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秘书 搜集情报
初次见到潘文郁后，张学良和他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很快张学良就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文郁，因为他的博学和见解让张学良不得不折服。潘文郁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他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张学良对潘文郁说，军队非常需要他这样的人才，问他愿不愿意到“剿总”司令部工作。潘文郁当即表示愿意为少帅效力。就这样，张学良把化名“潘东周”的他从北平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潘文郁从此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黎天才一向爱才惜才，他在“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任组长，把信得过的人安插在里面。潘文郁自然也是他信得过的人，他安排潘文郁当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可别小看这个官职不大的“中校秘书”，这个岗位几乎可供他毫无遗漏地获取“剿总”的军事情报。潘文郁如愿打入到“剿总”司令部的要害部门，为日后搜集重要情报创造了条件。
潘文郁打入到张学良身边后，北京特科交给潘文郁的任务一是争取张学良，二是获取军事情报。特科的同志叮嘱他，一定要注意隐蔽，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有鉴于被徐海东大败之事，张学良让黎天才替他搜集一些有关红军的资料，目的是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红军的内幕，找到制胜之道。黎天才很快想到了潘文郁，他知道潘文郁一定能完成此事，于是把任务交给了他。接到这项任务后，潘文郁紧急向特科作了汇报。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编写班子，把红军一些能公开的资料，诸如武装理论、建军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词条，按着词典的编纂体例，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
编完之后，潘文郁把这本小册子送给张学良审阅。张学良翻开手中这本小册子，先看了一下目录，再随便翻了翻里面的内容，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少帅特别高兴，他很钦佩潘文郁的能力。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真是不简单！他不知道，这是北京特科集体智慧的结晶。高兴之余，张学良给小册子题了序。不久这本小册子印出来了，下发给各部队作为工具书，张学良自己还随身带着一本经常翻阅。《匪情辞通》把红军的一些规章制度，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都写得详详细细的。张学良看后深受启发：怪不得共产党的队伍纪律那么强，怪不得共产党和老百姓关系那么好！
黎天才对张学良说，潘文郁是个“共党通”，以后要了解共产党的事，就拜他为师吧！经过黎天才的推荐，潘文郁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张学良的老师。
潘文郁给张学良当老师，首先讲的是《资本论》。要读懂《资本论》不是件容易事，要讲透《资本论》就更难。潘文郁讲解得很用心，他结合日军侵占东北的事实，把《资本论》讲得有理有据，入木三分。张学良学得也非常认真，听过之后对潘文郁更加敬佩。张学良不但虚心请潘文郁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很认真地听取潘文郁关于中共团结抗日的战线、方针和政策等的讲解。张学良开口闭口称潘文郁“老师”，当着别人的面也是如此。潘文郁赢得了张学良的尊敬和信任，也就获得了为党工作的便利条件。
有一次潘文郁给张学良讲课时，见张学良心情不错，就提醒他东北的许多流亡青年都热烈希望抗日；在此国难当头之时，更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自己的爱国者形象。正承受着“不抵抗将军”委屈的张学良，对此表示认同。潘文郁于是借机把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
刘尊棋与潘文郁同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过，作为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的记者，刘尊棋如果能顺利采访张学良，将对促进张学良反蒋抗日有利。在潘文郁的劝说下，张学良同意接受刘尊棋的采访，潘文郁于是和刘尊棋联系。当刘尊棋从北平赶到武汉见到张学良的时候，潘文郁正在给张学良讲课，张学良指着身旁的潘文郁给刘尊棋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
刘尊棋听后，会意地对潘文郁微微一笑。
1934年，国共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进入决战时期。与潘文郁一样，还有不少同志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这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集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拟在苏区根据地四周围架起三十道铁丝网和三十道火力封锁线。为了防止红军突围，还配备一千辆军用十轮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予以拦截，想一举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打入赣北第四行政区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中共特工莫雄出席了这个二百名军政官员的会议，且领取了两斤重的绝密文件、地图、表格，旋即交给他安插在保安司令部谍报科任参谋的项与年，由项与年从德安星夜送往瑞金。红军接报后，突然实施战略大转移，将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渡过于都河向西去，使国民党军前锋扑了个空，红军则抢在国民党军铁桶箍围之前撤出了有全军覆灭之虞的险区。
进入10月，反“围剿”战斗愈来愈惨烈。蒋介石军队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用于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这次“围剿”。北京特科的同志认为，从张学良的部队可以弄到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要潘文郁加强这方面的情报收集。
在第五次反围剿处于关键之时，潘文郁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传到苏区。这年10月，潘文郁将国民党军进攻红军的兵力布置、战役行动、团以上部队番号、军官姓名、防区分布等机密情报偷回家中，转交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多次不失时机地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与潘文郁提供的情报有直接的关系。
尽管在反“围剿”中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但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还致使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身在敌营的潘义郁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每天看到和听到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内心焦急万分，他一方面紧张地关注战事，一方面加紧搜集机密情报。
战事吃紧，情报显得更加重要。北京特科派杨青林专程到武汉秘密会见潘文郁，索要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
事关大局 不惜冒险
潘文郁无时不在关注国共双方“围剿”与反“围剿”的情况。近一段时间每天从报纸上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共党节节败退”之类的新闻。尽管其中有一些国民党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也不全是虚假的。从北京特科的战友那，他获知苏区红军屡战失利，此时敌兵已突破苏区外围，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广昌进犯了！战事愈是紧迫，就愈凸显情报的重要性。情报！情报！他真想把“剿总”所有的机密文件作为“炮弹”，都提供给红军呢。
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在查前几次“围剿”共军失败在情报上的漏洞。他们知道情报泄密，才导致一次次的失败。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中共能“用兵真如神”，起关键作用的是情报。1932年，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李明灏，以研究作战业务为名，从机要室偷出大批军用地图迅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使红军如虎添翼，毛、朱巧布神兵，出奇制胜，击败了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击毙师长李明，生俘师长陈时骥，瓦解了五十万大军进攻井冈山地区的第四次大围剿。国民党哪里知道，为共产党送情报的竟是剿匪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特务机关要查“内鬼”，潘文郁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杨青林此次到武汉，是北京特科新的负责人李光伟派去的。这此之前，特科创始人吴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继被调离了。事情起因是执行王明极“左”路线的“前委”竟提出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内部发展红军，与冯玉祥产生矛盾，双方合作失败。当时冯玉祥不让步，“前委”竟不顾战局，指责冯玉祥并发动群众罢工、罢市，举行反对冯玉祥的示威游行，进而公然喊出了“打倒冯玉祥”的口号，客观上配合了蒋介石、汪精卫蓄意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行动。蒋介石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调动了十五个师的兵力围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陷入内外夹击，孤立无援的境地。无奈之下，冯玉祥只好宣布下野。十几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最后只剩下方振武和吉鸿昌所部一万五千多人，又遭何应钦勾结日寇夹击，最终被彻底葬送。为此，中共上海中央局命令北京特科领导人吴成方、肖明和刘继曾前往上海说明情况。此后，北京特科领导被上级撤换，但考虑到潘文郁是由杨青林单线联系的，因此杨青林还留在北京特科。
杨青林与潘文郁接上了头，传达了上级要求尽快搞到敌人机密情报的重要指示。与杨青林暂时分手后，潘文郁心急如焚，他在思考如何才能尽快把情报交给杨青林。
回到办公室，看着面前的大量文件，潘文郁内心做着抉择，这些都是他经手的机要组机密军事情报，对激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都是有价值的。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抄写，条件不许可，不仅太慢而且容易被发现而暴露；如果能带回家让妻子廖素丹帮着抄写最好的。可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一旦被发觉，自己身份必然暴露，还会把妻子搭进去。可是，不带回家抄写，就不能尽快交给杨青林带回。怎么办？！
想来想去，最终他还是决定冒一次险。凭着在“剿总”的表现，他觉得有可能既把情报搞到手，又不被身边人察觉，更重要的是红军需要这些文件。趁着夜色，他把机密文件悄悄带回家，和妻子一起昼夜抄写。由于文件太多，黎明来临的时候，还是没能抄写完毕，而时间紧迫，杨青林又必须在这一天往回赶。怎么办？潘文郁夫妇非常着急。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潘文郁心一横，把抄写完的文件连同没来得及抄写的文件原件一股脑儿带去见杨青林。当他将情报交给杨青林时，杨青林发现了其中一份是原件，提醒了他。这是一份详细印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那是豫鄂皖“剿总”的核心机密，只发给“剿总”长官及直属的各厅、处、组。潘文郁手里那份是他负责存档保管的。他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反“围剿”的红军指挥官可以通过它确切了解敌人的兵力和分布情况；他也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只是文件长，来不及抄写了。为了反“围剿”的胜利，他顾不了那么多了。
“赶紧走吧！”潘文郁把抄写完的文件连同没来得及抄写的原件一起给了杨青林，其中包括那份重要的原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和杨青林一分手，他又赶回自己的办公室。正是这份机密文件，最终导致了潘文郁的暴露和牺牲。
身份暴露 少帅施救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杨青林带着情报离开武汉后，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侵占中央苏区，在江西缴获的部分红军文件中，意外发现有豫鄂皖“剿总”参谋处印制的国民党所属部队，团以上主要领导的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抄写本，这样绝密的军事情报出现在苏区，显然是“剿总”内部有人通共。
就在杨青林带着密件回到北平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毁灭性的破坏。1934年11月7日，秋冬的北京寒风飕飕。国民党出动大批军队和地方警察，在北京城内实行了大搜捕。
为了摧毁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进而几乎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北京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刘子奇、袁国振、陈红、鲁克明、冀丕扬、贺善培、宋兰坡、陈东阜、阮慕韩、沈一平、佟子实、李雪飞、姚文秀、冀文广、龙殿林、贺林、郝任夫、李澄之、隋灵壁、王慎明（王恩华）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经过紧张的侦审后，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被押解到南京。接着，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20多名北平特科的情报人员事后惨遭杀戮。这是继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共地下组织最为惨重的一次损失。
国民党搜剿春秋书店时的一个重大发现，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在这里搜出好几箱文件来，好多都是原件，都是武汉国民党剿匪总部的原件。此时敌人不但抓了一大批北平特科人员，还立即抄了他们的家。宪兵三团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的时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情报材料，其中就有潘文郁来不及抄的那份核心机密文件《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这么机密的一份重要文件，原件居然落到了中共特科手中，这使国民党特务大惊失色。文件到了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的手上，立刻层层上报，很快就上报到了蒋介石那里。老蒋得知此事后，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要彻查清楚，情报是怎样泄露出去的！
既然蒋介石下了令，下面哪敢不速查。后经国民党特务机关查实，这份丢失的文件是由潘东周保管的。本该在潘文郁负责保管的机要组的文件柜里，却跑到了北京特科成员的手里，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潘文郁是“共谍”。
蒋介石知道是潘文郁把文件“丢失”后，非常震怒。他急电张学良：“汉卿，你身边那个潘东周，是个共党间谍！”老蒋同时还把从北平查获的密件作为确凿证据发给张学良，硬要他把共谍潘东周押解去南京法办。
张学良和蒋介石曾结拜过兄弟，关系本来非同一般。正因为这样，张学良和蒋介石相处可以随便些。在潘文郁一事上，张学良一方面不愿意被人指责他赏识和重用的人通敌，说他用人失察；另一方面，他又惜才，加上和潘文郁相处这么久两人之间有了一定的友情。张学良重义气，事发后，他对黎天才说：“我张某从不出卖自己的部下。”因此在事情还没查清之前，他想保护潘文郁。正好他要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于是他答应蒋介石带上潘文郁去南京。潘文郁随张学良到了南京，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国民党四中全会期间，国民党一边开会，一边派人审讯潘文郁。会后，当张学良得知潘文郁的嫌疑虽然很大，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中共卧底，案件还在调查中。于是，他又把潘文郁带回武汉。
可是，当张学良将潘文郁带回去不久，蒋介石又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并且催促张学良抓紧结案。张学良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想保住他的性命。
当南京方面又来电催促他交送潘文郁的时候，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求从宽处理潘文郁：“总裁，潘东周这个人通6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能否看在他才华横溢这一点，留他一命，让他为党国效力。”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防止特务暗杀潘文郁，张学良命人从机要组办公室把正在工作的潘文郁带走，保护性地限制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里。张学良嘱咐手下，在食宿上要给予潘文郁方便，相对给些人身自由。东北军的人心里都清楚，少帅这样做是想保潘文郁一条命。
潘文郁出事，另一个很紧张的人是黎天才。黎天才之所以很惊恐，因为潘文郁是他向张学良举荐的；而且自己担任机要组组长，是潘文郁的顶头上司，如果深究起来，自然脱不了干系。潘文郁被限制自由后，想回家去看看，以便把境况告诉家人。他向黎天才请假。
黎天才有点犹豫，担心潘文郁会借机逃走。黎天才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毕竟潘文郁是蒋介石要的人，如果潘文郁脱逃，他无法向张学良交代，张学良也无法向蒋介石交代。尽管事关重大，考虑到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权衡了潘文郁的为人之后，黎天才最终还是批准了。
获准回家后，潘文郁把事情告诉了妻子廖素丹和弟弟潘薪传。知道他的境况后，妻子和弟弟都为他担心。两位亲人都劝他：“蒋该杀（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你的，趁少帅不忍心加害于你的时候，赶紧逃命吧！”潘文郁摇了摇头，他表示自己不能跑。
潘文郁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抓紧最后的机会与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子团聚。当时他的大儿子三岁，小儿子刚满一岁。最后，他挥泪告别家人，嘱咐妻子：“我走后，你赶快带着儿子回湖南老家躲避。”然后，他与弟弟诀别。把这一切都交代好后，他心里觉得轻松了许多，迈步返回了关押地——张公馆。
一直担心潘文郁可能一去不复回的黎天才，见他准时回来了，悬在半空的一颗心这才落了地。潘文郁守信回来，让黎天才很是感动。潘文郁理解黎天才的心思，对他说：“我不会跑的，我跑了让你承当，那不是人做的事！”
黎天才把潘文郁按时返回以及所说的一番话汇报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气节与品德。少帅当即提笔给潘文郁写了一封信，安慰潘文郁不要惊慌，安心在张公馆住着，并表示他会尽最大的努力解救他。
再遭出卖 从容就义
在张学良的努力下，事情拖了近一个月，南京方面没有再催办潘文郁案。可就在张学良看到曙光的时候，被捕的原北京特科成员杨青林经不住酷刑的折磨，最后还是投降叛变了！他向国民党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供认：潘文郁并没有真正脱离中共，他的真实身份是北平特科的情报人员。杨青林不但供出了潘文郁是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谍工，还说他自己就是与潘文郁单线联络的人，潘文郁曾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给他，通过他再送到中共的决策机关。
杨青林这样一招供，使潘文郁的身份彻底暴露。本来还有一线希望，就单单只是那一份文件，没有叛徒供出他的话，或许还有转机，杨青林的出卖，让张学良等人的努力最终化为了泡影。
手握确凿证据后，蒋介石大怒，火急手书电报，要张学良将潘文郁立即逮捕监禁。电文大意是：据驻北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鄂豫皖“剿匪”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逮捕。电报中蒋介石限令张学良将潘文郁迅速处决，将涉嫌的黎天才等一并押解南京待审。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还寄希望于蒋介石开恩，他复电蒋介石请求宽恕潘文郁的罪行，他重复过去说过的：“这个人精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可以改造为我所用”。蒋介石对此不为所动，又接连打来几份电报。老蒋在催促速办此案之外，还斥责张学良疏于防范和执法不严，并指定要由参谋长钱大钧亲自监刑。
爱才的张学良对潘文郁下不了手，他电复蒋介石，再次为潘文郁求情。这一求情，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张学良见蒋介石铁了心要杀潘文郁，知道这回潘文郁难以幸免，心里很难过。无奈之下，只得面见潘文郁，对他说：“委员长发脾气了，他的脾气很厉害，我实在无法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
重返虎穴的潘文郁，早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事情发生后，潘文郁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想了很多。现在为理想献身的这一刻就要来临，潘文郁对张学良说：“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说的话。”张学良惋惜地看着潘文郁，点头同意。按潘文郁的要求，他让手下为他准备好纸和笔。
潘文郁有很多话要说，他一夜未合眼，奋笔疾书到天亮。
这一夜至通宵，潘文郁写了3万多字的自述，说明其脱党以后的精神痛苦，并再次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的经过。其中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等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因为他是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的，自述中对累及黎天才表示遗憾。
放下笔，他朝家乡襄阳东津湾镇的方向眺望。少小离家闹革命，虽很少回去看家乡父老，但心里对家乡那份热爱之情却一刻也未曾减少。此时，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潘文郁长叹了一口气——他有点遗憾，因为马上要离开人世，所学和志向来不及再回馈家乡和革命事业了。
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张学良看到了这份自述。对潘文郁的人生经历和临危不惧的态度，张少帅既佩服又感动，但他未敢保存这份自述，最终还是将它销毁了。
这天黄昏，年仅29岁的潘文郁走出张学良的官邸，从容地走向刑场。据目击行刑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事后描述，潘文郁赴刑场的时候非常从容、镇静，面不改色，把双手向后一背，示意刽子手捆绑。然后，他转身，面向对准自己的枪口，视死如归。枪声响了，一个红色特工牺牲了！潘文郁被害几天后，蒋介石派人前往武汉暗访，证实“潘东周”被处决，这才放心。
事后，张学良曾心情沉重地感慨道：“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正因如此，他力保另一位朋友黎天才，黎才没有遭受蒋介石的毒手。这位黎天才，后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没过多久，没有利用价值的叛徒杨青林被国民党枪毙于南京雨花台，同时被杀的还有特科成员刘子奇等人。国民党对北京特科成员及其家属百般摧残，刘子奇的妻子陈红在监狱临盆，产后惨死狱中。
潘文郁的妻子廖素丹遵照丈夫的嘱咐逃回湖南老家避难，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她深为潘文郁的安危担忧。不久，还是传来了潘文郁牺牲的消息。她得到丈夫被枪杀的噩耗后，当即大口吐血而昏倒。苏醒过来后，她决定去为亲人收尸。亲友们认为这个时候去很危险，但她不顾安危，连夜赶往武汉收尸。
廖素丹知道潘文郁与张学良的关系，深知杀潘文郁是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还是念旧情的。所以到武汉国民党“剿总”后，便直接要求见张学良。也许是对处决潘文郁深感惋惜和不安，张学良没有出面，派副官接见了廖素丹。张学良的副官告诉廖素丹，潘文郁的尸首已被南京来人收去了。本来潘文郁临刑前，写了一个通宵的文稿，也许这份自述可视作他的遗书。但对于潘文郁的遗书，张学良的副官只字未提。所以潘文郁遗书写了些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个谜。
未能保住朋友性命，张学良深怀惋惜之情，他吩咐副官赠给廖素丹一笔钱，让她回老家抚养儿女。廖素丹含悲忍痛，拉扯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为了生计，她当过清洁工、保姆、店员、保管员和小学教员等，生活拮据时，她把家产，包括结婚时潘文郁送给她的纪念物都变卖了，苦撑到武汉解放。
潘文郁牺牲后，中共方面也是深感痛惜。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非常悲痛，他用“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这十个字评价潘文郁短暂的一生。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武汉解放后，廖素丹被军管会安置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后来调到湖北省保育院托儿所工作，病逝于1976年。
十年浩劫结束后，幸存下来的吴成方希望上级搞清楚“北京特科”以及潘文郁的情况。公安部史料征集办公室牵头，北京市公安局历时7年，终于查清了潘文郁许多不为人知的壮烈经历。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牺牲53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根据国家安全部的意见，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