂）等。三中全会以来，上海交大接受海内外赠建各种项目折算成人民币约3亿元。所有这些赠建项目落成时，学校都在建筑物上立石碑铭刻“落成志”以表示永久的纪念。
现在任何一个经过上海交大的人，看到这些巍然屹立在上海交大校内的图书馆大楼、教师活动中心、浩然高科技大厦等捐赠建筑，再也不会伤脑筋去想有损国格或人格、爱国主义、卖国主义等等这些事了。侨商捐资办学，是爱国主义，我国鼓励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捐赠是对侨胞人格的尊重，也充分体现了祖国对侨胞爱国热情的珍惜。这种爱国主义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对今日为祖国建设大业出钱出力的海外中华儿女，同样也应铭记在心，把他们的名字铭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