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
A
谈起日本总有说不完的话。
但若幻想用理论的方法把话说清楚，往往又只是徒劳。
日本的问题千头万绪，大幅简化，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投身亚洲还是背叛亚洲。
但是话未出口，似乎就听见了中国人惯用的反唇相讥：少来这一套！亚洲怎么啦？我们就是亚洲！
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强调“人民”的意味时的遭遇一样：人民怎么啦？我们就是人民！……于是在那个所谓思想解放的时期，我们无法讨论人民与底层的立场，与特权阶层的挫折并不相同。
言及日本，莫谈理论，还是讲个真实的故事。
1972年脱离日本辗转抵达阿拉伯地区，决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小批日本青年——他们为自己命名为阿拉伯赤军——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的战斗序列，首先接受游击战训练。在贝鲁特的海中进行游泳训练时，不幸发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战友桧森孝雄为护送遗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参加以后的军事行动。
当时25岁的学生桧森孝雄，从那一天开始了他孤胆的抗议活动。一直到54岁辞世，他持续了30年之久的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绝食抗议、游行静坐、宣传救援，最后选择54岁那年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这一天，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海鸥广场烧身自杀。
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
我感到，为解放而组织起来的巴勒斯坦的人们，是我近处的友人。日本正在急于增强侵略战争的体制、变成非常危险的国家。但是，追究侵略战争责任谋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亚洲并不少见，我也一直希望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世界，却带来了比古代残酷得多的侵略与屠杀的时代。作为人最真实的、彼此开怀和分担痛苦之心，正被残忍地践踏蹂躏。
对以色列及其后台美国、还有充当他们盟友的日本进行的抗议，虽规模小但在日本持续着。我也要参加其中，成为这抗议的一员。
《水平线的彼岸》，东京风尘社2005年
去年（2010）岁末，我带着女儿，站在了海鸥广场。
一位白发蓬乱的桧森孝雄的昔日战友，声音哽咽地给我们讲解，指点着烧身抗议的位置和细节。确定位置的地标，是一棵从香川县移植的橄榄树。
原来，桧森孝雄就背靠着这株树，如依偎着他献身的巴勒斯坦。在东京湾吹来的夜风中，他的战友告诉我，遗体烧成了焦炭，但只有前胸一小块皮肤未烧。后来在检察遗体时人们才发现：桧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贴肉缠在身上以后才来到海鸥广场的。那一天他扑倒后，只有胸前的一块皮肤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来，如留下了一个尚未解读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谏的——日本的方向。
我以为，那也是中国的方向。
B
明治的时代，孕育了诸多日本的“志士”。值得重新俯瞰他们思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主导了那以后日本的走向，甚至以变种的形式，潜在地影响着今日的中国。
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因思想激进触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写下启蒙的《狱是帐》。但是他的发愤之作，却一面教导对俄美列强的恭敬、一面宣言对中朝邻国的野蛮：
既与鲁西亚或亚墨利加一旦缔约，决不可因我破约而失信与戎狄……滋养国力，使易攻取之鲜满支那顺从……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鲜满夺以填偿之。
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福泽谕吉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成为帝国并实现殖民主义、吞噬弱小亚洲的“穷亲戚”。
为今日谋……不可犹豫于邻邦……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其与支那朝鲜交际之法……径以西洋人待此之风予以处理可也。
脱亚入欧，成了一个古怪的谜谶。日本至今对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结论。但是中国朝鲜却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只要不放弃脱亚入欧的方向，就得不到亚洲的信任，就永远都是“加快复活军国主义和狼子野心不死。”
也许今日的中国，正朝着明治日本的老路举步。今日重提阿拉伯赤军孙大圣，只缘脱亚入欧的妖雾又重来。
批判只有在矛头敢于对准自己时才称得起批判——如我们对待日本，解剖的手术刀必须对准大中华的天朝帝国思想。已经应该指出：在今日的中国，至少在一个个精英的圈子，在他们的忧国宏论之中，游走着、甚至疯狂泛滥着一丝与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相似的声音腔调。
在今日繁衍的精英里，在天下己任的“士”中，方兴未艾的大国主义和对亚洲弱小民族的歧视，正如一种致命的癌，于无声处，悄无声息，向着中华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脑——危险地传染。
举例则纸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须说：
如何对待亚洲“还没富起来”的弱小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地盘之内“非我族类”的人民——才是中国人特别是精英们在大搞南水北调、重划省区、低碳环保、亚丁护航、海岛争端等大功伟业之前，先要从零学起的头等大事。
黄晓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也许是关于天下国家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分析。他说：“天下国家观，也有人称之为文明国家观，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这也许是亚洲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含意。”
这一思路源自顾炎武的思想。顾炎武预言般地、最早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
易性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这简直是一篇摒除狭隘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宣言！但是，既然远见卓识被放逐于书卷而不得实施，时至如今就变做了不祥的谶语。恐怕，“亚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汹汹的历史活剧上演之际，伴随着的，也许将是恐怖的流血，与无边的遗恨。
C
我在日本时，也曾度过与黄晓京近似的艰难时光。后来在写作关于日本的随想录《敬重与惜别》时，又直接与他深谈，得到过许多的教益。他编纂的明治初期汉诗，出自众多的日本精英与思想家之手，虽然中国人读着会觉得太乏诗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但字里行间描画的，确实乃是骄狂活跃在那个时代的、脱亚入欧的野心。
如同某种形式和思想的对立，阿拉伯赤军的成员留下的，不是汉诗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
如重信房子在狱中出版的短歌集《把茉莉插在枪口》。其中满满记下的，是他们青春作伴的斗争剪影、以及一股徘徊于短歌行间的、献身被剥夺与被压迫的亚洲人民的忠诚。然而，最为令人震惊也最发人深省的，乃是如下一首短歌。
パレスチナわがまほろばのれゆくのみしジェニンのよ
（巴勒斯坦，我的美之家园，正坍塌崩溃，唯天穹高高，杰宁的街镇哟）
抄录日文原作并把粗浅的释意写在括号里，不仅为了让大方之家能依据原文审断，也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译法。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不仅难在格式的生疏、不仅难求语词的对应﹔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对于其中一个含义重大的古语——まほろば的解释、强调和意味的传达。
まほろば一词，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大和”的同义词来接近，但又不能译它为“大和”。它有“理想国、和平乡、净土、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家园”等寓意。它属于日本的私密，并不能与人分享。唯作者能发奇想，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个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此一笔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闻，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过高。
是的，成为日本的狭隘爱国主义象征的大和理想乡，已被置换为巴勒斯坦、置换为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他者，包括亚洲。在我们毫无察觉之际，日本的先驱者，早已朝着“亚洲”这一方向，迈出了他们的步伐。
问题留给了中国。
对于我们的国人而言，这样的问题存在吗？
所以我想说——
与那些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不同，更与孪生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两样﹔面对日本，我们并不想彼此确认民族主义。我们想做的是——把桧森孝雄、冈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满是遗恨的胸中，怀着对烈士的追悼之意，一同探求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纳尔即国际主义的道路。
2010年11月9日在日本讲演
2011年2月16日再改于北京
选自《上海文学》2011年第5期
