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小民革” 团结抗日
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恶化，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于1941年初，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歼新四军九千多名官兵，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取消新四军番号，审判叶挺军长的命令。
“皖南事变”后，为了尽量减少党和进步力量的损失，中共南方局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在白区工作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准备在重庆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配合党的工作。因为王昆仑特殊的身份，他既是受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中的著名人士，在国民党中有较高的地位。1941年夏，在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的指导下，王昆仑、许宝驹和中共代表王炳南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共有18人参加成立大会，王昆仑、许宝驹被推为主要负责人。最初，该组织叫“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称“小民革”）。
“小民革”是一个秘密组织，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参加人员中，既有中共党员，又有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因此，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小民革”的工作重点是：团结国民党内愿意进步的人，把他们争取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反对民主的情况下，利用它的成员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和置身敌人内部的有利条件，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国民党内政治倾向较好的上层人士上，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同时，还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深入了解，并及时向党汇报。同时，努力协助国民党民主派的活动，配合中共进行各方面的政治工作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小民革”成立后，成员不断增加，到1945年召开“小民革”盟员大会时，成员达到200多人，王昆仑主持盟员大会，并作了宣传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了王昆仑、屈武、曹孟君等21人为中央委员。为了保密，中委们都使用代号，王昆仑的代号是冈，所以，也有人称他为冈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王昆仑等考虑到盟员的身份特殊，开会场所要较隐蔽，于是把开会地点选择在中苏文化协会王昆仑家、许宝驹所在的中国实业银行、领事巷10号康家公馆、阎家老店、罗静宜宅等。
阎家老店，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阎宝航的住处。阎宝航，字玉衡，汉族，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望台乡小高丽房村。1918年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8年4月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得到程砚秋、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支持。1921年，被基督教奉天青年会聘为青年部干事。先后组织“星期三会”、“启明学社”等团体讨论新文学，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
1925年6月阎宝航在沈阳组织学生2万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当时的阎宝航不仅是张学良将军的挚友，也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好友。阎宝航夫妇十分好客，他家是东北流亡人士的接待站，人们都称之为阎家老店。王昆仑非常清楚，由于阎宝航特殊的人脉关系，在他家开会一定非常安全，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他家开，且阎氏夫妇都会热情接待。
“皖南事变”以后的一段时期，很多人对抗日战争的未来，对中国未来感到非常迷茫，重庆的政治空气异常沉闷。为此，中央南方局决定在重庆寻找一条新的政治形式，给异常沉闷的重庆带来一点活力。王昆仑与其他党内人员和国民党左派商量，决定成立民主同志座谈会，座谈会只谈国内时事，参加人员多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参加者允许带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参加，但要确保所在者在政治上安全，不会出卖朋友，同时，拒绝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参加。第一次参加的人员有：王昆仑、邓初民、高崇民、阎宝航、许家驹等十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增加到一百多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收到了中共南方局和党中央的好评。
在座谈会的基础上，1943年9月，王昆仑又与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等10人筹备建立了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初，“民联”开始秘密吸收会员，并起草《政治主张》和组织章程等文件，王昆仑参与了其中大多数工作。1945年10月28日，“民联”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宣告“民联”正式成立。“民联”积极开展争取国民党内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多次举行了座谈会和宴会，邀请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士以及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共商民主和救国大计，在重庆上下产生了重要影响。
妇唱夫随 钟情红楼
上文提到，由于相同的革命志趣使得王昆仑和曹孟君结为夫妻，并在战火纷飞的武汉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结婚后，夫妻两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9年底，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的双重压迫下，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军事攻击，在国统区制造文化摩擦，逮捕迫害中国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民主人士，查禁书刊，查封书店等。那时，共产党的多数进步刊物都被查封。当时最具权威的进步妇女刊物《妇女生活》也未能幸免于难。自从王昆仑妻子曹孟君接办的《妇女生活》被查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这样一块战斗阵地。在周恩来的号召下，王昆仑支持妻子曹孟君接受邓颖超交给她创办一个公开的进步妇女杂志的任务。1943年元旦，《现代妇女》正式创刊，刚开始创刊的《现代妇女》困难重重，基本出于“三无”境地：没有经费来源，没有稿源，没有办公地点。王昆仑积极通过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出面，从经费、稿源以及人力诸方面给予大力的帮助，如把中苏文化协会妇委会的活动室腾出来，借给《现代妇女》办公等。就这样，在《妇女生活》被查封后，一份进步的妇女刊物又在陪都和读者见面了。该刊不仅刊登了大量的有关我国妇女抗日救国、争取民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进步稿件，而且每期都刊登介绍苏联妇女、儿童的稿件。《妇女生活》的创刊不仅圆满完成了中央南方局交给的任务，而且还使王昆仑一举成为有名的红学专家。
早在王昆仑在北大求学期间，王昆仑就非常喜欢《红楼梦》，经常与当时在北大教书的胡适先生谈论《红楼梦》，且经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现在妇女》创刊后，1943年春天，妻子曹孟君很想在《现代妇女》上发表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曹孟君希望丈夫王昆仑写点稿子，于是，王昆仑又开始重读《红楼梦》。1944年，王昆仑开始以“太愚”为笔名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红楼梦》的论文。代表性的有：《花袭人论》、《晴雯之死》、《李纨与秦可卿》、《大观园中的遁世者》、《政治风度的探春》、《平儿与小红》、《王熙凤论》、《贾宝玉的直感生活》《贾宝玉的逃亡》、《林黛玉的恋爱》、《黛玉之死》等19篇，1948年1月由国际文化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写《人物论》，不是一般的消遣写作，而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与国民党进行战斗的另一种形式。《人物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党当权者。如在分析王熙凤时他指出，“凤姐自己是荣府这一家庭的当权者，同时也就是这一家庭贪污盗窃弄权的首脑。她使用着自己的特权，剥削这全家的利益，无怪乎贾府一般子弟、奴仆及至婆子丫环们都各自营私、各舞其弊，纷扰与罪恶层出不穷，怎么可能去执行任何有利于家庭的统治管理计划呢？”这些话语，分明是影射国民党反动派的首脑以及一大批贪官污吏。
在剖析贾母时，王昆仑写道：“高高在上权威者就是需要下边表扬一套忠呀孝的把戏来得到娱乐。至于久而久之，习于此，脱离地面，高居顶端，就自以为金光明亮，万岁千秋了。至于王熙凤与贾琏疏通了鸳鸯，盗卖贾母所藏成箱的金器，那都不是贾母所能知道的，更不用说其他了。”这些论述无疑是指向当时国民党最高专制独裁者。
自从王昆仑的第一篇《花袭人论》发表后，重庆的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都在传阅，都在猜测太愚到底是何人？此时的重庆，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周恩来于当年5月24日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周恩来行前秘密召见了“小民革”的核心成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要时刻注意蒋介石在重庆制造更大的恐怖活动。最后，他对王昆仑说：“我很快回延安了，我要把你写的有关红楼梦人物的文章带回去，给延安的同志们看看。”并告诉王昆仑，毛主席非常喜欢他写的红楼梦人物的文章。
重庆谈判 主席接见
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对于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以王昆仑为代表的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都清楚。他们认为，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无异于当年刘邦赴鸿门宴。因此，王昆仑及一些著名民主人士不希望毛泽东冒此风险。蒋介石也不希望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破坏和平建国的罪名栽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为了揭穿蒋介石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共产党是热爱和平的，为了祖国的明天，不计较个人得失，决定派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8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的陪同下，亲自拜访了阔别近二十年的宋庆龄先生，王昆仑被邀参加会见。当周恩来向毛泽东引见王昆仑时，毛泽东紧握他的手连声说：“久闻大名，久闻大名……”。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特地在自己的住处——桂园会见了王昆仑和小民革的同志。毛泽东征询大家对重庆谈判的看法，王昆仑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首先发言说：“对蒋介石其人，我还是了解一些。他这次邀您来是不会怀好意的。……从我切身的体会来看，蒋介石是不可信的，他三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因此，我认为和谈是没有希望的，即使谈成了，国民党当权派也不会给共产党实权的。”毛泽东说：“中共的决心下定了，这就是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和谈成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苟能求全，不惜委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作了长谈，二位先生都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他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出戏就大有价值了。”
会谈中主席还亲切对王昆仑说：“我读过你的《花袭人论》和《晴雯之死》，很有新意，是反我们校长胡适先生的。”王昆仑惊讶自己在抗战时期重庆写的文章，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居然读过。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说：“他回延安的时候，给我带回了不少精神食粮，其中包括你的文章。我认真读了，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晚上，毛泽东在红岩村宴请大家后谈兴未尽，又将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留下，一直谈了个通宵。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在其它中共领导人面前也多次公开表扬过王昆仑。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在曾家岩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接见了他阔别十九年的诗友柳亚子，王昆仑再次作陪。对此，他铭记在心，多年后，还写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再次对毛泽东雄才大略顶礼膜拜。
统一战线 建国功臣
重庆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之后，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在国统区蓬勃开展，蒋介石对此异常害怕。国民党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宪特在全国各地镇压民主运动。1946年，仅在重庆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血案”。
沧白堂事件是国民党特务蓄意制造的破坏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事件。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在重庆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了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地进行，重庆各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从1月12日到27日由该“协进会”组织共召开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大会从第四次起改在重庆沧白堂举行，每次到会群众均在千人以上，最多达三千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的召开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从1月16日到19日，当局连续派遣特务跟踪威胁到会的政协代表，并且扰乱会场，谩骂、殴打会议主持人、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打伤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人。
较场口血案是1946年2月10日发生的。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促使5项决议贯彻实施，2月2日，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发起，定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推选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陈立夫召集方治、叶秀峰、王思诚等人开会，密谋破坏。10日晨，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成员吴人初（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等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了特务打手，周德侯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也被打伤。
由于王昆仑身份特殊，王昆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两次活动，但是他的夫人曹孟君却是这两次群众大会的主要负责人，因此，也间接见证了这两次血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特务暗杀后，冯玉祥将军感到与蒋介石的理念完全不同，一怒之下借出国考察水利为名，到美国去了。冯玉祥将军出国时，王昆仑的处境已经很危险。1947年2月，蒋介石集团悍然宣布要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从而彻底关闭了和谈的大门，王昆仑的处境更加危险。王昆仑计划与夫人曹孟君先去香港，再择机赴解放区，于是以申请赴美国考察为名，暗中购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不料，临行前被特务发现，只好退票。1947年秋，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将王昆仑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小民革”领导机构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周旧邦去上海通知王昆仑。得到情报后，王昆仑先是住进了上海仁济医院躲避，接着又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孙科称自己的胃病严重，在国内难以治愈，希望去美国治疗。在孙科的干预下，国民党政府同意了王昆仑的要求。
因为是几次群众活动的组织者，王昆仑的妻子曹孟君也上了国民党的暗杀名单，王昆仑无法为她弄到前往美国的护照，只好与她暂时告别，于1948年1月19日，携女儿王金陵去了美国。曹孟君则在好友李剑华、胡绣枫的帮助下隐蔽起来。
1948年2月，王昆仑经旧金山到达纽约。先期到达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在吴茂荪、赖亚力和王枫等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有成员200多人。王昆仑抵达美国后，被安排协助冯玉祥将军开展工作。1948年，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的再三要求下，要将冯玉祥将军驱逐出美国。冯将军看到国内人民解放军即将赢得胜利，决定尽快回国，王昆仑也想与冯玉祥将军一道回国，但由于办不到离开美国的出境证明，因而不能与冯将军同行。后来，王昆仑几经周折，于1949年1月回到东北解放区。
2月25日，王昆仑与35位民主人士一起抵达北平，受到了热情接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王昆仑在第一届政协会上被选为政协常委。开国总理周恩来在组阁时再三斟酌，想让王昆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做外交方面的工作。王昆仑感谢党组织的信任，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外交部工作，他坦诚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没有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还是委任更合适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当外交部长的助手吧！”周恩来试图说服王昆仑，可王昆仑完全从工作出发详细剖析了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为王昆仑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感动，若有所思地说：“那你就当不管部部长吧！”
当时的各民主党派，联系着各界人士，联系着散落在社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八个党派之首是“民革”，“民革”影响其它党派。因为“民革”联系的对象是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包括350万人的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800万军职人员。把这些人安置、教育、改造好，是建设新中国建设最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重视“民革”的工作。王昆仑恰好是“民联”的发起人，“民联”、“民促”、“民革”合并后，王昆仑被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为了宣传对台政策，团结在台湾的爱国民主人士，促进祖国统一，在王昆仑等的提议下，“民革”中央常委会于1956年4月25日创办了《团结报》。后来近三十年的生活，王昆仑一直从事政协工作，活跃在统一战线上。
1984年，82岁的王昆仑因病住院治疗，1985年2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往医院探望。同年6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住院作健康检查，与王昆仑为邻，二人回忆往事，增添了不少乐趣。6月22日，邓颖超出院前，亲笔题写“多年战友，数日芳邻”赠与王昆仑，并祝愿他早日康复。1985年8月23日，王昆仑病重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